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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治丧期间,姚文元特别强调突出集体领导,而且特别注意维护江青的形象,千方百计在新闻照片上做文章。追悼会上“五人照片”却使杜修贤坠入历史的困惑之中。本文摘自《红墙里的瞬间》(杜修贤口述 顾保孜执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书部分章节,讲述中南海红墙内的摄影师杜修贤在60-70年代的一段特殊经历。
一
我到毛泽东主席身边摄影,是1970年春季的事。这之前我一直是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记者。
我到毛泽东身边照相,完全出自一个偶然的机会。1970年春季和以往春季一样,是外事大忙季节,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要经常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这次他来到会见厅,不等其他记者到场,突然对旁边的负责人说:“老杜手快,叫他来照。”
就这样,命运便把我带到毛泽东身边,成为他的专职摄影记者,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全国人民又一次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之中。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每天轮流为毛泽东守灵,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拍摄追悼场面的照片。
姚文元在毛泽东追悼活动开始时,就郑重其事地指示我:“拍摄新闻照片要突出集体领导。每天守灵的政治局常委要注意拍全拍好。”
我等一天拍摄的照片全冲洗出来,往往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
姚文元这时一般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一边看我送去的照片,一边和我谈照片存在的问题。突然姚文元皱了眉,用遗憾的声调问我:“怎么这张上也没有江青守灵的镜头?”
“她今天没有来,我等了好久……没拍上。”后一句我没有说出来:听说她在17号楼打牌。
姚文元离开办公桌,双手反背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沉默不语来回踱步。
“主席吊唁期间,她应该在那里守灵啊!不过七八天的时间……唉!老杜,你能不能找一张第一天守灵的照片再发一遍?”他着急中带着几分无奈的苦恼问我。
“再发一遍?可能不合适吧,时间间隔得太短……”
“那怎么办呢?几天没有江青的守灵镜头,群众会有看法的。不过七八天的时间。”
我心想,重发一次更糟,群众的注意力一直就停在江青哗众取宠的蒙头盖脸的黑纱上,照片根本就无法掩人耳目。
不过最终我还是按照姚文元的意思,将第一天发过的照片送给姚文元审发。也不知姚文元担心重发照片的严重后果还是由着江青的性子自由“发展”,他最终没有签发照片。
二
不被人注意的细节,又被姚文元注意了。吊唁活动的第五天,我拍了一张政治局委员和前来吊唁的外国大使握手的照片。画面中的外国人是背着身,七八个委员是正面纵队排列,为了能将他们每个人的脸都拍清楚,我特意跑到侧面拍摄,这样人的脸就拍全了。
姚文元的眼睛很挑剔,一连对这张照片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华国锋的头挡住了王洪文的脸侧面;第二,王洪文的表情不好,好像没有精神;第三,远处毛泽东的遗像有点模糊。
他问我还有没有同样场景的照片?我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想两张照片重新剪辑。将王洪文好的镜头和这张里的王洪文重新更换。
我知道他懂一点暗房技术,照片是可拼接的。就答应回去试试看。心里倒是希望那张照片和这张大小不成比例。可是回去一看,不仅能接,而且还天衣无缝。因为同一角度拍摄的照片是很容易“偷梁换柱”的。
一张照片我们竟花费了四张底片重新拼接,才制成了让姚文元满意的照片。
我不愿再做这种亵渎新闻真实的拼接事情,干脆我每次送审只带要发稿的照片,而且只带一张,让他没有更多的挑选余地。
姚文元表现出深刻的精明。他发现我在骗他,就含而不露笑着对我说:“老杜,你是中南海里出了名的‘快手’,主席吊唁大厅里你们还派了不少摄影记者,照片应该越拍越多。怎么会越来越少?老杜,你没贪污吧?”
三
9月18日下午3点,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正中央架设的追悼会主席台子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轻的脸上挂着和年龄不相称的凝重和悲伤,今天这位最年轻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华国锋站在王洪文的右侧,他要在百万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浓郁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
叶剑英立在华国锋的右侧,老帅此时的心里最为痛苦,短短大半年里,出生入死的“老伙计”们一连走了三个,连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毛泽东主席也走了……他扯着衣角,凄凉的情绪从他每个纹路里自然地流泻出来。
张春桥“以不变应万变”的表情依然是阴鸷古怪。他站在王洪文的左侧。他的左侧就是叫人看着别扭的江青,她裹了一身的黑色,据说这是阿根廷“庇隆夫人”式的丧服。黑纱把她的脸遮小了一圈,极不协调地站在这排人里。
在默哀3分钟里我就开始构思怎么拍摄追悼照片,副主席的合影要登一张,政治局常委的镜头要有一张,然后还要有一张政治局委员的合影,江青怎么办?按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应该照一张单独的,可是我不想照她单独的照片。这时我是站在城楼的东面,我等会儿到城楼的西面,将江青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就可以不再发江青单独的照片。
哀乐一结束,我就跑到叶剑英的西侧,由西向东拍摄,这样叶剑英的人像最大,其二是华国锋,而江青人像最小。我又拍摄了一张三位副主席的合影和其他领导人的合影。
当天晚上,我去姚文元那送审照片时,还担心他会指责我拍摄的“五人照片”为什么把华国锋拍那么大,而江青那么小。
出乎意料,姚文元倒是没有关心华国锋的人像大小,而是关心江青的形象。“怎么不选江青单独的照片?”
“我没有拍她单独的,你不是在开追悼会前告诉我,叫我注意突出集体领导……”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强词夺理”。
姚文元没好气地打断了我的话头:“好了好了,就这样发吧!”
9月19日,追悼会的照片见了报,整整一版,江青只挂在4个常委的后面。
(摘自《红墙里的瞬间》)B⑤
一
我到毛泽东主席身边摄影,是1970年春季的事。这之前我一直是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记者。
我到毛泽东身边照相,完全出自一个偶然的机会。1970年春季和以往春季一样,是外事大忙季节,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要经常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这次他来到会见厅,不等其他记者到场,突然对旁边的负责人说:“老杜手快,叫他来照。”
就这样,命运便把我带到毛泽东身边,成为他的专职摄影记者,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全国人民又一次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之中。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每天轮流为毛泽东守灵,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拍摄追悼场面的照片。
姚文元在毛泽东追悼活动开始时,就郑重其事地指示我:“拍摄新闻照片要突出集体领导。每天守灵的政治局常委要注意拍全拍好。”
我等一天拍摄的照片全冲洗出来,往往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
姚文元这时一般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一边看我送去的照片,一边和我谈照片存在的问题。突然姚文元皱了眉,用遗憾的声调问我:“怎么这张上也没有江青守灵的镜头?”
“她今天没有来,我等了好久……没拍上。”后一句我没有说出来:听说她在17号楼打牌。
姚文元离开办公桌,双手反背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沉默不语来回踱步。
“主席吊唁期间,她应该在那里守灵啊!不过七八天的时间……唉!老杜,你能不能找一张第一天守灵的照片再发一遍?”他着急中带着几分无奈的苦恼问我。
“再发一遍?可能不合适吧,时间间隔得太短……”
“那怎么办呢?几天没有江青的守灵镜头,群众会有看法的。不过七八天的时间。”
我心想,重发一次更糟,群众的注意力一直就停在江青哗众取宠的蒙头盖脸的黑纱上,照片根本就无法掩人耳目。
不过最终我还是按照姚文元的意思,将第一天发过的照片送给姚文元审发。也不知姚文元担心重发照片的严重后果还是由着江青的性子自由“发展”,他最终没有签发照片。
二
不被人注意的细节,又被姚文元注意了。吊唁活动的第五天,我拍了一张政治局委员和前来吊唁的外国大使握手的照片。画面中的外国人是背着身,七八个委员是正面纵队排列,为了能将他们每个人的脸都拍清楚,我特意跑到侧面拍摄,这样人的脸就拍全了。
姚文元的眼睛很挑剔,一连对这张照片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华国锋的头挡住了王洪文的脸侧面;第二,王洪文的表情不好,好像没有精神;第三,远处毛泽东的遗像有点模糊。
他问我还有没有同样场景的照片?我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想两张照片重新剪辑。将王洪文好的镜头和这张里的王洪文重新更换。
我知道他懂一点暗房技术,照片是可拼接的。就答应回去试试看。心里倒是希望那张照片和这张大小不成比例。可是回去一看,不仅能接,而且还天衣无缝。因为同一角度拍摄的照片是很容易“偷梁换柱”的。
一张照片我们竟花费了四张底片重新拼接,才制成了让姚文元满意的照片。
我不愿再做这种亵渎新闻真实的拼接事情,干脆我每次送审只带要发稿的照片,而且只带一张,让他没有更多的挑选余地。
姚文元表现出深刻的精明。他发现我在骗他,就含而不露笑着对我说:“老杜,你是中南海里出了名的‘快手’,主席吊唁大厅里你们还派了不少摄影记者,照片应该越拍越多。怎么会越来越少?老杜,你没贪污吧?”
三
9月18日下午3点,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正中央架设的追悼会主席台子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轻的脸上挂着和年龄不相称的凝重和悲伤,今天这位最年轻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华国锋站在王洪文的右侧,他要在百万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浓郁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
叶剑英立在华国锋的右侧,老帅此时的心里最为痛苦,短短大半年里,出生入死的“老伙计”们一连走了三个,连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毛泽东主席也走了……他扯着衣角,凄凉的情绪从他每个纹路里自然地流泻出来。
张春桥“以不变应万变”的表情依然是阴鸷古怪。他站在王洪文的左侧。他的左侧就是叫人看着别扭的江青,她裹了一身的黑色,据说这是阿根廷“庇隆夫人”式的丧服。黑纱把她的脸遮小了一圈,极不协调地站在这排人里。
在默哀3分钟里我就开始构思怎么拍摄追悼照片,副主席的合影要登一张,政治局常委的镜头要有一张,然后还要有一张政治局委员的合影,江青怎么办?按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应该照一张单独的,可是我不想照她单独的照片。这时我是站在城楼的东面,我等会儿到城楼的西面,将江青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就可以不再发江青单独的照片。
哀乐一结束,我就跑到叶剑英的西侧,由西向东拍摄,这样叶剑英的人像最大,其二是华国锋,而江青人像最小。我又拍摄了一张三位副主席的合影和其他领导人的合影。
当天晚上,我去姚文元那送审照片时,还担心他会指责我拍摄的“五人照片”为什么把华国锋拍那么大,而江青那么小。
出乎意料,姚文元倒是没有关心华国锋的人像大小,而是关心江青的形象。“怎么不选江青单独的照片?”
“我没有拍她单独的,你不是在开追悼会前告诉我,叫我注意突出集体领导……”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强词夺理”。
姚文元没好气地打断了我的话头:“好了好了,就这样发吧!”
9月19日,追悼会的照片见了报,整整一版,江青只挂在4个常委的后面。
(摘自《红墙里的瞬间》)B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