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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颗亚洲人发现的小行星
西南师范大学版六年级语文课本里，有篇名叫《中华星》的文章，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那是1928年的一个夜晚，赴美国留学的张钰哲像往常一样，站在芝加哥大学叶凯士天文台观测室的天文望远镜前，凝神观察。突然，他那敏锐的目光紧紧盯在一个光点上：啊！一颗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新星在闪动！他惊喜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就是这一瞬间的闪动，让当时才26岁的张钰哲，成了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发现小行星的人。
在此之前，意大利天文学家曾在1801年发现第一颗小行星，之后各国天文学家陆续发现小行星。按照国际惯例，新星将由发现者命名。而当时广袤的天空中有许多以国名、地名、人名命名的小行星，却独独没有一颗是由中国人命名的。
繁星无数，发现小行星听起来很简单，却花了张钰哲整整两年的时间。无数个夜晚，他守着天文望远镜，寻找当初从他眼前一闪而逝的那颗星星。直到1928年11月22日，经过了连续的观测和精密的轨道计算，张钰哲才确信那是一颗新行星。当天夜里，他将这颗星星留在了相机底片上，并冒着严寒，又花了15个夜晚，证实自己的发现。
不久后，他收到了美国行星中心站对他观察结果的回复：“张钰哲，您发现的确实是迄今为止人类从未见过的小行星，我们已在小行星的星历表上把它编为1125号。它将永载世界的天文史册，请您尽快给这颗小行星命名。”
“就叫它‘中华星’吧！”张钰哲很快做出了决定，他的理由，其实再简单不过——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实在落后别人太多了。
少年时代的他，曾在一本天文科普读物上读到一段卷首语：“天文学乃中国古学，在我国启昌独早，其研究规模，千年前即已灿然大备，惜后中落……近百年复受晚清腐败政治之影响和军阀的摧残，天文古学更日就消亡，几成绝响。诸君关心国粹，扶翼文明，想亦深同愤惜也。”
正是因为这些话，让张钰哲在1923年赴美国求学后，放弃了攻读已久的机械工程，转而投考芝加哥大学天文系。
1926年毕业后，张钰哲前往叶凯士天文台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报到当天，双目失明的台长弗罗斯特不仅带着张钰哲楼上楼下四处参观，还能精确指出一些天文数据在《天文年历》或某本天文书籍里的具体页码。这些，都让张钰哲惊讶不已。而弗罗斯特只是说：“不要那么说，重要的是要专心，要持之以恒。”
后来的日子里，张钰哲便这样持之以恒地在天文学上下起了苦功夫。
1929年夏天，在获得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后，张钰哲放弃了美国的优厚报酬，选择回国继续自己的天文事业。临走前，他考察了美国洛威尔天文台、立克天文台、威尔逊天文台和加拿大维多利亚天文台。这年冬天，他从温哥华搭乘“皇后号”远洋轮回到了上海。
“等等，等等，你们要相信我”
去过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旧址的人可能会注意到，那里有明清时期制造的浑仪、简仪、圭表、浑天仪等。按理说，这些重达数十吨的古天文仪器，本应在北京古观象台，怎么会在南京？
这事得从“九一八”事变说起，当时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并将矛头直指华北、平津。国难当头，人命都难保全，当时正在紫金山天文台工作的张钰哲，接到了台长余青松委派抢救国宝的任务。
这些古天文仪器，不仅是传世之宝，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古雕铸珍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曾落入德、法侵略军手里，直到一战胜利后才辗转拿回，可以说是命运多舛。
张钰哲孤身一人到了北京，火速前往古观象台，将圭表等装箱打包，走火车运往南京。剩下的浑天仪和简仪，却让他犯了难。一个8吨，一个7吨，怎么运？可是按照当时南京政府的密令，就算国宝炸毁，也不能落入日本人手中。
张钰哲多方求助，却还是找不到运送的车子。等他再次赶回古观象台时，士兵们正准备炸毁仪器。他急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冲上去抱住了浑天仪直叫：“等等，等等，你们要相信我……”
还好张钰哲没有失去理智，反而冷静下来，想起浑天仪是在光绪年间，从3公里外的钦天监紫微殿运过来的。当时可以运来，现在也一定会有办法的！
经过了解，张钰哲得知，原来浑天仪是当时寒冬季节，老百姓们沿途泼水成冰，由100多个壮汉从冰道上推过来的。
这会儿才是初秋，制冰自然是不可能的了，不过利用滚动的圆木，也可以达到减小摩擦力的效果。张钰哲利用自己的物理知识，想出了主意。第二天一大早，他叫来几十个工人，用滚圆木的方法，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将这两个庞然大物，硬生生移到了前门车站。
五天后，国宝终于安全到达了南京。
国内第一次日全食科学观测
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记录，不过用现代的方法进行日食观测，在1941年之前还从来没有过。
早在1937年8月11日，张钰哲就测算到，1941年9月21日将有日全食进入新疆，经甘肃、陕西、湖北、江西，最后从福建北部入海。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后来证实，这次日全食将是全球400年来罕见的天文奇观，具有绝佳的观赏价值和学术价值。
然而在战争年代从事科学研究，却是困难重重。当时日全食将经过的地区，大部分已经落入敌军手里，剩下的也离敌区很近，随时都有被轰炸的可能。各国天文学家因为战乱，陆续取消了原定的观测计划。
可是，要是连中国人都不去观测，这次日全食可能真的连科学记录都没有了！而且这是一次为国争光的绝好机会！
刚到昆明担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不久的张钰哲，到底还是把观测队伍组建起来了——虽然只有10个人。
才刚刚起头，观测仪便遭遇了困难。1941年6月上旬，观测队队员抵达昆明集训没多久，价值3万美元的重要仪器地平镜，在香港转运时，被日机炸毁了。再向德国紧急订购，却得到了“时间太短，无法完成”的回复。 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呀！没办法，张钰哲又一次急中生智，将紫金山天文台撤离南京时带走的摄影望远镜镜头取下，配上木架，用黑布包起来代替镜筒，再以24寸反光望远镜底片匣附于其后，摄取日冕图像。之后，他又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陆地测量总局等单位，借来了望远镜、摄谱仪、等高仪等设备。
6月29日，中国日全食观测队在队长张钰哲、顾问高鲁的带领下，从云南昆明向甘肃临洮进发。7月7日中午，正当观测队抵达距重庆20公里的海棠溪路段时，空袭突至，27架日机轰隆隆压着头顶飞过，冲着公路逼了下来。
队员们忙跳下车来，才跑到一块农田趴下，爆炸声就响了起来，尘土飞扬湮没了视野。张钰哲抬起头来，一只断手就横在眼前，他想：“这下全完了。”
却是侥幸，观测队逃过了这一劫。
7月19日下午，观测队伍在前往广元途中，因桥梁被水淹没，不得已借住邓竹坝一农民家中。当天晚上，全体队员与鸡鸭同眠——比起露宿荒野，这还算好的了。
接下来的行程，又是走走停停，炮火不断。观测队自抵达临洮后，前前后后遇上了25次空袭。每次队员们听到警报，都往后山上躲避，只有张钰哲跑到放置观测仪器的泰岳庙前的一个树丛藏身。
事后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冒险，他说：“那块地方甚好，既可避炸弹，且距庙只有300米，不怕小偷趁机光临。”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张钰哲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人将他拉拔长大。当时他们从昆明出发没多久，他就收到了母亲在家乡病重的消息，到临洮时，又收到母亲病危的电报。两条路，他思量再三，忍痛选择了继续前行。
1941年9月21日9时30分，日全食开始，持续3分钟。张钰哲和队友们一共拍摄了200多张照片，并观测、捕捉珍贵天文资料170多项，实况由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通过无线电波转播到了世界各地。对于当时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国来说，这次观测，意义不只是一次天文史上的壮举。
然而，观测完成后的第三天，张钰哲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
虽非“楚材”，也不为“晋”用
抗战胜利后，天文研究所迁回了南京紫金山，由于仪器短缺，工作一时无法开展。1946年，张钰哲前往美国考察进修。
两年后，正当他考察研究工作完成，准备回国之际，已近崩溃的国民党政府找了借口，拒绝给张钰哲回国的路费。他的妻子陶强在国内奔走求助无果，而张钰哲的朋友们则劝他说：“现在国家被国民党搞得一团糟，又兵荒马乱的，回国也没有什么事好做，你不如就留在美国找个工作。”
其实，当时美国的一些大学都向张钰哲伸出了橄榄枝，甚至安排好了他妻子的工作。留在美国，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不过张钰哲说：“中国古代有‘楚材晋用’的故事，我虽算不上‘楚材’，但也不甘心为‘晋’所用。”
说来也是巧，这时候正好出了“1948年5月9日，自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千岛群岛、中国浙江到中南半岛可以观测日全食”的预报，在导师樊比博教授的帮助下，张钰哲得以参加了美国赴浙江的日食观测队。虽然这次观测工作因为天气原因而失败，张钰哲却借此机会回了国。
满天都是“张钰哲”
新中国成立后，张钰哲被任命为紫金山天文台台长。那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为了加快天文研究队伍的建设，张钰哲求贤若渴，一听说某某人是从事天文研究的，就去打听人家愿不愿意到紫金山天文台工作。
1952年，还在英国留学的天体物理学家王绶琯就收到了张钰哲寄来的邀请信，希望他回国参加天文建设。“张先生的来信笔迹畅雅，语言率直，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信中他毫无置疑地把我视为共赴祖国天文建设的同道，使我十分感动。”王绶琯回忆说，“张先生对人才的尊重与信任，为我一生之罕见。”
在张钰哲的努力下，紫金山天文台发展得很快，不仅添置和修复了许多大型天文设备，还开拓了新的领域。1954年他开展的小行星轨道测定、摄动计算和改进轨道方向的计算研究工作，在当时国内都是开创性的。他还花了4年时间，建成了当时我国最先进的天文仪器厂——南京天文仪器设备制造厂。
而天文学家这个身份，一直被张钰哲当做重中之重。
早在1957年初，世界上还没有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情况下，张钰哲就研究了人造卫星轨道，发表《人造卫星的轨道问题》，并在1965年率领工作人员参加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轨道设计和方案论证工作。
在观测这块，张钰哲可以说是老一辈天文学家中的积极分子。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团队陆续发现了400多颗星历表上没有记载的新星。就算到了花甲之年，他也仍旧守在第一线，通宵观测是常有的事。
外行人可能不知道，小行星不仅受太阳的吸引，还受各大行星的引力摄动，一般是没有固定轨道的。要把握它们的行踪，只能不断观测，不断计算。加上繁星无数，要挑出想要的那颗，相当于大海捞针。在那个计算机还不发达的年代，发现小行星算是一个苦力活。
为了纪念张钰哲，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将美籍华裔天文学家邵正元于1976年10月23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发现的第2051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Chang（张）”。
西南师范大学版六年级语文课本里，有篇名叫《中华星》的文章，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那是1928年的一个夜晚，赴美国留学的张钰哲像往常一样，站在芝加哥大学叶凯士天文台观测室的天文望远镜前，凝神观察。突然，他那敏锐的目光紧紧盯在一个光点上：啊！一颗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新星在闪动！他惊喜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就是这一瞬间的闪动，让当时才26岁的张钰哲，成了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发现小行星的人。
在此之前，意大利天文学家曾在1801年发现第一颗小行星，之后各国天文学家陆续发现小行星。按照国际惯例，新星将由发现者命名。而当时广袤的天空中有许多以国名、地名、人名命名的小行星，却独独没有一颗是由中国人命名的。
繁星无数，发现小行星听起来很简单，却花了张钰哲整整两年的时间。无数个夜晚，他守着天文望远镜，寻找当初从他眼前一闪而逝的那颗星星。直到1928年11月22日，经过了连续的观测和精密的轨道计算，张钰哲才确信那是一颗新行星。当天夜里，他将这颗星星留在了相机底片上，并冒着严寒，又花了15个夜晚，证实自己的发现。
不久后，他收到了美国行星中心站对他观察结果的回复：“张钰哲，您发现的确实是迄今为止人类从未见过的小行星，我们已在小行星的星历表上把它编为1125号。它将永载世界的天文史册，请您尽快给这颗小行星命名。”
“就叫它‘中华星’吧！”张钰哲很快做出了决定，他的理由，其实再简单不过——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实在落后别人太多了。
少年时代的他，曾在一本天文科普读物上读到一段卷首语：“天文学乃中国古学，在我国启昌独早，其研究规模，千年前即已灿然大备，惜后中落……近百年复受晚清腐败政治之影响和军阀的摧残，天文古学更日就消亡，几成绝响。诸君关心国粹，扶翼文明，想亦深同愤惜也。”
正是因为这些话，让张钰哲在1923年赴美国求学后，放弃了攻读已久的机械工程，转而投考芝加哥大学天文系。
1926年毕业后，张钰哲前往叶凯士天文台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报到当天，双目失明的台长弗罗斯特不仅带着张钰哲楼上楼下四处参观，还能精确指出一些天文数据在《天文年历》或某本天文书籍里的具体页码。这些，都让张钰哲惊讶不已。而弗罗斯特只是说：“不要那么说，重要的是要专心，要持之以恒。”
后来的日子里，张钰哲便这样持之以恒地在天文学上下起了苦功夫。
1929年夏天，在获得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后，张钰哲放弃了美国的优厚报酬，选择回国继续自己的天文事业。临走前，他考察了美国洛威尔天文台、立克天文台、威尔逊天文台和加拿大维多利亚天文台。这年冬天，他从温哥华搭乘“皇后号”远洋轮回到了上海。
“等等，等等，你们要相信我”
去过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旧址的人可能会注意到，那里有明清时期制造的浑仪、简仪、圭表、浑天仪等。按理说，这些重达数十吨的古天文仪器，本应在北京古观象台，怎么会在南京？
这事得从“九一八”事变说起，当时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并将矛头直指华北、平津。国难当头，人命都难保全，当时正在紫金山天文台工作的张钰哲，接到了台长余青松委派抢救国宝的任务。
这些古天文仪器，不仅是传世之宝，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古雕铸珍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曾落入德、法侵略军手里，直到一战胜利后才辗转拿回，可以说是命运多舛。
张钰哲孤身一人到了北京，火速前往古观象台，将圭表等装箱打包，走火车运往南京。剩下的浑天仪和简仪，却让他犯了难。一个8吨，一个7吨，怎么运？可是按照当时南京政府的密令，就算国宝炸毁，也不能落入日本人手中。
张钰哲多方求助，却还是找不到运送的车子。等他再次赶回古观象台时，士兵们正准备炸毁仪器。他急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冲上去抱住了浑天仪直叫：“等等，等等，你们要相信我……”
还好张钰哲没有失去理智，反而冷静下来，想起浑天仪是在光绪年间，从3公里外的钦天监紫微殿运过来的。当时可以运来，现在也一定会有办法的！
经过了解，张钰哲得知，原来浑天仪是当时寒冬季节，老百姓们沿途泼水成冰，由100多个壮汉从冰道上推过来的。
这会儿才是初秋，制冰自然是不可能的了，不过利用滚动的圆木，也可以达到减小摩擦力的效果。张钰哲利用自己的物理知识，想出了主意。第二天一大早，他叫来几十个工人，用滚圆木的方法，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将这两个庞然大物，硬生生移到了前门车站。
五天后，国宝终于安全到达了南京。
国内第一次日全食科学观测
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记录，不过用现代的方法进行日食观测，在1941年之前还从来没有过。
早在1937年8月11日，张钰哲就测算到，1941年9月21日将有日全食进入新疆，经甘肃、陕西、湖北、江西，最后从福建北部入海。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后来证实，这次日全食将是全球400年来罕见的天文奇观，具有绝佳的观赏价值和学术价值。
然而在战争年代从事科学研究，却是困难重重。当时日全食将经过的地区，大部分已经落入敌军手里，剩下的也离敌区很近，随时都有被轰炸的可能。各国天文学家因为战乱，陆续取消了原定的观测计划。
可是，要是连中国人都不去观测，这次日全食可能真的连科学记录都没有了！而且这是一次为国争光的绝好机会！
刚到昆明担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不久的张钰哲，到底还是把观测队伍组建起来了——虽然只有10个人。
才刚刚起头，观测仪便遭遇了困难。1941年6月上旬，观测队队员抵达昆明集训没多久，价值3万美元的重要仪器地平镜，在香港转运时，被日机炸毁了。再向德国紧急订购，却得到了“时间太短，无法完成”的回复。 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呀！没办法，张钰哲又一次急中生智，将紫金山天文台撤离南京时带走的摄影望远镜镜头取下，配上木架，用黑布包起来代替镜筒，再以24寸反光望远镜底片匣附于其后，摄取日冕图像。之后，他又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陆地测量总局等单位，借来了望远镜、摄谱仪、等高仪等设备。
6月29日，中国日全食观测队在队长张钰哲、顾问高鲁的带领下，从云南昆明向甘肃临洮进发。7月7日中午，正当观测队抵达距重庆20公里的海棠溪路段时，空袭突至，27架日机轰隆隆压着头顶飞过，冲着公路逼了下来。
队员们忙跳下车来，才跑到一块农田趴下，爆炸声就响了起来，尘土飞扬湮没了视野。张钰哲抬起头来，一只断手就横在眼前，他想：“这下全完了。”
却是侥幸，观测队逃过了这一劫。
7月19日下午，观测队伍在前往广元途中，因桥梁被水淹没，不得已借住邓竹坝一农民家中。当天晚上，全体队员与鸡鸭同眠——比起露宿荒野，这还算好的了。
接下来的行程，又是走走停停，炮火不断。观测队自抵达临洮后，前前后后遇上了25次空袭。每次队员们听到警报，都往后山上躲避，只有张钰哲跑到放置观测仪器的泰岳庙前的一个树丛藏身。
事后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冒险，他说：“那块地方甚好，既可避炸弹，且距庙只有300米，不怕小偷趁机光临。”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张钰哲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人将他拉拔长大。当时他们从昆明出发没多久，他就收到了母亲在家乡病重的消息，到临洮时，又收到母亲病危的电报。两条路，他思量再三，忍痛选择了继续前行。
1941年9月21日9时30分，日全食开始，持续3分钟。张钰哲和队友们一共拍摄了200多张照片，并观测、捕捉珍贵天文资料170多项，实况由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通过无线电波转播到了世界各地。对于当时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国来说，这次观测，意义不只是一次天文史上的壮举。
然而，观测完成后的第三天，张钰哲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
虽非“楚材”，也不为“晋”用
抗战胜利后，天文研究所迁回了南京紫金山，由于仪器短缺，工作一时无法开展。1946年，张钰哲前往美国考察进修。
两年后，正当他考察研究工作完成，准备回国之际，已近崩溃的国民党政府找了借口，拒绝给张钰哲回国的路费。他的妻子陶强在国内奔走求助无果，而张钰哲的朋友们则劝他说：“现在国家被国民党搞得一团糟，又兵荒马乱的，回国也没有什么事好做，你不如就留在美国找个工作。”
其实，当时美国的一些大学都向张钰哲伸出了橄榄枝，甚至安排好了他妻子的工作。留在美国，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不过张钰哲说：“中国古代有‘楚材晋用’的故事，我虽算不上‘楚材’，但也不甘心为‘晋’所用。”
说来也是巧，这时候正好出了“1948年5月9日，自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千岛群岛、中国浙江到中南半岛可以观测日全食”的预报，在导师樊比博教授的帮助下，张钰哲得以参加了美国赴浙江的日食观测队。虽然这次观测工作因为天气原因而失败，张钰哲却借此机会回了国。
满天都是“张钰哲”
新中国成立后，张钰哲被任命为紫金山天文台台长。那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为了加快天文研究队伍的建设，张钰哲求贤若渴，一听说某某人是从事天文研究的，就去打听人家愿不愿意到紫金山天文台工作。
1952年，还在英国留学的天体物理学家王绶琯就收到了张钰哲寄来的邀请信，希望他回国参加天文建设。“张先生的来信笔迹畅雅，语言率直，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信中他毫无置疑地把我视为共赴祖国天文建设的同道，使我十分感动。”王绶琯回忆说，“张先生对人才的尊重与信任，为我一生之罕见。”
在张钰哲的努力下，紫金山天文台发展得很快，不仅添置和修复了许多大型天文设备，还开拓了新的领域。1954年他开展的小行星轨道测定、摄动计算和改进轨道方向的计算研究工作，在当时国内都是开创性的。他还花了4年时间，建成了当时我国最先进的天文仪器厂——南京天文仪器设备制造厂。
而天文学家这个身份，一直被张钰哲当做重中之重。
早在1957年初，世界上还没有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情况下，张钰哲就研究了人造卫星轨道，发表《人造卫星的轨道问题》，并在1965年率领工作人员参加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轨道设计和方案论证工作。
在观测这块，张钰哲可以说是老一辈天文学家中的积极分子。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团队陆续发现了400多颗星历表上没有记载的新星。就算到了花甲之年，他也仍旧守在第一线，通宵观测是常有的事。
外行人可能不知道，小行星不仅受太阳的吸引，还受各大行星的引力摄动，一般是没有固定轨道的。要把握它们的行踪，只能不断观测，不断计算。加上繁星无数，要挑出想要的那颗，相当于大海捞针。在那个计算机还不发达的年代，发现小行星算是一个苦力活。
为了纪念张钰哲，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将美籍华裔天文学家邵正元于1976年10月23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发现的第2051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Chang（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