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谈到宋代文化时曾经这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宋之世。”陈先生的这个说法,已经是当代学术界的共识。宋朝一转唐朝的恢宏气象,收敛锋芒,静心修为,开启了一个与唐朝截然不同的文化盛世,造就了中国文化史上新的高峰。
　　诞生这个高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是,欧阳修和苏轼、曾巩、王安石等人的文学造诣和宽阔的大师胸怀,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接力棒式地推波助澜,使得北宋文坛逐渐崛起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呈现出人才辈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欧阳修在北宋时期可以说是文甲天下,是举国公推的文坛领袖。而此时的苏东坡刚到中原,初出茅庐,还没有什么名气。欧阳修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读到了苏东坡的文章,他拍案叫绝,说“取读轼书,不觉汗颜,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此后,他每有机会,必大力举荐,使苏东坡很快为天下所知。
　　这种心胸,正是欧阳修之所以不是一个一般的文人,而是一代文学宗师的理由。由于欧阳修的大力举荐,苏轼很快名满天下。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等人,对北宋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轼在成为北宋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之后,虽然自己总是遭遇厄运,但是始终注重提携奖掖后进。那时,苏轼在朝廷里做侍从官,他举荐黄庭坚代替自己,推荐词称其:“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四人,都是得到苏轼的提携才进入文坛逐渐为世人所知的。后来,四人在文学方面各有特色,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如同苏轼一样,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也是因为得到欧阳修的举荐提拔才得以崭露头角的。《宋史·曾巩传》中说:“曾巩生而机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从而深受欧阳修的喜爱与器重,在欧阳修提携举荐之下,中进士,任中书舍人等官职,进入仕途,文坛名声亦随之大震。
　　成名之后的曾巩继承了欧阳修的品德,见到优秀的晚辈也是大力举荐。他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结识了王安石,就大力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可以想象,在北宋的文坛,那是怎样的气象啊:文坛领袖把文坛新人推荐上来,把他们培养成大家;推荐上来的新人成为领袖之后又举荐新的晚辈。一代一代,比肩接踵,薪火承传。一个亘古不朽的文学盛世因此产生了,一个永远值得我们民族效法的时代也因此名垂青史。
　　 (编辑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