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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潜伏》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影视形象，再一次验证了后现代中国在消费时代的尴尬境遇，这种消费社会对价值主体的消费询唤功能，首先表现在对价值主体意义性的暧昧和多义性阐释，其次以红色意识形态为外壳的，世俗性与传奇性的结合，再次是接受群体改变的表现，同时也是受众群体心理需要的反映。在对“余则成”式的消费主体形象的询唤之中，其文化抵抗的意味和文化媚俗同时存在，共同构成了一个矛盾百出、却充满了魅力的形象。
关键词：《潜伏》 谍战电视剧 主体询唤
2009年，谍战剧《潜伏》的热播，一时间使得荧屏变得谍影重重，各路神通广大的特工相约汇集到各度地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一展身手。比如央视一套播出的《誓言无声》的续集《誓言永恒》、济南电视台新闻频道全国首播的《勇者无敌》、东方卫视和重庆卫视联手开播的《秘密图纸》等。其实，早在2002年，随着《誓言无声》的开播。一系列谍战作品纷纷上马。掀起了中国电视剧市场的第一轮“谍战热”。这其中有表现新中国成立前夕隐蔽战线殊死较量的《梅花档案》和《一双绣花鞋》，也有将间谍战、密码战、无线电侦听等熔为一炉的《暗算》，还有展现抗日解放战争大时代背景下的《红色追击令》。而无疑。《潜伏》是一系列谍战剧的一个高潮。那么。是什么造就了新中国第二次谍战题材影视的热播呢?在《潜伏》这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背后，又隐含着怎样复杂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文化构成因子呢?
一
首先，从外部文化因素上看，《潜伏》的出现，绝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谍战电视剧受到如此之追捧，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官方指向。今年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各大影视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作品“献礼”。而谍战剧既符合“献礼”的要求，投资又远远低于战争剧，而且收视率还有保证，对各影视公司和电视台来说，其超高的性价比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其次，怀旧情结。谍战剧的另一个名字叫“反特剧”，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羊城暗哨》、《秘密图纸》、《国庆十点钟》《跟踪追击》等一批反特题材的影片就深受欢迎，由此形成了中国观众长期以来的反特故事情结。而如今一些列谍战剧纷纷被翻拍，其实就是要激发起观众的怀旧情绪，满足观众的反特故事情结。最后，群众基础。谍战剧题材的本身，就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剧情紧张，悬念丛生，观众可以跟着剧中的线索推理、思考。
如果说《誓言无声》拉开了谍战的“序幕”，那么《暗算》就是谍战剧火爆荧屏的“第一枪”，而开篇提到的《潜伏》则为谍战剧在中国电视市场的持续走红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除了继承以往反特故事之传统，《潜伏》成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其准确的把准了当今时代之脉搏，为谍战剧的主题构成和传播方向重新洗牌。而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即为其巧妙地借用了职场与官场的叙事规则，让观众联想到如今办公室里的竞争法则。甚至有网友根据剧中情节总结出了办公室“潜规则”20条，并发表了《余则成教你职场生存》的网文。虽然很多评论对此不以为意。认为将一部影视作品解释成职场教材，不免有荒唐之感，恶搞之嫌，是一种“权谋文化”的表现。无意探究两种观点孰优孰劣，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从正反两方面承认了这部电视剧已经不再遵守传统谍战剧非白即黑的模板，而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开辟了“谍战”、“反特”这一特殊题材电视剧市场定位的新纪元。
二
而从深层次的文化元素来分析，《潜伏》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影视形象，杂糅组合的大众意识形态，都再一次验证了后现代中国在消费时代的尴尬境遇。可以说，这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复杂的询唤状态的表征。例如，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既有一种现实的维度，又有一种再现的维度(神话、概念、观念、形象)，它常常利用影视这种媒介工具来完成自己的企图。同时，在通过影视来实现意识形态意图的过程中，主体形象的“询唤”是十分重要的：“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具有把个体‘建构’(constructing)成为主体的功能(意识形态本身就是被这种功能所界定的)”。影视媒介正是通过形象暗示、他者的对比、意义的阐释、类型的改写，这些行为吸引人们注意(召唤)，逼迫个体去发掘意义，并迫使他们参与这种实践。为什么在解放初期，那些在谍战片中英武不屈的英雄，变成了一个个价值观暧昧的“余则成”?在“革命”的符号被掏空之后，这些革命的红色主体，便被消费经济询唤成了具有价值增值性的符号转喻体系。中国的谍战剧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初见雏型，当然那时更主要的功能是政治传播。
这种消费社会对价值主体的消费询唤功能，首先表现在对价值主体意义性的暧昧和多义性阐释。从50年代到文革时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前，谍战剧或俗称“抓特务电影”始终是最受欢迎的类型电影样式之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群众有着强烈的“斗争”心理，而这类影片无论是从舆论导向还是受众基础的角度，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政治局势的逐步变化和两岸关系的日益发展，谍战剧在新形势下自觉承担起了构建新的舆论导向与价值传递的媒介功能。比如在《潜伏》中。观众似乎很难找出一个反面人物，以往谍战剧中老奸巨猾、杀人如魔的特务形象在今天看来已经是有血有肉，有追求、有才干的“好同志”。除了“站错了队”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剧中的国民党人物表现出的为“党国利益奋斗终生”的精神也令人感动。
其次，以红色意识形态为外壳的，世俗性与传奇性的结合，也是该剧在意识形态策略上的一大特色。一方面。避免了不必要的“出格”所造成的麻烦。另一方面，又迎合了大众的猎奇心理。一方面，将意识形态做传奇性的消解，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红色意识形态的内在紧张：另一方面，又以一种“软性”的姿态，在另一个侧面，强化了意识形态的规训性。这种奇特而悖论的作用。也许就是中国特色吧。正如有的评论指出，编导的绝顶聪明在于善于制造亮点，突出亮点，让闪烁的亮点在故事中融汇成灼人的光芒，紧紧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俘获了观众对同类影视作品的期待和盼望。在我看来，编导在忠于反特影片弘扬“真善美”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敢为人先，特别善于在主题抵达的公共盲区中挖掘最能触动观众软肋的东西，特别善于在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寻找传统影视剧鞭长莫及的意识形态的某些禁区，特别善于在人情、感情、爱情、师情、友情上做足了文章，并把反法西斯战争、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的风云变幻，戴笠、郑介民等重要历史人物的生死浮沉与跌宕起伏的剧情有效地融合在一起，让观众在刀光剑影中探幽历史，在暗流激浪中感受人物。这种传奇性和世俗性的结合，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赤胆忠心、爱憎分明的“峨眉峰”、“深海”余则成既要潜伏在敌人心脏多方较量，又不得不在真情假爱中承受着良心、道德、情感的博弈：貌似圆滑、老谋深算的军统局天津站协助站长吴敬中既要顽固地效 忠党国利益，又不得不为了后路而贪赃枉法，强取豪夺：军统的忠实走狗马奎、陆桥山勾心斗角、相互猜忌，却恰恰被余则成利用，并各个击破，特别是余则成单枪匹马暗杀了李海丰、张冠李戴剪除眼中钉马奎：绣春楼刀杀袁佩林，陆、李鹬蚌相争，余则成尽收渔翁之利。成功稳坐副站长：军统潜伏在延安的“佛龛”和我党被俘人员的神奇交换等等情节。处处柳暗花明，时时山重水复；忽而苦乐莫辩，忽而真假难妨。同时，对男女情感的凸显。也是传奇性和世俗性对红色意识形态的一大“补遗”。《潜伏》通片把“情”字演绎得淋漓尽致，却并没有落入传统桎梏和固有套路，在余则成和左蓝、翠平、晚秋3个女人扑朔迷离的感情戏中，编导并没有在动作上、感官上的强烈刺激，而是在细腻的情感纠葛、浓郁的爱情色彩、深沉的心灵交流、震荡的人生感悟中展示内心，引导观众和凄美的情事一起大喜，犬悲，大叹，大悟。
再次，这是接受群体改变的表现。50年代的谍战剧。其受众群体以工人阶层为主。电视剧作为主流媒体，表现党派之争、阶级之争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这一方面顺应了时代特征，另一方面满足了观众心理需求。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中国人口的职业构成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都市化进程中以职业白领为主体的新型阶层迅速兴起，并大范围的蔓延开来。这些观众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所从事的是知识经验密集型的工作。他们对于表现党派、阶级斗争的影视作品没有强烈的心理期待，这也从观众层面促使了谍战剧不得不打破传统套路。而《潜伏》的编导敏感的掌握了这一变化趋势，将矛头指向新兴受众群的关注焦点——职场、官场、商场。利用谍战剧以往的敌我斗争寓意职场、官场、商场的尔虞我诈，而其处理方式则含蓄委婉，不露痕迹。但每逢关键环节，必有隐喻暗含其中，而电视机前的观众的确是知者自知。不同的人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的生活体验。
最后，这是受众群体心理需要的反映。相比之下，最近几年图书市场也刮起了一股“职场旋风”。《杜拉拉升职记》的热潮依旧不减，不仅在各大畅销榜高居不下，而且陆续被改编成话剧和电影。而随后的《杜拉拉2华年似水》、《白骨精列传》、《丁约翰的打拼》等职场小说也纷纷登上了书店的推荐书目。这一现象的产生不得不说和大的经济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金融危机、裁员减薪、大学生就业难等等问题，使得职场中和职场边上人人自危，四处求取真经度过难关，职场小说成了他们首选的准教科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潜伏》的编导慧眼独具的看到了市场所需，将职场中的处事为人之道转移到了斗争更为激烈、茅盾更为尖锐的军统特务机关。这也就难怪为何有人可以从该剧中总结出职场的生存法则和办公室的潜规则。
2008年年末在广电总局报批的谍战剧高达60部之多，中国电视剧习惯性的一窝蜂“扎堆”原则又一次得到了验证，而期间，文化工业对价值符号的改写和篡夺。更令人忧心忡忡，又深思不已。阿多诺认为，所谓“文化工业”，就是采取了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和虚伪的个性化形式，让文化变得高度一致。而市场法则进入到艺术领域中，让文化变成了商品。扭曲了艺术家的人格，损害了受众的审美能力：而文化工业以虚假的承诺、成功的神话来维护着意识形态的统治，以提供娱乐的方式来让人们逃避现实。麻痹着消费者，让人们停止反思，不再反抗，认同于现行的秩序。然而，问题的复杂在于，在对“余则成”式的消费主体形象的询唤之中，其文化抵抗的意味和文化媚俗同时存在，共同构成了一个矛盾百出、却充满了魅力的形象。这也许就是后发现代中国的历史境遇给我们提供了独特的文化体验吧。
关键词：《潜伏》 谍战电视剧 主体询唤
2009年，谍战剧《潜伏》的热播，一时间使得荧屏变得谍影重重，各路神通广大的特工相约汇集到各度地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一展身手。比如央视一套播出的《誓言无声》的续集《誓言永恒》、济南电视台新闻频道全国首播的《勇者无敌》、东方卫视和重庆卫视联手开播的《秘密图纸》等。其实，早在2002年，随着《誓言无声》的开播。一系列谍战作品纷纷上马。掀起了中国电视剧市场的第一轮“谍战热”。这其中有表现新中国成立前夕隐蔽战线殊死较量的《梅花档案》和《一双绣花鞋》，也有将间谍战、密码战、无线电侦听等熔为一炉的《暗算》，还有展现抗日解放战争大时代背景下的《红色追击令》。而无疑。《潜伏》是一系列谍战剧的一个高潮。那么。是什么造就了新中国第二次谍战题材影视的热播呢?在《潜伏》这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背后，又隐含着怎样复杂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文化构成因子呢?
一
首先，从外部文化因素上看，《潜伏》的出现，绝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谍战电视剧受到如此之追捧，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官方指向。今年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各大影视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作品“献礼”。而谍战剧既符合“献礼”的要求，投资又远远低于战争剧，而且收视率还有保证，对各影视公司和电视台来说，其超高的性价比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其次，怀旧情结。谍战剧的另一个名字叫“反特剧”，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羊城暗哨》、《秘密图纸》、《国庆十点钟》《跟踪追击》等一批反特题材的影片就深受欢迎，由此形成了中国观众长期以来的反特故事情结。而如今一些列谍战剧纷纷被翻拍，其实就是要激发起观众的怀旧情绪，满足观众的反特故事情结。最后，群众基础。谍战剧题材的本身，就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剧情紧张，悬念丛生，观众可以跟着剧中的线索推理、思考。
如果说《誓言无声》拉开了谍战的“序幕”，那么《暗算》就是谍战剧火爆荧屏的“第一枪”，而开篇提到的《潜伏》则为谍战剧在中国电视市场的持续走红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除了继承以往反特故事之传统，《潜伏》成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其准确的把准了当今时代之脉搏，为谍战剧的主题构成和传播方向重新洗牌。而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即为其巧妙地借用了职场与官场的叙事规则，让观众联想到如今办公室里的竞争法则。甚至有网友根据剧中情节总结出了办公室“潜规则”20条，并发表了《余则成教你职场生存》的网文。虽然很多评论对此不以为意。认为将一部影视作品解释成职场教材，不免有荒唐之感，恶搞之嫌，是一种“权谋文化”的表现。无意探究两种观点孰优孰劣，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从正反两方面承认了这部电视剧已经不再遵守传统谍战剧非白即黑的模板，而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开辟了“谍战”、“反特”这一特殊题材电视剧市场定位的新纪元。
二
而从深层次的文化元素来分析，《潜伏》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影视形象，杂糅组合的大众意识形态，都再一次验证了后现代中国在消费时代的尴尬境遇。可以说，这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复杂的询唤状态的表征。例如，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既有一种现实的维度，又有一种再现的维度(神话、概念、观念、形象)，它常常利用影视这种媒介工具来完成自己的企图。同时，在通过影视来实现意识形态意图的过程中，主体形象的“询唤”是十分重要的：“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具有把个体‘建构’(constructing)成为主体的功能(意识形态本身就是被这种功能所界定的)”。影视媒介正是通过形象暗示、他者的对比、意义的阐释、类型的改写，这些行为吸引人们注意(召唤)，逼迫个体去发掘意义，并迫使他们参与这种实践。为什么在解放初期，那些在谍战片中英武不屈的英雄，变成了一个个价值观暧昧的“余则成”?在“革命”的符号被掏空之后，这些革命的红色主体，便被消费经济询唤成了具有价值增值性的符号转喻体系。中国的谍战剧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初见雏型，当然那时更主要的功能是政治传播。
这种消费社会对价值主体的消费询唤功能，首先表现在对价值主体意义性的暧昧和多义性阐释。从50年代到文革时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前，谍战剧或俗称“抓特务电影”始终是最受欢迎的类型电影样式之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群众有着强烈的“斗争”心理，而这类影片无论是从舆论导向还是受众基础的角度，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政治局势的逐步变化和两岸关系的日益发展，谍战剧在新形势下自觉承担起了构建新的舆论导向与价值传递的媒介功能。比如在《潜伏》中。观众似乎很难找出一个反面人物，以往谍战剧中老奸巨猾、杀人如魔的特务形象在今天看来已经是有血有肉，有追求、有才干的“好同志”。除了“站错了队”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剧中的国民党人物表现出的为“党国利益奋斗终生”的精神也令人感动。
其次，以红色意识形态为外壳的，世俗性与传奇性的结合，也是该剧在意识形态策略上的一大特色。一方面。避免了不必要的“出格”所造成的麻烦。另一方面，又迎合了大众的猎奇心理。一方面，将意识形态做传奇性的消解，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红色意识形态的内在紧张：另一方面，又以一种“软性”的姿态，在另一个侧面，强化了意识形态的规训性。这种奇特而悖论的作用。也许就是中国特色吧。正如有的评论指出，编导的绝顶聪明在于善于制造亮点，突出亮点，让闪烁的亮点在故事中融汇成灼人的光芒，紧紧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俘获了观众对同类影视作品的期待和盼望。在我看来，编导在忠于反特影片弘扬“真善美”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敢为人先，特别善于在主题抵达的公共盲区中挖掘最能触动观众软肋的东西，特别善于在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寻找传统影视剧鞭长莫及的意识形态的某些禁区，特别善于在人情、感情、爱情、师情、友情上做足了文章，并把反法西斯战争、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的风云变幻，戴笠、郑介民等重要历史人物的生死浮沉与跌宕起伏的剧情有效地融合在一起，让观众在刀光剑影中探幽历史，在暗流激浪中感受人物。这种传奇性和世俗性的结合，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赤胆忠心、爱憎分明的“峨眉峰”、“深海”余则成既要潜伏在敌人心脏多方较量，又不得不在真情假爱中承受着良心、道德、情感的博弈：貌似圆滑、老谋深算的军统局天津站协助站长吴敬中既要顽固地效 忠党国利益，又不得不为了后路而贪赃枉法，强取豪夺：军统的忠实走狗马奎、陆桥山勾心斗角、相互猜忌，却恰恰被余则成利用，并各个击破，特别是余则成单枪匹马暗杀了李海丰、张冠李戴剪除眼中钉马奎：绣春楼刀杀袁佩林，陆、李鹬蚌相争，余则成尽收渔翁之利。成功稳坐副站长：军统潜伏在延安的“佛龛”和我党被俘人员的神奇交换等等情节。处处柳暗花明，时时山重水复；忽而苦乐莫辩，忽而真假难妨。同时，对男女情感的凸显。也是传奇性和世俗性对红色意识形态的一大“补遗”。《潜伏》通片把“情”字演绎得淋漓尽致，却并没有落入传统桎梏和固有套路，在余则成和左蓝、翠平、晚秋3个女人扑朔迷离的感情戏中，编导并没有在动作上、感官上的强烈刺激，而是在细腻的情感纠葛、浓郁的爱情色彩、深沉的心灵交流、震荡的人生感悟中展示内心，引导观众和凄美的情事一起大喜，犬悲，大叹，大悟。
再次，这是接受群体改变的表现。50年代的谍战剧。其受众群体以工人阶层为主。电视剧作为主流媒体，表现党派之争、阶级之争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这一方面顺应了时代特征，另一方面满足了观众心理需求。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中国人口的职业构成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都市化进程中以职业白领为主体的新型阶层迅速兴起，并大范围的蔓延开来。这些观众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所从事的是知识经验密集型的工作。他们对于表现党派、阶级斗争的影视作品没有强烈的心理期待，这也从观众层面促使了谍战剧不得不打破传统套路。而《潜伏》的编导敏感的掌握了这一变化趋势，将矛头指向新兴受众群的关注焦点——职场、官场、商场。利用谍战剧以往的敌我斗争寓意职场、官场、商场的尔虞我诈，而其处理方式则含蓄委婉，不露痕迹。但每逢关键环节，必有隐喻暗含其中，而电视机前的观众的确是知者自知。不同的人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的生活体验。
最后，这是受众群体心理需要的反映。相比之下，最近几年图书市场也刮起了一股“职场旋风”。《杜拉拉升职记》的热潮依旧不减，不仅在各大畅销榜高居不下，而且陆续被改编成话剧和电影。而随后的《杜拉拉2华年似水》、《白骨精列传》、《丁约翰的打拼》等职场小说也纷纷登上了书店的推荐书目。这一现象的产生不得不说和大的经济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金融危机、裁员减薪、大学生就业难等等问题，使得职场中和职场边上人人自危，四处求取真经度过难关，职场小说成了他们首选的准教科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潜伏》的编导慧眼独具的看到了市场所需，将职场中的处事为人之道转移到了斗争更为激烈、茅盾更为尖锐的军统特务机关。这也就难怪为何有人可以从该剧中总结出职场的生存法则和办公室的潜规则。
2008年年末在广电总局报批的谍战剧高达60部之多，中国电视剧习惯性的一窝蜂“扎堆”原则又一次得到了验证，而期间，文化工业对价值符号的改写和篡夺。更令人忧心忡忡，又深思不已。阿多诺认为，所谓“文化工业”，就是采取了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和虚伪的个性化形式，让文化变得高度一致。而市场法则进入到艺术领域中，让文化变成了商品。扭曲了艺术家的人格，损害了受众的审美能力：而文化工业以虚假的承诺、成功的神话来维护着意识形态的统治，以提供娱乐的方式来让人们逃避现实。麻痹着消费者，让人们停止反思，不再反抗，认同于现行的秩序。然而，问题的复杂在于，在对“余则成”式的消费主体形象的询唤之中，其文化抵抗的意味和文化媚俗同时存在，共同构成了一个矛盾百出、却充满了魅力的形象。这也许就是后发现代中国的历史境遇给我们提供了独特的文化体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