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美英联军在战略上合围巴格达之时，小灵通也在3月底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姿态完成了对北京市区的合围。这种“对峙”让长期饱受移动通信资费之苦的北京市民心存期待，在3月，他们许多生活在郊县的亲戚朋友已经实现了“左手GSM、右手小灵通”。
　　这看上去像是“一场庶民的胜利”——全国至少1500万用户正在享受着小灵通廉价的移动通信服务。
　　几乎与此同时，在英国最大的电器零售店迪克森斯公司里，消费者们可以在3月底买到酝酿已久的3G（第三代移动通信）手机了。这项服务被称为“英国3”，在它背后，代表未来通信技术发展方向的3G正在全球范围内复苏。在西方的主要国家中，3G商用已是箭在弦上。
　　而极富戏剧性的是，在中国，小灵通占用的正是3G的频段。一个是技术上已然落后的小灵通大行其道，一个是一度降至冰点的国际3G市场急剧升温，这一东一西的强烈反差凸现了中国特有的“小灵通现象”——“没有永恒的技术标准，只有永恒的市场需求”，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
　　
　　一个端不上台面的过渡技术
　　1996年，两位踌躇满志的归国留学生准备将他们在硅谷创办的公司移师中国大陆。他们在一个机场咖啡厅里同日本的一位投资人匆匆会面，30分钟后，对方承诺注资3000万美金。
　　正是从这30分钟开始，中国的小灵通开始悄然起步。两位留学生名叫吴鹰和陆宏亮，他们创办的UT斯达康公司今天已经占到小灵通设备市场的六成，而那个投资人就是因投资雅虎而一举成名的日本软银公司董事长孙正义。
　　除了当事3人，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事后的种种回忆已经让人们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但确定无疑的是，当时正值全球通信业的高速发展期，包括交换机、传输、电话线等在内的几乎所有通信设备都供不应求，大型的设备供应商根本无暇估计这种不起眼的类似无绳电话的无线接入技术。
　　事实上，吴鹰也是后来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在他得到资金之前的1995年下半年，日本著名电信企业京瓷公司就带着刚刚在日本正式商用的“小灵通”手机来到上海，想将这种在固定电话上延伸出来的无线接入方式在中国推广，但是上海电信局拒绝了这项技术。
　　原因在随后的日子里日渐清晰，在1996年全国电信新业务研讨会上，小灵通作为一项新技术再次被拿来讨论，结果再次被拒之门外。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还清晰记得当初的情形：“会上讨论激烈，基于日本PHS（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制式的小灵通技术是一种中间过渡技术，大家认为它不具备前瞻性。”
　　中国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吃够了中间技术盲目建设、投资浪费的亏，比如当时建设了大量的电视模拟信号网，还在一夜之间建立了全国的打字电报系统，“每次都匆匆上马，结果都草草了事”。
　　信息产业部当时的共识是将移动通信定位在高端用户，而小灵通技术是过渡技术，其本身存在许多技术缺点，由于发射功率弱，信号不强，基站的覆盖半径远不如移动通信的基站，而且它所需要的基站密度还相当高，但通话质量却不能保证。
　　当时在福建考察该技术的杨培芳回忆说：“同一个房间不同位置信号都不一样，只要一走动就可能没有了信号。”
　　但命运似乎总是非常奇妙，官方之路行不通，同样是日本投资人的孙正义选择了曲线路径投资UT斯达康，并歪打正着。
　　1997年底，小灵通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契机浮出水面浙江余杭的一个批发市场搬迁，为避免固定电话拆线的麻烦，当地电信公司和吴鹰谈合作意向，表示可以利用当地交换机的多余容量，在当地做小灵通试验网，它被定位成了解决一些中小城市低成本通信的服务方案。
　　直到此时，面对着一开始就立足高端的中国移动通信，小灵通仍然是一只不起眼的“小麻雀”。
　　
　　麻雀如何变成凤凰？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98年，当时，中国移动从中国电信独立出来后，固定话务量的分流渐渐让中国电信前所未有地感到了市场压力，他们决定寻找新的“奶酪”，而正处在实验阶段的小灵通就是其中的一块。
　　中国电信监管事务部总监李如亮回忆说，电信曾经长期高速增长，但是近几年在长途电话被IP电话业务分流、本地电话利润空间减少之后，“各地电信分公司都没有利润增长点，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于是我们看上了小灵通。”
　　“做小灵通就像过十字路口，眼睛看到绿灯就赶快冲，看到红灯就立即停下”，这是有人对小灵通在中国如履薄冰的形象比喻。
　　即便如此，小灵通仍然在1999年左右在中小城市中“星火燎原”——1998年12月, 广东肇庆推出的“流动市话”，标志小灵通进入中小城市的市话服务领域，之后昆明、西安、兰州等地纷纷跟进。
　　但态势一波三折，小灵通遇到的第一个红灯是在2000年5月，国家出台第一个暂停小灵通业务并对其进行调查的文件。尽管UT在纳市公告声明“中国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是会公正对待小灵通的”，但UT斯达康市值仍然在一天之内跌去200亿元人民币之巨！
　　幸运的是，一个月后，小灵通被监管当局验明证身，并冠之以“无线市话”的头衔。当信息产业部再次明确在“技术成熟的条件下”可以在中小城市发展小灵通业务后，UT斯达康的股价随之大幅度上升。
　　命运多舛的小灵通刚刚再次上路，很快又被运营商搁置一旁，这次是因为电信业的分拆，在2001年左右忙于分家的中国电信将许多小灵通的计划搁置、后延或相应改变。
　　而这次的拖延似乎成了能量的储备——2002年，分拆结束后，小灵通似乎在一夜之间爆发能力，全国用户从几百万猛增到1500万；覆盖范围也从中小城市向大中型城市延伸，形成“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同时，固网运营商们也充分尝到了“移动”带来的甜头。
　　李如亮举例说，福建省前年收入负增长率还是2%，去年增长率已超过了8%。“他们的秘密武器在于巧妙地利用了时间差和价格差，”杨培芳如此解析小灵通的剧烈扩张，“简单的说，小灵通就是赶在移动运营商大规模的降价前夜，大张旗鼓地推出资费颇低的准移动通信终端，最终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事实上，小灵通技术就算在吴鹰本人看来，也只是“适合骑自行车的人用，不适合开汽车的人用”。
　　中兴通信移动事业部系统支持部部长张建国分析说，目前小灵通的客户定位以低端为主，也会有部分中端用户成为混合用户，他们既使用移动电话也使用小灵通手机，这些用户生活和工作的流动性并不强，但他们对于资费却非常敏感。
　　持有中国自主3G标准的大唐移动通信公司市场部总经理杨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灵通可能会不自觉地带来客户群的细分。”他认为，虽然小灵通在技术上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中国通信市场需求在很长时间内仍然是以语音为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蛋糕，小灵通基本可以满足语音通信的要求。
　　正是这种需求从根本上造就了小灵通的增长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