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历史上实为众多史学家们忽视的一年。然而，将历史纵向铺开仔细品味，黄仁宇先生却抓到了以后掀起波澜的症结，而这些事件却都发生在公元1587年，也就是中国的万历十五年。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科技，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一特点当然渗透进上层建筑的范畴之中并极力表现在军事制度的领域，这一点在描写戚继光“现实感”的内容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而戚继光之所以在腐败的明朝文官集团的控制下较之其余武官同僚们更加如鱼得水，其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经济与政治现实，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从不提倡军事效率与技术的发展，而这便是明朝当时的社会现实。
将视角拉回到万历皇帝，明朝的皇帝作为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表面上看风光无限，但在黄仁宇先生的笔下，却难免透露出作为国家机器运转过程中的一枚棋子的凄凉来。在中国古代儒学盛行的风气下，皇帝的任何行为都要服从礼仪，但这一礼仪有时却是整个时代的疴疾——有哪个将礼仪、早朝视为头等大事的朝代能越过现代化的浪潮，真正实现社会的变革进步呢？又有哪个皇帝能忍受繁琐无趣的礼节而不流于世俗呢？在与整个官僚体系对抗的过程中，天下人都不再将他视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臣民面前，皇帝象征着“威仪”，而在官僚面前，他仅仅是一个实现自己功绩理想名扬后世的踏板而已，这就使得皇帝必须与官僚机制达成妥协，容忍官员的“阴”，但这一阴阳相隔的行为也使得万历大失所望，以至于其之后采取“无为”的借口疏于朝政，也并非不能理解的了。但万历到底没有叔祖万德离经叛道的勇气，他与官僚机制进行沉默的对抗，例如一些奏折的积压不批，这就使得其行为游离于礼仪左右而不根本“违宪”，那些群情激愤自诩忠臣的官员也就没有理由轻易迫其退位。万历到底是不幸的，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需要的产物。终其一生，不能活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提及明朝强大的文官集团，多年来，文官集团已形成一套自动控制系统，明面为仆实际为主，要求皇帝必须在他们规定的框架范围内行事。皇帝必须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而做到这一点，又需要了解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自我牺牲自诩;而另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着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强烈的引誘。因此，必须平衡他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而万历消极抵抗;张居正因太过自负也不得善终，死后被抄家;首辅申时行在张居正失败的基础上致力于调和文官集团的“阴”与“阳”，使文官集团达到了控制国家运行轨迹的高处，用人事的手段维护国家表面上的稳定却掩盖了国家内部停止发展的事实，使明朝向衰败的深渊走去。
清官海瑞受百姓拥戴，却无法适应文官集团的体例，因其太过清廉，太为百姓着想。很多官场中的潜规则在他这里通通碰壁，海瑞确实是一个清正廉洁的正直官员，但在明朝的文官集团中他却只能扮演一个跳梁小丑似的“模范标杆”，永远不能掌握真正的实权，真正融入到文官机制的核心中去;戚继光与海瑞相反，海瑞满脑子道德仁义以天下为己任，终是不能看透文官集团“阴”的一面以致抱憾离世;戚继光则看透文官集团强大的控制力与政治现实而与其妥协，这一点与申时行极其相似，还记得书中提及戚家军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标准武器，从未脱离小农经济的背景与农民气息。但这样的措施尽管能够适应当时已经僵化了的国家运转模式在表面上取得成功，但却成为现代化与科技发展的阻碍。还记得，1587年，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西欧历史上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而在中国这一年为万历十五年，百官却在为如何利用体制借助皇帝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如何控制武官力量从而掌握国家政治命脉而绞尽脑汁。我想，或许从这一年起，中国帝制已经在散发着腐朽的气息中逐渐走向末路。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便能轻易理解李贽的“古怪”。有人说，李贽是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我想，这一冲突或许不仅属于李贽个人，也属于他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又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与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一方面，他承认做官是为了名利，另一方面，他又对社会存有理智的关心。但这种把读书人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道德相融合的行为本身即表现其言行不一：他抨击一部分官员，但又不得不依靠这部分官员的救济生存。因此其探知“良知真趣”，放浪形骸，我想，这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矛盾与悲哀。
书中的人物，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抑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黄仁宇先生用平淡的笔触描绘出整个时代的穷途末路。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于是下至庶民，上至天子，无不成为制度的牺牲品。而这一结局，似乎印证了明朝，抑或是中国大一统社会一直以来的根本沉疴——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固守传统经济，传统思想，自蒙双目，无疑是自掘坟墓。当现代化浪潮来临，经济模式与制度的变革，科技的进步是实际付诸于实践还是遭遇强大阻碍，思想是受到束缚还是不断向前，这是一个朝代能否继续的转折点。
当我们行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是否能以史为鉴，哀之鉴之。万历的悲剧我们不会重演，我们应积极思考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避免成为下一个悲剧。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科技，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一特点当然渗透进上层建筑的范畴之中并极力表现在军事制度的领域，这一点在描写戚继光“现实感”的内容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而戚继光之所以在腐败的明朝文官集团的控制下较之其余武官同僚们更加如鱼得水，其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经济与政治现实，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从不提倡军事效率与技术的发展，而这便是明朝当时的社会现实。
将视角拉回到万历皇帝，明朝的皇帝作为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表面上看风光无限，但在黄仁宇先生的笔下，却难免透露出作为国家机器运转过程中的一枚棋子的凄凉来。在中国古代儒学盛行的风气下，皇帝的任何行为都要服从礼仪，但这一礼仪有时却是整个时代的疴疾——有哪个将礼仪、早朝视为头等大事的朝代能越过现代化的浪潮，真正实现社会的变革进步呢？又有哪个皇帝能忍受繁琐无趣的礼节而不流于世俗呢？在与整个官僚体系对抗的过程中，天下人都不再将他视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臣民面前，皇帝象征着“威仪”，而在官僚面前，他仅仅是一个实现自己功绩理想名扬后世的踏板而已，这就使得皇帝必须与官僚机制达成妥协，容忍官员的“阴”，但这一阴阳相隔的行为也使得万历大失所望，以至于其之后采取“无为”的借口疏于朝政，也并非不能理解的了。但万历到底没有叔祖万德离经叛道的勇气，他与官僚机制进行沉默的对抗，例如一些奏折的积压不批，这就使得其行为游离于礼仪左右而不根本“违宪”，那些群情激愤自诩忠臣的官员也就没有理由轻易迫其退位。万历到底是不幸的，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需要的产物。终其一生，不能活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提及明朝强大的文官集团，多年来，文官集团已形成一套自动控制系统，明面为仆实际为主，要求皇帝必须在他们规定的框架范围内行事。皇帝必须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而做到这一点，又需要了解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自我牺牲自诩;而另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着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强烈的引誘。因此，必须平衡他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而万历消极抵抗;张居正因太过自负也不得善终，死后被抄家;首辅申时行在张居正失败的基础上致力于调和文官集团的“阴”与“阳”，使文官集团达到了控制国家运行轨迹的高处，用人事的手段维护国家表面上的稳定却掩盖了国家内部停止发展的事实，使明朝向衰败的深渊走去。
清官海瑞受百姓拥戴，却无法适应文官集团的体例，因其太过清廉，太为百姓着想。很多官场中的潜规则在他这里通通碰壁，海瑞确实是一个清正廉洁的正直官员，但在明朝的文官集团中他却只能扮演一个跳梁小丑似的“模范标杆”，永远不能掌握真正的实权，真正融入到文官机制的核心中去;戚继光与海瑞相反，海瑞满脑子道德仁义以天下为己任，终是不能看透文官集团“阴”的一面以致抱憾离世;戚继光则看透文官集团强大的控制力与政治现实而与其妥协，这一点与申时行极其相似，还记得书中提及戚家军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标准武器，从未脱离小农经济的背景与农民气息。但这样的措施尽管能够适应当时已经僵化了的国家运转模式在表面上取得成功，但却成为现代化与科技发展的阻碍。还记得，1587年，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西欧历史上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而在中国这一年为万历十五年，百官却在为如何利用体制借助皇帝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如何控制武官力量从而掌握国家政治命脉而绞尽脑汁。我想，或许从这一年起，中国帝制已经在散发着腐朽的气息中逐渐走向末路。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便能轻易理解李贽的“古怪”。有人说，李贽是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我想，这一冲突或许不仅属于李贽个人，也属于他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又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与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一方面，他承认做官是为了名利，另一方面，他又对社会存有理智的关心。但这种把读书人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道德相融合的行为本身即表现其言行不一：他抨击一部分官员，但又不得不依靠这部分官员的救济生存。因此其探知“良知真趣”，放浪形骸，我想，这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矛盾与悲哀。
书中的人物，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抑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黄仁宇先生用平淡的笔触描绘出整个时代的穷途末路。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于是下至庶民，上至天子，无不成为制度的牺牲品。而这一结局，似乎印证了明朝，抑或是中国大一统社会一直以来的根本沉疴——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固守传统经济，传统思想，自蒙双目，无疑是自掘坟墓。当现代化浪潮来临，经济模式与制度的变革，科技的进步是实际付诸于实践还是遭遇强大阻碍，思想是受到束缚还是不断向前，这是一个朝代能否继续的转折点。
当我们行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是否能以史为鉴，哀之鉴之。万历的悲剧我们不会重演，我们应积极思考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避免成为下一个悲剧。
北京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