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资料：薛钜夫先生，名福玉，以字行世。1954年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幼承父薛培基亲授，刻苦攻读，发奋为医。1969年,师从著名中医祝谌予教授。其从事中医工作三十年来，博览医籍，勤于临床，古今中西无不搜求。钻研医理，努力实践，疗效卓著。历任北京顺义中西医专家门诊部主任，北京顺义国医医院院长，北京杏苑国医馆馆长，北京施今墨医药学术研究中心秘书长，北京千金方糖尿病研究所所长等职。
　　位于京郊的北京顺义国医院，虽然地理位置偏僻，但其以清幽的环境及精湛的医技，远近闻名，不少人踏名寻来。院长薛钜夫先生尤其善治男科和糖尿病，得到广大病人和家属的爱戴与赞誉。我们带着要一睹庐山真面目的心情来到了北京顺义国医院。一进正门，我们便被宛如古典四合院式的环境所震撼了，这改变了我们以往对医院的印象，真是一个能精心治病的地方。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开始了对薛院长的采访。
　　记者：在来之前，我们就听很多人说过您是国内创办民办门诊部的第一人，能简单给我们讲讲这么多年来的发展过程吗？
　　薛院长：1984年在老师祝谌予教授、师兄祝肇刚等人的支持与帮助下，我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民办“中西医专家门诊部”。历时三年，接诊患者十三万多人次，积累名医医案一万八千多例。随着病人的不断增加，于1989年成立了“北京顺义国医医院”。建院十几年来，共接诊患者有三十万之多。1988年，在祝谌予、翟济生二老的提议下，与施门前辈共同发起，成立“施今墨医药学术研究中心”。10余年来，先后9次召开“施今墨临床经验”专题报告会，目前正组织撰写有关施派学术经验的研究专著。1998年在祝老师的倡导及参与下，又成立了北京千金方糖尿病研究所。
　　记者：对于我国中医的传承且发扬光大，您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薛院长：不敢当，自1969年起，我跟随祝谌予老师进行中医临床诊断治疗，至今已有30多年了，基本掌握了祝老师临床证治方药的规律。近十年来，我广泛搜集资料，总结和整理了祝老师多年来的临床资料，书名为《祝谌予古方今用临床经验集》，此书将古方出处、祝师应用经验和他在临床中应用体会，加之现代药理研究，按中医病证十三门进行分类，全书共30万字。
　　记者：您行医多年，一定积累了丰富的实际临床经验。您认为做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薛院长：通过长期从事中医临床，的确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我认为，提高治病疗效的关键，首先是认病准确。诊病最忌草率，轻易断言。在临床中采用中医之望、闻、问、切和西医现代检查手段，综合分析，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巧妙融合，诊断高准确率是我一贯的追求。
　　记者：希望您能给我们谈谈行医多年的体会。
　　薛院长：首先，我认为疾病在人体中很少孤立存在，常常数种病症集一人之体，如果片面追求某一专科造诣，而忽略疾病的群体性，治病时常会感到方法太少不能应对临床。所以，在行医中，应对中医内科、外科、男科、妇科、脾胃病、肾病、糖尿病等，无一不精。其次，我采用针灸治病，有即刻“三降一止”之功。“三降一止”即针到即刻降血压、降体温、降血糖、止疼痛。中医治病，或精于用药，或擅长针灸。针、药双修，才是好大夫的标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都有一定局限性，针、药双施提高疗效是我毕生为之的道路。我认为，前辈留下的许多医术宝贵经验、文献，独家处方以及目前由诸多著名老中医组成的贵宾保健诊疗顾问组是医院得以发展的内部资源和重要基础，只有将这些内部资源及重要基础有效地进行管理，并向广大保健对象及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最终得到他们的认可与支持，医院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记者：我们看到您墙上挂着的锦旗，这背后一定有很特别的故事。
　　薛院长：这幅“病愈念福玉 国医威五洲”的锦旗是侨居巴黎的许先生赠给我的。当时许先生已近不惑之年，婚后十几载未有子嗣，几乎跑遍世界各大医院，不仅未能治愈反又添了前列腺炎和胃病。后来我从国内给他寄去了治疗不孕的中药，4个月后，许先生的夫人怀孕了，他的胃病也治愈，前列腺炎明显好转。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许先生在信中说的那段肺腑之言：“我一直生活在海外，从来不知道中医有如此神奇的威力，我为我是炎黄子孙而骄傲自豪。”
　　据统计，薛院长共治疗男性不育病人11363例，有效率90.5%，治愈率80%；阳痿病人9935例，有效率93.5%，治愈率84%；前列腺炎病人8113例，有效率92%，治愈率81%，从这几组数字，我们也不难看出薛大夫为多少病人驱走了病痛，使多少濒于崩溃的家庭重新和睦。
　　无论是这极具震撼力的数字，还是其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及先后发表于多家国家级刊物的研究成果和论文，亦或是这眼前的数面感谢的锦旗，我们不得不被薛院长的精湛的医德和医技所深深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