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2005年《收藏界》第l期，见第13页印有崔先生收藏的一幅金版画，标识为“唐代”制品。为此，笔者就这幅金版画的鉴赏与断代问题，略谈个人浅见，不妥之处，请先生与同好赐教。
　　这幅金版画是在长25厘米，宽15厘米的金版上錾刻而成，整幅画面由人物、骆驼、马、犬、鹰、木轮车和生活用具等组成，外部錾刻了缠枝花边纹饰。成色金碧辉煌，画面布局合理，题材生动，应该说是一幅贵族《狩猎图》。富有古代游牧民族的特有生活习性，绘画水平和錾刻工艺技术高超。这样一件富丽华贵的古代艺术精品，弥足珍贵。它的惊现，既反映了此物原有主人的显赫地位，又证实了先生收藏事业的卓越成就和不凡的文化品味。
　　通常，古玩收藏人士一般会把使用錾刻工艺的金银制品，笼统地认定为“唐代”的东西，而这幅金皈画独具特色，除使用了与唐代金银器加工工艺相类同的錾刻技法之外，画风和内容并无唐代文化艺术待征。因此，把它看成是唐代制品，显然是有偏差的。
　　那么，究竟这幅金版画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呢?笔者认为，它属辽代制品，其理由有四：
　　一是辽人承袭了唐代加工金银制品的工艺技术。公元10世纪初叶，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八部，建立了契丹政权，史称辽。他在位期间，创造文字、仿效中原王朝建立典章制度、倡导学习汉文化。此后的辽代历朝帝王同样重视吸纳汉人先进的东西，注重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制造业等，使契丹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幅金版画既延用了唐代金银器加工的錾刻技术，又体现了契丹民族艺术的独有特性。这正是辽人仿效中原文化艺术的遗迹。从近年来的出土情况看，我们见到的辽代金银碗、盘等器皿实物也是如此。
　　二是金版画上刻画的《狩猎图》与辽代契丹贵族墓葬中发现的壁画内容题材如出一辙。常言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画面所刻画的13个人像，坐立姿态各异，排列严整，神态庄重，面部肌肉丰满，装扮奇特，在光秃秃的人头两角各留有一束长发，服饰为长袍宽衣，腰间紧缚了一根带子。这种画面和人物装扮富有民族特色，和国内已经发现的辽墓壁画相类，无疑应是同一时期、同一民族、同一种文化艺术的产物。
　　三是画面中出现的器皿是契丹民族所独有的。在金版画的全图中间，摆放了一张方桌，桌子正上方端坐着两位主人，一男一女，非常庄重，从他们居中而坐的神态和形象，可以看出其尊贵的身份。方桌上摆了三件生活器具，分别是茶托、刻花执壶、摩羯壶。在方桌的前边摆放了两只小条桌，左边的条桌上摆放了刻(印)花大罐、果盘，右边的条桌上摆放了皮囊壶和茶托，从这些器物的造型上看，像皮囊壶、摩羯壶等都是辽人所独有的器具。
　　四是这种《狩猎图》在唐宋时期，正是契丹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契丹族人源出于东胡鲜卑族的支系，原本世代居住在我国东北的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长期过着游牧和渔猎生活。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政权之后，虽然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使得辽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到和畜牧业同样重要的位置，但契丹民族原有的渔猎生活习惯仍然延续了下来，我们看画面的左边錾刻了两只骆驼，一只卧在地上，一只还套在木轮车上站立。右边站着两匹马，一匹昂首远望，一匹低头作吃草状，且在两匹膘肥体壮的马背上刻画了马鞍和马镫，在靠马旁站的人手中还站立着一只鹰，神态左顾右盼，回首远眺，两只翅膀欲飞而未飞，马的下方刻画了两只猎犬，一只站立，另一只呈坐卧姿，由此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狩猎图》，这正是北方辽人的生活场景，具有浓郁的契丹民族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