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保持一定的时间跨度和距离去观察，是很有必要的。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时间跨度够大了，我不是研究历史的，但恰好这半年读了一些亚洲史，距离也合适了。是时候可以谈一谈。
　　其实，辛亥革命最初要解决的是“族权”问题，即满汉之间的冲突。但在这个过程中，满汉之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正在对西方强权的侵略做出反思和积极的回应。他们很快发现，要解决“族树”没法绕过“国权”和“民权”。
　　所谓“国权”问题，实际上就是“驱逐列强、统一中华”，这在当时是最为紧迫的。近代中国一共经受了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和第二次冲击，来自第一波和第二波成功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帝国的对外扩张，在这两次冲击中，不仅中国，亚洲其他国家也受到了侵略。对这两次冲击，后人有许多反思和评价，但与马克思以及他同时代知识分子做出的评价相比，大多有失偏颇。马克思认为，西方列强以枪炮来打击和攻击相对弱小、落后的国家，强迫它们签订不平等条约，进行不公平贸易，是不道德的。马克思的批评，超脱了民族主义，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做出的。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古老的帝国，如中国、印度等，之所以轻易地被来自万里之外的几艘炮舰打败，正是由于它们在历史进程中越来越落后、停滞和腐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马克思曾做出一个精辟的总结：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尤其是亚洲古老而落后的文明的冲击，是以野蛮的方式促发了历史的进步。
　　但这两次冲击对中国的撼动，远远比不上第三次——来自第三波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日本的打击。当时，不仅中国思想最开放、最新锐的统治精英，还有帮助和参与中国建设现代陆海军的西方国家，都认为日本打不过中国。带着这样的自信，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遭遇惨败，这对中国的冲击和打击是巨大的。但国权问题还没来得及思考清楚，却马上得出结论，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是因为实现了君民共和制。要注意“君民共和”与“君主共和”是不同的，“君主共和”是君主治理，“君民共和”则跨过了这个阶段，实现了君民共同治理。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清朝的统治者也主动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当时族权问题尚未解决，国权问题又没搞清楚，清朝统治者的改革不仅排斥汉族的官员，甚至连很多满族的官员都不相信，他们只相信皇室近亲。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很糟糕。受到冲击后，本来应该扩大统治基础，但清朝反而越改越狭窄，最后把权力集中在几个皇室贵族手中c所以说，当时清朝的维新、改良和改革不仅是表面化的，而且是欺骗性的。到这个时候，民权问题也开始凸显。
　　族权、国权、民权三权纠结，辛亥革命要把它们一并解决，这使得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背上过重的负担。辛亥革命之后，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Republic of China。当时先有英文名称，严格来说应该翻译成“中华共和国”，但革命者认为“共和国”不足以突出这种国体的先进性，因为中国是跨越了日本的“君民共和”，直接走向了民主的，最后决定翻译成“中华民国”。民主就是民权，以民权来解决国权和族权，这是“中华民国”架构设计的本意。
　　站在今天回看，一方面，要给辛亥革命的前辈们一个伟大的评价。“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共和制”这个概念直接来自古罗马文明的传统，包含着“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理念，在100年前，有这样的认识，是很了不起的。无论从理念还是理想来看，辛亥革命的志士都达到了当时整个亚洲最高的认识水平。另一方面，必须说遗憾的是，中国并不具备把族权、国权、民权一并解决的客观和主观条件。辛亥革命的发动者，本来是想把满人驱逐回东北的，但马上遇到一个现实问题——东北是不是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所以后来确定，辛亥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把满人赶走，而是要推翻满族的皇权，这样，族权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到了国权和民权，就进行不下去了，现代经济和民间自主，这些建构现代民权的基础条件，当时的中国一项都不具备。所以说，100年前这个亚洲最先进的架构，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同时也是高不可攀的架构。
　　但不应忽略的是，辛亥革命后，无论政党还是个人，都在不同的情况下分享着100年前的这个理想主义。并用不同的方式，探寻和创造实现三权的道路和条件。这个历史性、跨世纪的动作，还有待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