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它其实是人类弱点的一个形象比喻。问题：为什么当“锅里还是温水”时，“青蛙”不早点往外跳？
　　在饥饿年代，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被饿死的风险，因而千方百计要吃饱肚子。“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少吃一顿饭，强烈的生存焦虑就会随之而来。但当温饱代替了饥饿，我们对肥胖的风险却不是那么敏感，因为你的身体不是因为哪一顿饭而胖起来的，它是长期地、缓慢地、不知不觉地储存了过剩的，甚至是有害于自身的能量。
　　正因为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和威胁是以这种“延迟的危害”面目出现的，所以它不会在最初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当它还只是“潜在的危害”时，它就像小孩子的哭闹一样是合法的、可以容忍的或单独的、微不足道的，人们很难感受到它对于人类生命及地球环境的不可抗拒的威胁。
　　而且，现代性的风险和威胁，往往在最初是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我们对雾霾天气的恐惧与厌恶程度，远远大于对水及土壤中积累的毒素和污染物的担忧，因为后两者不太容易被直接感知到，而实际上它们比雾霾更难治理。但，虽然今年环保部将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确定为“三大战役”，李克强总理也表态要“下大力气防治空气雾霾和水、土壤污染”，但不管是政府的决策及行动、舆论的引导及公众的关切重点仍然是集中在雾霾治理上。
　　由于潜在风险的不可感知性、潜在伤害的不可见性，它们最初被我们知道，是出于科学家的解释和大众媒体的传播，因此，它们也更依赖于这两者对潜在风险的界定和建构，从而使得某一类或某几类风险可以被突出、被夸大，也可以被压制、被消减。比如放射性污染、现代文明病等等，它们可能会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也可能被人们漫不经心地忽略。
　　现代性风险的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利益集团对于“界定风险的权力”的争夺—每一个利益团体都爭相通过对风险的界定和诠释来获取利益，规避责任—规避被踢出局或利益受损的风险。
　　比如“生态治理”问题，林业部门认为是林业的事，水利部门认为是水利的事，环保部门则主要搞“三废治理”，但实际上，“生态治理”不但是生态环境问题，还是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是个综合性、系统性、长期性的问题，任何对于单一的原因及后果的过分强调，都是一种典型的“局部性误诊”。
　　几年前，我曾去西北采访沙尘暴问题。因为北京春季的沙尘天气频繁，有些地方的官员就吓唬说：“北京的沙尘暴都是从我们这儿出来的，中央政府得出钱让我们治理！”内蒙这样说、宁夏这样说、陕北也这样说。但我采访到的一位科学家却认为：“说‘沙尘暴是从哪儿来的’这个说法不准确，不科学—它不是像人拿东西似的，从这个地方拿到那个地方，凡沙尘暴出现后所经过地方的物质它都携带的有;由于地形、气团的不同，沙尘暴也无法有比较经常的一些线路。”
　　“温水里的青蛙”不早往外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无力与自己赖以生活的制度作斗争。虽然人类生活已与大自然格格不入，但个体能够完全驾驭和改变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在这个前提下，大众舆论对风险和威胁的过量强调，引起的反而会是受众的无能为力感和麻木不仁感。人们会侥幸地想：“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而“潜在的威胁”一旦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它对人类生存系统所引起的伤害往往就很难逆转了—“锅里的水”一烧开，“青蛙”想跳也跳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