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马庆株先生主编、邱广君先生副主编的《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二编》(以下简称《二编》)于2007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由马庆株先生主持、多位教授、副教授、博士、硕士共同承担的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课题“现代汉语中和语法相关的动词语义问题”(1996)的成果,也是继马庆株先生承担的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汉语动词语义特征研究”成果《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一编》之后的又一现代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研究的力作。同时,该书也是由马庆株先生倡导的语义功能语法理论的又一实践结晶,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正如该项课题鉴定所言:“这项成果对动词语义特征分类、语用语法意义分类、动词性结构特点等进行了成功的研究和探索,不仅有宏观的理论阐述,而且更有微观的具体例证描写,结论令人信服,是我国语法研究的一项重要的理论上有多处新的突破的成果,特别是汉语动词主观范畴的提出,填补了动词语义研究的一个空白,使该领域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开拓了新的视野,将产生广泛的影响,提高了汉语动词语义和相关诸多问题的研究水平。”本书所载论文有的曾在《中国语文》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过,在内容上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注重结合语义表达研究语法
《二编》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范畴出发研究动词与语法相关的语义和表达功能。有的论文探讨动词的语义语用语法分类以及动词次类的功能。如马庆株的《指人参与者角色关系取向与汉语动词的一些小类》借鉴了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从说话人和受话人由于所处地位不同,而对动词的选用上的不同出发,分出对上类动词和对下类动词。这两类动词常常含有不同的词素,也常常带有不同的趋向成分,如可说“反映上来/去,举荐上来/去”,但不能说“反映下来/去,举荐下来/去”;可说“布置下来/去,派遣下来/去”,但不可说“布置上来/去,派遣上来/去”。这是词素义和组合义对动词语义和表达的限制。马庆株的《“V来/去”与现代汉语的主观范畴》一文立足于说话人的视角,从动词意义和句法组合出发,探讨了现代汉语动词的主观表达方式,确立了现代汉语动词的主观范畴,能够解释许多过去无法解释的现象。该文指出,同藏语中表达说话人亲见和非亲见的事物有不同的表示法一样,汉语中凡是动作造成可见结果的动词,后面出现“来”或“X来”,反之后面出现“去”或“X去”。这都与说话人的主观视角和感知有关。这样的研究很有新意,开启了汉语动词研究的新思路。
结合语义表达功能分析动词性结构或动词小类的,还有项开喜的《汉语重动句的功能研究》和王振来的《能愿动词在语用祈使句中的表达功能初探》。前文从表达功能角度考察了汉语重动句式及其结构项的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并对动词重复现象进行了解释。作者指出,这种句式的语义重心和信息焦点在句中第二个动词VP2,它往往表示一种超常量,第一个动词VP1主要是为第二个动词提供常量参照。如能说“吃饱了饭,煮熟了饭”,但不说或少说“吃撑了饭,烧糊了饭”,而要说“吃饭吃撑了,烧饭烧糊了”。这是因为,“饱、熟”这一结果对于“吃、煮”来说是预期性的,而“撑、糊”对于“吃、烧”来说却是非预期性的,是一种超常结果,并不代表行为主体的意愿。因此作者认为,汉语重动句式的语用功能是突出强调动作行为的超常特征。该文从信息结构和语义结构着眼来分析汉语重动句的功能,并同与之相关的其他几种格式如“把”字句、主谓谓语句等做了比较,从研究角度上是比较新颖的,思路上也是比较开阔的,对汉语重动句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王振来的《能愿动词在语用祈使句中的表达功能初探》一文采用分布特征和语义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能愿动词在肯定/否定语用祈使句中的表达功能,也颇有新意。
二、注重形式和意义的相互验证
马庆株先生倡导的语义功能语法注重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注重形式和意义的相互验证,以语义为基础,以分布、变换等形式特征为标准,建立语义语法范畴。《二编》里有多篇论文都以语义特征分析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给汉语的动词和动词性结构划分小类。如袁明军的《非自主动词的分类补议》一文,是在马庆株《自在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一文把非自主动词分为属性动词和变化动词的基础上,讨论了专职的状态动词、准属性动词和若干小类的有特色的变化动词,对非自主动词进行了一些必要补充。洪波/关键的《非自主动词与否定动词的搭配律》,结合非自主动词的语义特征[+状态]、[+变化]、[+属性]考察了非自主动词的光杆形式与否定副词的搭配情况,并列出了带有倾向性的规律。洪波的《含属性义动词和属性句》根据动词[+属性]义的下位意义,结合句法框架把属性义动词分为五个小类,并讨论了含有这些属性义动词的句式的句法特征。这些文章是汉语动词特别是非自主动词研究的深化和细化,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非自主动词的语义特性和句法组合规律。
袁明军的《程度副词和动词的类》一文细致地考察了程度副词和动词(包括动词结构)组合的情况。该文通过对大量语料的分析得出:不同小类的动词对程度副词的选择是不同的,在划分小类时,充分注意了各个小类的语义特征,并将这些特征与句法表现结合起来,做到了形式、意义的相互验证。邱广君的《谈“V下+宾语”中宾语的类、动词的类和“下”的意义》也很重视形义间的对应。作者通过细致考察证明:宾语小类、动词小类都和语义以及语义特征密切相关。文章指出,每个“下”所在的环境不同,其具体意义以及语义特征也就不同,它可以由实到虚排成一个序列。同样此种情况也适用于“V趋”甚至“V结”和“V介”结构。可以说文集中的多篇论文都充分注意了语法形式和意义的相互验证,此不再逐一列举。
三、注重研究方法的探索
《二编》运用了语篇统计等分析方法。文集中多数文章主要用语义特征分析法来展开研究,而郭继懋的《用统计方法从语义平面看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的区别》一文则从语篇统计入手,着重从动态角度对动词语义研究方法作了有益的尝试。该文对15个常用动词在《骆驼祥子》中的使用情况做了穷尽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凭动词在结构平面带宾语频率低的差异不足以把经常带宾语的“吃”等动词(B类)和偶尔带宾语的“包”等动词(C类)分成两类,而在语义平面凭有无逻辑宾语的频率可将B类动词相当清楚地分为两类,得出平常所谓的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这篇文章用语篇统计的方法来研究动词的及物和不及物分类,是以往研究中所未见的,因此具有方法论意义。
《二编》很好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如马庆株先生的《“V来/去”与现代汉语的主观范畴》是继《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之后,又一次成功地运用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该文受到藏语语法中表达亲见的事物和非亲见的事物有不同的表示法的启发,提出了汉语动词的主观范畴这一概念。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具体语言问题的研究,同时也启发我们作语言研究一定要视野开阔,放眼其他语言和方言,注重共性和个性研究的结合。
四、有明确的理论意识
《二编》中有些文章是结合具体问题的研究给人以方法论和理论上的启发,而马庆株的《略谈汉语动词时体研究的思路——兼论语法分类研究中的对立原则》则明确提出应用对立原则研究汉语时体的新思路,是一篇把语言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更注重研究方法的揭示和理论建设的佳作。作者在指出以往汉语时体分类研究的不足的基础上,根据意义把时间副词分为同时、先时、后时三类,并根据对立原则把李临定所列十三类时体归并为八类,从系统性和逻辑性上都显得更加严谨。同时,文章还列出了印欧语系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英语、德语等表示时体的种种方式,以及阿尔泰语系的维吾尔语、阿塞拜疆语、吉尔吉斯语、土耳其语、蒙古语、朝鲜语等表示时体的种种方式。作者指出,如果只从某一语种来观察汉语,就会有较大的局限性,难免以偏概全;只有从世界语言来看中国的汉语,才可能有新的发现,结论也更可靠。
马庆株先生倡导的语义功能语法的基本思想是:以语义为基础,以分布、变换等形式特征为标准,以语义语法范畴为中心,以词和词组为基本单位,以分类为重点,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共时和历时相联系,共性和个性并重,归纳和演绎并举,多角度、全方位地描写和解释语法聚合和语法组合。《二编》既是对语义功能语法理论的进一步实践和运用,同时也是马庆株先生个人语法研究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但正像马先生一再指出的(在给南开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博士生上课时),语义功能语法既是对老一代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等先生研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适合汉语特点、也适合其他语言研究的一种语法理论,需要我们许多人努力实践探索来丰富和完善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二编》也只是语义功能语法的一次再实践,也并非尽善尽美。因此,我们热切期待着有更多的人实践并发展语义功能语法理论,期待着《二编》之后《三编》、《四编》等著作的出版。
参考文献:
[1]马庆株.忧乐斋文存——马庆株自选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张雪平,南开大学文学院)
一、注重结合语义表达研究语法
《二编》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范畴出发研究动词与语法相关的语义和表达功能。有的论文探讨动词的语义语用语法分类以及动词次类的功能。如马庆株的《指人参与者角色关系取向与汉语动词的一些小类》借鉴了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从说话人和受话人由于所处地位不同,而对动词的选用上的不同出发,分出对上类动词和对下类动词。这两类动词常常含有不同的词素,也常常带有不同的趋向成分,如可说“反映上来/去,举荐上来/去”,但不能说“反映下来/去,举荐下来/去”;可说“布置下来/去,派遣下来/去”,但不可说“布置上来/去,派遣上来/去”。这是词素义和组合义对动词语义和表达的限制。马庆株的《“V来/去”与现代汉语的主观范畴》一文立足于说话人的视角,从动词意义和句法组合出发,探讨了现代汉语动词的主观表达方式,确立了现代汉语动词的主观范畴,能够解释许多过去无法解释的现象。该文指出,同藏语中表达说话人亲见和非亲见的事物有不同的表示法一样,汉语中凡是动作造成可见结果的动词,后面出现“来”或“X来”,反之后面出现“去”或“X去”。这都与说话人的主观视角和感知有关。这样的研究很有新意,开启了汉语动词研究的新思路。
结合语义表达功能分析动词性结构或动词小类的,还有项开喜的《汉语重动句的功能研究》和王振来的《能愿动词在语用祈使句中的表达功能初探》。前文从表达功能角度考察了汉语重动句式及其结构项的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并对动词重复现象进行了解释。作者指出,这种句式的语义重心和信息焦点在句中第二个动词VP2,它往往表示一种超常量,第一个动词VP1主要是为第二个动词提供常量参照。如能说“吃饱了饭,煮熟了饭”,但不说或少说“吃撑了饭,烧糊了饭”,而要说“吃饭吃撑了,烧饭烧糊了”。这是因为,“饱、熟”这一结果对于“吃、煮”来说是预期性的,而“撑、糊”对于“吃、烧”来说却是非预期性的,是一种超常结果,并不代表行为主体的意愿。因此作者认为,汉语重动句式的语用功能是突出强调动作行为的超常特征。该文从信息结构和语义结构着眼来分析汉语重动句的功能,并同与之相关的其他几种格式如“把”字句、主谓谓语句等做了比较,从研究角度上是比较新颖的,思路上也是比较开阔的,对汉语重动句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王振来的《能愿动词在语用祈使句中的表达功能初探》一文采用分布特征和语义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能愿动词在肯定/否定语用祈使句中的表达功能,也颇有新意。
二、注重形式和意义的相互验证
马庆株先生倡导的语义功能语法注重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注重形式和意义的相互验证,以语义为基础,以分布、变换等形式特征为标准,建立语义语法范畴。《二编》里有多篇论文都以语义特征分析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给汉语的动词和动词性结构划分小类。如袁明军的《非自主动词的分类补议》一文,是在马庆株《自在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一文把非自主动词分为属性动词和变化动词的基础上,讨论了专职的状态动词、准属性动词和若干小类的有特色的变化动词,对非自主动词进行了一些必要补充。洪波/关键的《非自主动词与否定动词的搭配律》,结合非自主动词的语义特征[+状态]、[+变化]、[+属性]考察了非自主动词的光杆形式与否定副词的搭配情况,并列出了带有倾向性的规律。洪波的《含属性义动词和属性句》根据动词[+属性]义的下位意义,结合句法框架把属性义动词分为五个小类,并讨论了含有这些属性义动词的句式的句法特征。这些文章是汉语动词特别是非自主动词研究的深化和细化,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非自主动词的语义特性和句法组合规律。
袁明军的《程度副词和动词的类》一文细致地考察了程度副词和动词(包括动词结构)组合的情况。该文通过对大量语料的分析得出:不同小类的动词对程度副词的选择是不同的,在划分小类时,充分注意了各个小类的语义特征,并将这些特征与句法表现结合起来,做到了形式、意义的相互验证。邱广君的《谈“V下+宾语”中宾语的类、动词的类和“下”的意义》也很重视形义间的对应。作者通过细致考察证明:宾语小类、动词小类都和语义以及语义特征密切相关。文章指出,每个“下”所在的环境不同,其具体意义以及语义特征也就不同,它可以由实到虚排成一个序列。同样此种情况也适用于“V趋”甚至“V结”和“V介”结构。可以说文集中的多篇论文都充分注意了语法形式和意义的相互验证,此不再逐一列举。
三、注重研究方法的探索
《二编》运用了语篇统计等分析方法。文集中多数文章主要用语义特征分析法来展开研究,而郭继懋的《用统计方法从语义平面看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的区别》一文则从语篇统计入手,着重从动态角度对动词语义研究方法作了有益的尝试。该文对15个常用动词在《骆驼祥子》中的使用情况做了穷尽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凭动词在结构平面带宾语频率低的差异不足以把经常带宾语的“吃”等动词(B类)和偶尔带宾语的“包”等动词(C类)分成两类,而在语义平面凭有无逻辑宾语的频率可将B类动词相当清楚地分为两类,得出平常所谓的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这篇文章用语篇统计的方法来研究动词的及物和不及物分类,是以往研究中所未见的,因此具有方法论意义。
《二编》很好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如马庆株先生的《“V来/去”与现代汉语的主观范畴》是继《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之后,又一次成功地运用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该文受到藏语语法中表达亲见的事物和非亲见的事物有不同的表示法的启发,提出了汉语动词的主观范畴这一概念。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具体语言问题的研究,同时也启发我们作语言研究一定要视野开阔,放眼其他语言和方言,注重共性和个性研究的结合。
四、有明确的理论意识
《二编》中有些文章是结合具体问题的研究给人以方法论和理论上的启发,而马庆株的《略谈汉语动词时体研究的思路——兼论语法分类研究中的对立原则》则明确提出应用对立原则研究汉语时体的新思路,是一篇把语言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更注重研究方法的揭示和理论建设的佳作。作者在指出以往汉语时体分类研究的不足的基础上,根据意义把时间副词分为同时、先时、后时三类,并根据对立原则把李临定所列十三类时体归并为八类,从系统性和逻辑性上都显得更加严谨。同时,文章还列出了印欧语系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英语、德语等表示时体的种种方式,以及阿尔泰语系的维吾尔语、阿塞拜疆语、吉尔吉斯语、土耳其语、蒙古语、朝鲜语等表示时体的种种方式。作者指出,如果只从某一语种来观察汉语,就会有较大的局限性,难免以偏概全;只有从世界语言来看中国的汉语,才可能有新的发现,结论也更可靠。
马庆株先生倡导的语义功能语法的基本思想是:以语义为基础,以分布、变换等形式特征为标准,以语义语法范畴为中心,以词和词组为基本单位,以分类为重点,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共时和历时相联系,共性和个性并重,归纳和演绎并举,多角度、全方位地描写和解释语法聚合和语法组合。《二编》既是对语义功能语法理论的进一步实践和运用,同时也是马庆株先生个人语法研究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但正像马先生一再指出的(在给南开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博士生上课时),语义功能语法既是对老一代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等先生研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适合汉语特点、也适合其他语言研究的一种语法理论,需要我们许多人努力实践探索来丰富和完善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二编》也只是语义功能语法的一次再实践,也并非尽善尽美。因此,我们热切期待着有更多的人实践并发展语义功能语法理论,期待着《二编》之后《三编》、《四编》等著作的出版。
参考文献:
[1]马庆株.忧乐斋文存——马庆株自选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张雪平,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