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至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秘密绑架、软禁在南京，出来后投奔延安。关于这段历史，丁玲已向组织多次说明。但是在整风运动中，组织给她定了一个“自首”的结论。依据是1934年在押期间写过这样一个字条：“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纸条没有任何反共言论，是丁玲自己主动向组织交待的。从此这个历史问题就像套在丁玲头上可松可紧的“紧箍咒”，在她不听话的时候发生作用。张春桥和江青也有“叛徒嫌疑”，一直有人揭发，但仍得老人家信任。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人所共知的中共“叛徒”，在“文革”讲出身成分的年代，不仅没有对姚文元搞株连，姚文元还步步高升，至政治局委员。历史问题还不是关键。说来还是最高领袖要把她“赶出去”。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就明确说过：对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冯雪峰是长征干部，丁玲从1936年以后就没有离开革命队伍，都是为了一些说不上理由的事，被打成右派。周扬曾谈到1957年反右时的情况，他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1964年，老人家已经准备对夏衍、田汉等进行批判，问周扬：“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极左思想有一套内在逻辑，它以“不断革命”“阶级斗争”“为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的解放”等宏大词语，将知识分子拉上战车，随着革命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到了60年代，过去的都成为“旧文化”，统统都在扫荡之列，“旧文化”的载体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来自延安还是来自重庆，把他们打下去都是“文化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196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周扬，称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的首领”“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这位整人无数的“大左派”，罪名也和丁玲差不多，“叛徒”“反革命”“反革命两面派”等等。 极左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完全演变为文化“废墟主义”。中国的极左文化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专横。斯大林还保留了十八、九世纪的文化传统和典籍，中国的极左文化不仅对知识分子一概不信任，更要在一片“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宫殿，最后除了“领袖崇拜”的形式主义，在文化上什么也没有留下。
　　
　　(摘编自《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