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去世20周年。家父慈文学，生于1932年。我出生时，他38岁，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父亲相貌魁伟，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个头高，二是长得黑。他身高1米85以上，在我们村里可以说是最高的了。因为自己个子高，他在家里放东西也多在高处。印象中身材矮小的母亲总是嗔怪他放得高，自己够不到。关于他的黑，还有个小故事。父亲年轻时在河北沧州的东光县找王中学当校长。有一次一个学生家长到学校拜访他，谈话中不经意问他，“慈校长您今年五十几了？”父亲忙说，“我今年27岁。”那人显然十分不好意思，连忙说“啊，啊，有点阴天”（大概是想说因为阴天天黑看不清）。这是母亲后来经常笑话他的一段故事。在后来翻看父亲遗物时，看到他的简历，他二十多岁就当中学校长，现在想来也算是少年得志。
　　我上面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是家里的老疙瘩。在我的印象中，与父亲的交流并不多。一方面他不太爱说话，另一方面可能与我年龄差距大，以为我还少不更事，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真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小时候，我们俩在一起， “炕头这边一个，那边一个，都自己玩自己的。”母亲后来这样对我说。实在无聊了，我会说“爸爸背我出去玩玩吧”，他便背着我去村后边的大柳树下玩会儿。

　　现在想来，父亲对孩子们威严有余，和善不足。那个年代，在老家冀中南，人们把男人在外工作，女人在家务农的情况，称为“一头沉”。我们家就是“一头沉”。父亲多年在外工作，大约一个月回家一次，我们交流得就更少了。
　　我上初中时，在30华里以外的镇上住校，一个月回家一次。父亲偶尔会来学校看我，拿些零用钱给我，带些吃的。他总是从教室里叫我出来，塞上东西，问问还需要什么，然后就离开，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每年农忙时，父亲会在家帮忙干农活。记得有一次割麦子（那时没有机器，都用镰刀）时，大家累了在地頭歇着，他怅然若失地对我说，“咱们家5个孩子都上学，难道一个大学生也没有么？！”大约这句话刺激了我，于是我开始发愤读书。1989年，经历了一年复读后我考上了河北大学。父亲十分高兴。毕竟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满足了他的愿望，为他争了光。开学时他坐火车送我去保定。记得那是个阴天的中秋时节。到宿舍后，他帮我铺好被子，然后就要走，说坐火车回去。我把他送到学校大门口，看他上了公交车。看着他高大而微驼的背影，我不禁掉下眼泪来。
　　上大学的4年一晃而过。对我是愉快“挥霍青春”的四年。现在想来，这四年对于父亲可能并不寻常。当时因为年龄的关系他已经从一线退下来，负责管理镇上的毛纺厂。现在想来，沉默寡言的他并不是一个适合经商的人。后来在不同时间、不同渠道听人说，因为他用人不当，企业经营并不好，而他又不太爱说出来，憋在心里，“背了黑锅”。或许他后来的病就与此有关。临近毕业时，父亲去大学找我，当时的我正巧到石家庄去联系工作单位。他便去见了我的女朋友。事后女友对我说父亲的脸色不好，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我笑笑说，他就是黑点，身体没事的。后来才知道，那时他已患上了肝病。而粗心大意的我们却谁都没有发现。
　　1993年7月，我的毕业季，分配工作有点小波折。我奔波于保定和石家庄之间。此时，父亲已经病得很严重，住进了县医院。记得当时，他的肚子胀得很大，很痛苦，已经是肝硬化腹水的后期了，但他从来没有叫过一声痛。在一个萧瑟深秋的夜里，医院说病人已经不行了，还是回家准备后事去吧。守在医院的我与几个亲戚好不容易找了辆客货车，好说歹说给人家40元钱才同意帮拉。到家后，躺在炕上的父亲已经只有出的气了。
　　我从医院一直哭到天亮，时间是1993年9月9日。
　　父亲的离开，让我很长时间沉浸在极度悲痛中。我始终认为，父亲供养我上大学，本该颐养天年时，过早地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他。现在日子越过越好，我却越来越思念他。
　　父亲走时什么也没有说，大概他也认为自己不会走这么快，或许觉得没什么好说。这是我们至今感觉遗憾的事情。
　　前两天收拾旧物，见到父亲1989年10月给我写的信：“今随信寄去粮票100斤，还需什么东西可来信说明。你母亲对你的生活是挂念的，春节前有可能去保定看你，根据家庭条件再定。总之，上了大学各方面要成熟一点，遇事冷静一点，有什么事情可来信。”
　　父亲伟岸的身影浮现眼前，禁不住眼泪又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