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近两年来《上海文学》的文学批评
　　
　　思维的本质是严肃的，但形式却如大千世界一样，林林总总，千变万化，尤其是在文学这样一个美的领域里思维。
　　批评而冠诸“文学”的字样，不外乎两层意思：首先，这是对文学的批评，思维和研究的对象是文学；第二，是文学的批评，即是说，这门研究文学的学问，其本身可以焕发出文学的迷人光彩和色泽。我以为，《上海文学》近两年来文学批评如异军突起，其瞩目之处盖在于此。
　　文学世界的美，是美不胜收之美。在美的领域里思维，各人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捕捉、发掘、剖析，其途径和角度是不同的。西方批评界有所谓“三R关系”的提法，即：作家(writer)、作品(writing)和读者(read)。由于三R关系中侧重不同，就形成不同的批评特色。
　　程德培偏向在“读者”的直觉“印象”中追索美的踪迹。王安忆小说的“强烈情绪”感染了他，使他相当成功地把那些小说作为“小画框”嵌进命运系列的“大画框”。由于他阅读中不知不觉闯入了女主人公雯雯从寂寞、到波动、到追求的“情绪天地”，作品独有的女性细腻、柔丽之美在他心目中便化为透过春雨的橙黄灯光，给人一片“温和的暖意”。这不仅准确、完整地勾划了王安忆小说的风格轮廓，而且照亮了许多读者曾有过的模糊印象，使之清晰起来。林斤澜和汪曾棋小说留给他的“冷美”和“苦趣”的“印象”，也无疑触到了各自作品的独具神韵。小说似乎是识几个字的人都会读的，然而读出味道又诉诸笔端，好象并不是人人都会的。这大概是除了文学家，人们仍然需要批评家的缘故之一。程德培认为，评论者必须走进作家创造的艺术境界。我觉得，难其如此，才有可能发现作家用心血创造的这个世界中深埋着的闪光的宝藏，才能和作品中的人物融为一体。评论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应该是文学导游，跟着评论家的笔，大体不该错过应该观赏的山川景物，特别是艺术欣赏的极致风光。程的评论不无局限，但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如此。
　　另一位评论作者吴亮的热情，则是哲学家、雄辩家的热情，不以委婉细腻见长，而借高屋建瓴的充沛气势取胜。他用“从文学环境引导到社会环境，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以一种非艺术意义上的眼光，再回到文学形象”，这种兼有文艺学、社会学的“双重性”评论方法，敏锐地抓住了张弦“爱情小说”中“非爱情的成份”，看到了人物身上“溶注进的社会内容和广泛的历史性”，看到了“缺陷和美德如此紧密地胶合在一起”的复杂形态。基于这种主要是社会学的认识，他把张弦的现实主义特色归结为，依照人和生活的固有性，创造出自己都难以准确解释的生活和故事，切中肯紫。尤其是他把张弦的作品比作一个兜了半天，主人公又回到原地的“圆圈”，很耐人寻味。张弦在生活和人的命运中发现了圆圈，吴亮又把它从作品中抽象给读者，不但揭示了作家成功的奥秘，而且提供了欣赏张弦那些复杂多义作品的一把有用钥匙。
　　近年来，从外部关系着手研究文学的所谓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受到批评界不少同志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缺陷并不在方法本身，而在运用方法的人们。丹纳的《艺术哲学》不就是从种族、环境、时代这些外部关系探讨艺术史的么？
　　当然，吴亮最令人注意的是《一个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在连续的《对话》里，他运用这种方法显得更从容自若。他从宏观角度，既分析、又综合，借友人之口，淋漓尽致地阐发了艺术创新与社会生活、自我与世界、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把重大理论论争中自己的观点阐述得如此清楚而富于艺术感染力，让你觉得如同在欣赏一首抒情诗、或者一曲色彩瑰丽的交响曲，这是一种艺术享受。
　　文学批评，即通常所谓评论，侧重分析，难处在于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甚至简单复述情节的阶段，而要：一方面发掘作品和形象蕴含的“言外之意”，另一方面评论本身要有启发读者思维的“言外之意”，以便由此及彼，更好地欣赏、理解文学作品。《上海文学》的评论，苦心孤诣追求的似乎是这个目标。
　　和评论相比，文学批评中的基础理论的研究难度更大。《上海文学》这方面也作了相应的努力。
　　著名前辈批评家王元化从德国古典美学中批判汲取了哲学思辨的营养。在《论知性的分析方法》一文中，他提出“感性、知性、理性”的认识“三层次论”，对感性、理性的“二层次论”作了有力的补充，并且层层推论，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知性的特点和局限，对于创作、批评、美学和认识论本身均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见解。而他的《模仿·作风·风格》一文则严格区分了风格论中独创性的风格和矫揉造作的作风之间的差异。他的文风冷峻，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渗透着思辨的力量和光辉。这样的文体虽然读着吃力些，但无论对磨炼敏锐的思维，还是培养纯真的艺术趣味，都是必要的。
　　鲁枢元则侧重从文艺心理学角度探究文学家创作活动的奥秘。先后在《上海文学》发表的论艺术家“感情积累”和“情绪记忆”的两篇论文，从大量的文艺现象中把文艺创作概括为感情积累的结晶，并且认定，凭借身心感受和心灵体验的情绪记忆是从事创作的重要动力。其观点的新颖、见解的大胆，有助于启发我们深入思考。文学的奥秘是个多谜底之谜，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有必要从多方面求得其解，特别是一些新的探索途径。象关于文学家智能结构的争论、《文学创作的“二律背反”》，都是以其新意而受到读者注意的。
　　文学是美的领域，文学批评是在美的领域的思维，是对美的思维。除了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对艺术规律的探索外，如何使其成为文学的批评，使它获得应有的、与被思维对象相对应的感性形式，即坚持批评的文学性，使之成为美的形式。这是文学批评能否争取读者和生存空间的又一关键。《上海文学》近两年的批评，不仅洋洋万言的长篇宏论如行云流水，自然多姿，即便是小小的文艺论坛，也常有角度巧、构思妙、开掘深的佳作。如《“叶公好龙”新说》从叶公与龙审美关系的变化，谈到艺术家要汰去实际事物中原始、直接、强烈的官能刺激因素；《伞趣》则采用类乎蒙太奇的结构揭示审美趣味的时代性；长枪与短刀，抒情与直陈、政论体与散文体、对话体与杂文体……各种文体风格交相辉映，琳琅满目。亲切、畅达，文彩盎然，如亲朋切磋，如月下散步，少说教、不板面孔训人，没有望而生畏的“八股气”，我把这样的批评称之为诗化的批评。发掘诗意，如果本身毫无诗意，岂不谬哉？
　　建设一支有马克思主义美学素养的文学批评队伍，是艰巨而长期的工作。《上海文学》有志于此，做了艰苦的努力，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风格，可以相信，只要坚持不懈，才露尖尖角的“小荷”是会长成“映日荷花”的。
　　一九八三年元月六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