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领我拜会了《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有一次徐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的书。”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他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
　　 1979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社做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菁两位编辑热情地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作家韩映山嘱我带一封信给孙犁先生。
　　 1979年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陪同，我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中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过程。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还被一户人家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他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声音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他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者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暗暗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做了转载。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的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做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上摊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招呼客人就座。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
　　 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后，收到他这样的回信：“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了戴套袖的孙犁先生，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