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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是江西南昌人，祖父是当地著名的中医，他留给后辈的祖训是“宁存千卷书，不置万亩田”。父亲谢哲孙精通金融会计学，在江西银行界颇有声望，他给我们的教导是“读万卷诗书，学一技之长”。母亲郑寿微淳朴善良相夫教子，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可以说，我生活在一个生活比较优裕的书香门第家庭。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我们家庭的宁静，在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日子里，我们也像千百万中国人一样四处流浪、艰辛备尝，最后总算在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安顿下来。此时家道中落，所以我在重庆青木关中学读书的费用全是借的钱。1942年，我报考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都来了录取通知书，但苦于囊中羞涩，只好选读了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现台湾中正理工大学的前身），因为那个学校各项费用全免，而且师资力量雄厚，设施先进，生活条件也很好。学制五年，我是造兵系（武器制造）第九期的。
2
1946年我大学毕业，1947年初被分到沈阳兵工厂，当时叫90兵工厂。那个厂子很大，原来是张作霖的兵工厂，后来日本人又加以扩建，设立了几个分厂。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以后，厂子里的大部分机械设备、精密检测仪器都被他们给拆走了，但一些拆不动的笨重机器：水压机、锻压机床、吊车和变压器等还是留了下来，当时那些设备在我们看来还是很先进的。总厂厂长是陈修和少将，他是陈毅元帅的叔辈兄弟，人很好。我被分配2分厂（解放后改为724厂），主要从事60迫击炮弹和120迫击炮弹的生产。此时解放军已经逼近沈阳，局面很乱，工厂也停产了，我们都住在陈修和的别墅里，他对我们讲：“我能走你们跟我走，我走不了你们也走不了，我哥哥是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你们就听我的吧。”1948年沈阳就解放了。由于我们都戴着国民党徽的技术军官帽子，所以被解放军押到一个师部里，不过对我们也还客气。这时何长工同志（时任东北重工业局局长）通过胡伦同志找到了我们，胡伦同志说：“你们都是技术兵，没打过仗，愿意留下参加革命的，我们很欢迎，不愿意的发给路费回家。”何长工是个很爱惜人才的领导干部，对我们很好。后来我回原厂当技术员，按团级干部待遇。当时正实行供给制，我们吃中灶，八人一桌四菜一汤，比原来吃得好多了，工人是大灶（大锅饭）。那时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挺有意思的，说给大家听听。
3
一次在某处仓库里，我发现了许多印着英文的箱子，看守仓库的解放军不知道是什么，我仔细一看，原来是美军的军用野战口粮（援蒋物资）。我找了一辆大卡车，就拉了回去。口粮分早中晚三种，荤素搭配，挺好吃的，早餐盒里还有香烟，足见二战时美军的后勤供应就很不错了。
何长工同志是东北局的高级干部，他有一辆小汽车，是原东北剿总副司令官卫立煌的专车，美国造的，很漂亮，而且还是无极变速的，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可没有人会开，因为车上标识都是英文。我在大学英文很好，一看就明白了，于是就成了何长工的专职司机，每天也和他一起吃小灶，鸡鸭鱼肉特好。开了15天，何长工笑着说：“你还是回工厂当技术员吧，我可用不起你这个团级驾驶员。”
4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从前线反聩回来的地面作战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打击美军坦克。因为当时我军坦克很少，反坦克武器主要依靠炸药包、手雷。志愿军反坦克伤亡很大，平均击毁一辆坦克要付出伤亡一个班战士的代价。美军坦克经常成三五辆队列、互相交叉掩护以防我军迫近袭击（把炸药包塞到履带处）。所以前线迫切需要一种能在较远距离上打击坦克的武器。这时原国民党兵工总署火箭科技正（总工程师）徐兰如由南京分配到我们这里。徐兰如先生曾留学美国，对固体火箭喷气理论有很深的造诣，他还从美国带回一册“喷气原理”的杂志，我把它借来原文抄了一遍，这对于我日后从事火箭技术工作帮助是很大的。
由于战争的紧急需要，徐兰如率先研制成功135式多喷口旋转稳定火箭弹，效果良好，随即投入批量生产。紧接着我研制了241式单喷口尾翼稳定火箭弹，该弹吸取了缴获的美制90式火箭弹的优点，构造比135式更加简单，飞行稳定，准确性也有相应提高，垂直破甲达100毫米以上。1951年，我荣获“沈阳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由于当时我国沿海许多岛屿尚未解放，为了登岛作战，必须有一种适合船载的火箭炮（因为线膛火炮后坐力太大，不能放在临时征招的普通民船上使用）。所以我主持设计了506式6管火箭排炮，这种火炮很轻便，可以拆开由人背或畜力驮运，发射徐兰如设计的488式火箭弹，射程达6 000米，火力很猛。在此基础上改进的火箭炮在朝鲜战场、解放一江山岛、越南的奠边府战役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火箭弹所采用的空心装药技术和固体推进喷气技术（推进剂由硝化棉压制而成），现在看起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原先我们厂生产大口径的炮弹，都是将TNT炸药熔化后浇铸到弹头内，但这种方法工艺复杂、成品率低，生产效率也低。在苏联专家米留申的协助下，我采用将TNT加温到80℃，成半融可塑状用螺杆旋转压入弹内的方法获得成功，大大提高了各项技术指标，每天三班生产可达2 400发。以后这种方法推广到全国许多兵工厂。2002年我回沈阳724厂参观，他们仍在使用这种方法。同时我又设计了车间水泥钢筋安全防护墙、轻型屋顶、喷水灭火及送排风系统等一整套相关防护安全设施，有力地保障了生产安全。
5
当时724厂在全国兵工系统内名气是蛮大的，因此国家和军队领导人都来过，现在回想起来挺有意思的。
1951年毛主席访问苏联归来，到我厂视察，由厂长陪同。那天在车间里，我正躺在一门506火箭炮发射架的底部，调整“分电盘”（控制发射顺序的装置）一双脚还露在外面，厂长跟我很熟，可他居然没叫我一声出来见主席，后来我知道了抱怨厂长好几次。厂长说，他也是太紧张给忘了。那时，毛主席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实在是太高大了。
还有一次刘少奇同志要来厂观看TNT装药生产线，为了绝对保证安全，我们把TNT换成红糖，从外观质感上看，红糖和TNT还挺像的。少奇同志参观完以后，车间把一个装着红糖的“炮弹”送给了我，结果我吃了好几个月的红糖。
1956年陈赓大将来我厂检查工作，厂里指派我陪同，由于我不认识陈赓，结果出了“岔子”。那天，陈赓在8名警卫的护卫下，来到我们车间门口。那些警卫个个人高马大、挎着驳壳枪，很威猛。可其中有人还叼着烟，我一看就急了，马上命令他们“缴械”，没收烟火，要知道这车间里都是炮弹，出了事那还了得！在车间里陈赓一面仔细地看，一面问我火箭弹的各项技术参数，我都以厂子有规定，保密不能讲来回答，一来二去，陈赓急了，“你对我还保密？找你们的厂长党委书记说话！”车间实验室里有一部电话，我打电话到厂部，这才知道是陈赓大将，可先前他们只讲是哈军工的人来检查。陈赓参观完车间之后，又询问了我关于发展火箭技术的问题。我说从目前情况来看，德国在二战时期发展的V-2火箭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武器，陈赓很吃惊。我就把V-2的详细技术参数向他做了介绍，并建议我们也应该发展这样的武器。陈赓大将一直在认真听我讲，并让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他的笔记本上。最后他说你到北京工作吧，我说不去（那时我的工资已是250元，当时猪肉才二三毛钱一斤。而且724厂的福利各方面都很好，当然，这些我没好意思和陈赓同志讲）。他一听我不愿去，有些生气，“训”了我有十几分钟，我也只好同意了。我问他到北京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他都说：“你不用管，到时候就知道了！”
我是江西南昌人，祖父是当地著名的中医，他留给后辈的祖训是“宁存千卷书，不置万亩田”。父亲谢哲孙精通金融会计学，在江西银行界颇有声望，他给我们的教导是“读万卷诗书，学一技之长”。母亲郑寿微淳朴善良相夫教子，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可以说，我生活在一个生活比较优裕的书香门第家庭。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我们家庭的宁静，在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日子里，我们也像千百万中国人一样四处流浪、艰辛备尝，最后总算在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安顿下来。此时家道中落，所以我在重庆青木关中学读书的费用全是借的钱。1942年，我报考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都来了录取通知书，但苦于囊中羞涩，只好选读了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现台湾中正理工大学的前身），因为那个学校各项费用全免，而且师资力量雄厚，设施先进，生活条件也很好。学制五年，我是造兵系（武器制造）第九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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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我大学毕业，1947年初被分到沈阳兵工厂，当时叫90兵工厂。那个厂子很大，原来是张作霖的兵工厂，后来日本人又加以扩建，设立了几个分厂。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以后，厂子里的大部分机械设备、精密检测仪器都被他们给拆走了，但一些拆不动的笨重机器：水压机、锻压机床、吊车和变压器等还是留了下来，当时那些设备在我们看来还是很先进的。总厂厂长是陈修和少将，他是陈毅元帅的叔辈兄弟，人很好。我被分配2分厂（解放后改为724厂），主要从事60迫击炮弹和120迫击炮弹的生产。此时解放军已经逼近沈阳，局面很乱，工厂也停产了，我们都住在陈修和的别墅里，他对我们讲：“我能走你们跟我走，我走不了你们也走不了，我哥哥是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你们就听我的吧。”1948年沈阳就解放了。由于我们都戴着国民党徽的技术军官帽子，所以被解放军押到一个师部里，不过对我们也还客气。这时何长工同志（时任东北重工业局局长）通过胡伦同志找到了我们，胡伦同志说：“你们都是技术兵，没打过仗，愿意留下参加革命的，我们很欢迎，不愿意的发给路费回家。”何长工是个很爱惜人才的领导干部，对我们很好。后来我回原厂当技术员，按团级干部待遇。当时正实行供给制，我们吃中灶，八人一桌四菜一汤，比原来吃得好多了，工人是大灶（大锅饭）。那时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挺有意思的，说给大家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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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某处仓库里，我发现了许多印着英文的箱子，看守仓库的解放军不知道是什么，我仔细一看，原来是美军的军用野战口粮（援蒋物资）。我找了一辆大卡车，就拉了回去。口粮分早中晚三种，荤素搭配，挺好吃的，早餐盒里还有香烟，足见二战时美军的后勤供应就很不错了。
何长工同志是东北局的高级干部，他有一辆小汽车，是原东北剿总副司令官卫立煌的专车，美国造的，很漂亮，而且还是无极变速的，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可没有人会开，因为车上标识都是英文。我在大学英文很好，一看就明白了，于是就成了何长工的专职司机，每天也和他一起吃小灶，鸡鸭鱼肉特好。开了15天，何长工笑着说：“你还是回工厂当技术员吧，我可用不起你这个团级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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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从前线反聩回来的地面作战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打击美军坦克。因为当时我军坦克很少，反坦克武器主要依靠炸药包、手雷。志愿军反坦克伤亡很大，平均击毁一辆坦克要付出伤亡一个班战士的代价。美军坦克经常成三五辆队列、互相交叉掩护以防我军迫近袭击（把炸药包塞到履带处）。所以前线迫切需要一种能在较远距离上打击坦克的武器。这时原国民党兵工总署火箭科技正（总工程师）徐兰如由南京分配到我们这里。徐兰如先生曾留学美国，对固体火箭喷气理论有很深的造诣，他还从美国带回一册“喷气原理”的杂志，我把它借来原文抄了一遍，这对于我日后从事火箭技术工作帮助是很大的。
由于战争的紧急需要，徐兰如率先研制成功135式多喷口旋转稳定火箭弹，效果良好，随即投入批量生产。紧接着我研制了241式单喷口尾翼稳定火箭弹，该弹吸取了缴获的美制90式火箭弹的优点，构造比135式更加简单，飞行稳定，准确性也有相应提高，垂直破甲达100毫米以上。1951年，我荣获“沈阳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由于当时我国沿海许多岛屿尚未解放，为了登岛作战，必须有一种适合船载的火箭炮（因为线膛火炮后坐力太大，不能放在临时征招的普通民船上使用）。所以我主持设计了506式6管火箭排炮，这种火炮很轻便，可以拆开由人背或畜力驮运，发射徐兰如设计的488式火箭弹，射程达6 000米，火力很猛。在此基础上改进的火箭炮在朝鲜战场、解放一江山岛、越南的奠边府战役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火箭弹所采用的空心装药技术和固体推进喷气技术（推进剂由硝化棉压制而成），现在看起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原先我们厂生产大口径的炮弹，都是将TNT炸药熔化后浇铸到弹头内，但这种方法工艺复杂、成品率低，生产效率也低。在苏联专家米留申的协助下，我采用将TNT加温到80℃，成半融可塑状用螺杆旋转压入弹内的方法获得成功，大大提高了各项技术指标，每天三班生产可达2 400发。以后这种方法推广到全国许多兵工厂。2002年我回沈阳724厂参观，他们仍在使用这种方法。同时我又设计了车间水泥钢筋安全防护墙、轻型屋顶、喷水灭火及送排风系统等一整套相关防护安全设施，有力地保障了生产安全。
5
当时724厂在全国兵工系统内名气是蛮大的，因此国家和军队领导人都来过，现在回想起来挺有意思的。
1951年毛主席访问苏联归来，到我厂视察，由厂长陪同。那天在车间里，我正躺在一门506火箭炮发射架的底部，调整“分电盘”（控制发射顺序的装置）一双脚还露在外面，厂长跟我很熟，可他居然没叫我一声出来见主席，后来我知道了抱怨厂长好几次。厂长说，他也是太紧张给忘了。那时，毛主席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实在是太高大了。
还有一次刘少奇同志要来厂观看TNT装药生产线，为了绝对保证安全，我们把TNT换成红糖，从外观质感上看，红糖和TNT还挺像的。少奇同志参观完以后，车间把一个装着红糖的“炮弹”送给了我，结果我吃了好几个月的红糖。
1956年陈赓大将来我厂检查工作，厂里指派我陪同，由于我不认识陈赓，结果出了“岔子”。那天，陈赓在8名警卫的护卫下，来到我们车间门口。那些警卫个个人高马大、挎着驳壳枪，很威猛。可其中有人还叼着烟，我一看就急了，马上命令他们“缴械”，没收烟火，要知道这车间里都是炮弹，出了事那还了得！在车间里陈赓一面仔细地看，一面问我火箭弹的各项技术参数，我都以厂子有规定，保密不能讲来回答，一来二去，陈赓急了，“你对我还保密？找你们的厂长党委书记说话！”车间实验室里有一部电话，我打电话到厂部，这才知道是陈赓大将，可先前他们只讲是哈军工的人来检查。陈赓参观完车间之后，又询问了我关于发展火箭技术的问题。我说从目前情况来看，德国在二战时期发展的V-2火箭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武器，陈赓很吃惊。我就把V-2的详细技术参数向他做了介绍，并建议我们也应该发展这样的武器。陈赓大将一直在认真听我讲，并让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他的笔记本上。最后他说你到北京工作吧，我说不去（那时我的工资已是250元，当时猪肉才二三毛钱一斤。而且724厂的福利各方面都很好，当然，这些我没好意思和陈赓同志讲）。他一听我不愿去，有些生气，“训”了我有十几分钟，我也只好同意了。我问他到北京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他都说：“你不用管，到时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