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深渊，到底有多么幽深、玄秘和浩瀚，谁也说不清楚。正因如此，人类朝向自我的精神探索才无休无止，无穷无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和心理学、精神病理学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即孜孜不倦地对人类精神进行“病态”取样，对“切片”反复进行探询和分析。不同的是，文学实施的不是病理性治疗而是具象性展示。它将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病态症状及其可能性根源呈现出来，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些平淡表象之下起伏着、澎湃着的暗流狂潮。
　　 朱文颖的《分夜钟》便是这样一个精神“病态”的取样和观察文本。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精神病院，那里有诸多“病态”的心灵，那里发生的故事或者说事故天然地比“正常人的世界”更加丰富和奇诡。这个精神病院位于小岛上，小岛只有一座桥与陆地相连。说来也怪，桥平时悬浮于水面上，每天傍晚五点四十左右随着湖水涨潮而隐没，次日又露出水面。这个叙事空间及其地理位置的设置本身就意味深长，有着极强的隐喻性。“桥”的若隐若现显示着精神病院与陆地之间的脆弱连接，它随时都可能被“陆地”（象征“正常人的世界”）忘却和抛弃。
　　 《分夜钟》有一个类似于《飞越疯人院》的喜剧性开头：在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黄昏，三位精神病患者“乔装打扮”，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躲过保安的盘查，顺利逃出了精神病院。带头者名叫喻小红，院长次日派人接来她的姐姐、艺术家喻小丽，希望能知道喻小红的下落，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这个看似“公事公办”的开头和简单的人物关系，却蕴藏着巨大的玄机与危机。
　　 二十年前，当浦院长还是一所综合院校戏剧社团的社长时，他认识了二十岁的喻小丽和十八岁的喻小红，几乎同时被她们爱上或者说爱上了她们。这对姐妹表达情感的方式很特别：姐姐对于爱的对象严峻冷淡，妹妹则相反，主动献上了热烈的拥抱和黏人的依赖。这个三角关系正在胶着时，一个琴师登场了，他名叫净空，住庆元寺附近，头形浑圆，穿灰色直身衬衫，背一床古琴。喻氏姐妹疯狂地爱上了他，为此不停地争吵、和好、抱头痛哭。小浦社长则阴郁地在小树林里抽烟徘徊。
　　 在所有的情感关系中，“爱”是最令人迷醉的，也是最令人感到恐惧的。它携带着极端体验和极强的杀伤力，往往将当事者领入到命运的歧途之中，有可能使之一去不返，甚至直至生命终结。因此，“爱与死”作为一个永恒的命题，被古今中外的作家不厌其烦地反复描写。在《分夜钟》里，我们可以为这个命题再加上一个同样有杀伤力的结局：疯。一个春夜，小浦社长、琴师净空、喻小丽、喻小红四个人去营湖踏青。当晚暴雨突降，净空不幸在湖边失足溺亡。喻小红由于惊吓过度，出现了精神问题，被送进精神病院。喻小丽则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四处漫游。
　　 “爱与死与疯”，其中的每一个局面都令人惊悚。但仅仅如此的话，小说也就止于爱情小说了。《分夜钟》绝对不是爱情小说，它所表达和含纳的要更深更广。小说设置了一个倒叙和追忆的结构，从“一天”到“二十年前”，在這个结构中，每个人的“病态”都呈现出来。包括那个自以为是舞蹈家的老太太，那个外号叫做“大暑”的暴脾气男人，还有那两个胖瘦警察，他们各有各的“病态”，只是不自知而已。而看上去相当正常的浦院长早就“病”了。二十年前，净空并非失足溺亡，而是被他谋杀的。
　　 作者并非要追责问罪，而是要将这精神“病态”一探到底，去探寻人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犯罪或者发疯。但作者同时也暗示，这种自我探寻可能是无效的、无果的。关于这个结论，小说另有旁证：浦院长给喻小丽放映了一部纪录片，关于1966年南非总理被白人杀手刺杀的片子。采访者问杀手刺杀动机是什么，他说自己当时正在患病，“讨厌的蛔虫”，最后冲上去的刹那，他“什么都没想。一片空白”。或许，这个世界上很多非理性的事情都仅仅起源于“蛔虫”般的小小不适，也可能什么原因都没有。这个副线着力于对异常精神问题的溯源，为主线带来了对比、旁衬和深化的叙事效果。
　　 “分夜钟”是寺院半夜所鸣之钟。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说，那个暴雨突降的春夜就是“分夜钟”，他们的人生从此被切成了两半。有的永堕黑暗，有的居无定所，有的携带着黑暗的秘密独自活下去，那些秘密经由天长日久的发酵已经捂成了疾病和创伤。就像老浦，虽然是精神病院院长，却早已“病入膏肓”;虽然活着，却早已失去了意义。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