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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说处女作是《霞姐》，发表在《山东文学》1981年1期，是那一期的“头条”。
那时候，我还在山东大学上学。我1978年底考入山东大学，属于现在所谓的“新三届”。
1980年暑假回家，我妈说我妹妹订婚了。我有两个妹妹，订婚的是大妹妹，她小我两岁。在我的印象中，妹妹是很小的，怎么就订婚了？她将要出嫁的村庄在我们村庄的南边。那几天，我经意不经意地，会看我们南边那个村子，时不时就会想象出嫁后的妹妹。也会想起母亲，想起少年时的我和妹妹，想起槐花盛开的时候，村外北城壕里的那几棵洋槐树。男孩子们爬上树，折摘洋槐花，女孩子在底下接应。每一串槐花都会砸出她们的一串惊叫，一串惊喜。想起围绕着村子另一半的芦苇，想起女孩子洗衣服、男孩子耍水的涝池。涝池就在芦苇河的对面，隔一条马路，涝池的上边是茂密的玉米地。大人们是不让我们耍水的，怕出事故。每一次耍水都会以逃跑结束。我们看着赶来捉拿我们的家人，狗一样紧刨几下，跃出涝池，抓起衣服，跳进玉米地里，无影无踪，给涝池边留下一串笑闹。大人会不无亲爱地怨女孩子不阻止她们的哥哥或弟弟，岂不知报告消息的也正是她们——男孩子们的妹妹或姐姐，也许是嫂子，我妹妹就在她们之中。
而妹妹竟订婚了。
然后，就是出嫁。到另一个村庄，另一个家里。织布纺线会继续，洗衣服摘槐花也会继续，却不再有村庄北城壕里的惊喜与惊叫，不再有涝池边只有她们能听出亲爱的指责和笑语。她会成为那一个家庭的一员，成为母亲。能不能有好过我们家的命运，完全是一个未知。
我有了写一篇东西的冲动。
我没有像样的纸，就去村会计那里求援，他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也是村里几个肯定有纸的人之一。他给了我一叠记账用的账簿，足有几十页。我在我考大学时复习功课的小炕桌上把我想写的东西一句一行地写在了账簿的背面。
这几十页账簿应该还在，它跟着我从陕西到山东，再到天津，又回到了陕西。许多年之后的2015年，深圳读书月给我搞过一个名为“我的文字岁月”的展览，记得有这几十页账簿。我没有丢弃它。
几千字，一个女孩子的童年、少年和她的出嫁。
我妹妹小名叫乃霞，小说的名字就用了“霞姐”。因为它实在不是一篇非虚构的纪实，我也没这么想。
那时候，我们正在经历艰难的历史转型，每一个人都希望能过上好日子，能够改变几千年难以更改的命运，使苦难又沉闷的命运不再是一个生來就已注定的宿命。霞姐，那时候的霞姐，还无力改变，以后该可以了吧？
从写作这篇东西至今，快如一晃，就是几十年。霞姐应该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了。
收假时，我把这几十页的小说草稿带在身上，带上了火车。车到山东境内，竟和77级的师兄李安林相遇，他和我同是一个叫作“云帆”诗社的社员——他们毕业以后我成了这个诗社的社长。他已经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作品。我给他说我在家里写了一篇东西，像小说。他要看。他很快就看完了，竟然连声说“好”，并主动要把它推荐给《山东文学》的编辑。我惶惑，又有着一种莫名的兴奋。安林兄真把它推荐给了《山东文学》的编辑。我把写在账簿上的文字誊抄了一遍。
几天后，时任《山东文学》编辑部小说组组长的李广鼐先生叫我去编辑部，记得是李安林兄陪我去的。李广鼐，还有一位主编和我谈话，给这篇小东西以让我惊诧又让我兴奋的赞许，说是“用诗写成的一篇小说”。
那时的《山东文学》和许多文学期刊一样，在本省及省外有很大的影响。能在《山东文学》上发表一篇作品，是我们羡慕也向往的大事，何况是处女作。
那时候的编辑，职业的责任感和判断力也很令人信服、敬佩。他们建议我修改其中的一段，并说明了理由。我并不认可，又怕被误以为自负，嗫嚅着不肯表态。他们看出来了。他们说你也可以不表态，但希望你能说明理由。他们的宽容给了我勇气，我如实说了。他们认为有道理。李广鼐和那位主编交换了一下眼神，就由李广鼐先生一锤定音：“不改了，就这样发表。”
不但发了头条，还专门配发了评论，尽管不是专论，也能证明他们对这一篇作品的看重。后来，这一篇《霞姐》在山东省大学生作品评奖时获得了二等奖。
李广鼐先生就成了我发表小说作品的第一位编辑。后来，他成为大刊《时代文学》的主编。这时候，我已经写小说了。他向我约稿，我很高兴许多年后他能在他主持的刊物上发表我的作品，我至今感念他，也感念时为《山东文学》的主编李曙光和时为诗歌组组长的桑恒昌先生。在《霞姐》之后，李曙光编发过我的小说和散文，我和她有过许多年联系。桑恒昌先生编发过我的小诗。
《霞姐》在《山东文学》发表并获奖，李安林兄比我还要高兴，他一直是我写作的支持者、鼓励者。后来，他成为济南市一家文学期刊的主编之一。再后来，竟不幸英年早逝。
《霞姐》是我偶然的一篇短小说作品。后来我在不同时期还写过几篇，却都固执地自认为是我的“客串”。那时候，我迷恋于诗的阅读和写作。我想当诗人的。上大学之前，我就有自制的笔记本，在上边写诗，写完一本，再自制一本，继续写。上大学后，依然在自制笔记本上写诗。也读小说，我有一个阅读印象，就是，好的小说，都有某种独特的诗意和诗趣，而不好的诗，虽然分行排列，却无诗意，也无诗趣。我希望我能写出可以称之为诗的作品。大学四年，我几乎天天写诗。当然，我并不贻误我以为重要的功课。我厌烦考试却也不惧怕考试。
《霞姐》的发表并没有让我改弦易辙，弃诗而为小说。我一直写诗，直到1988年。那一年，我受朋友好心的“强迫”，连续写出了几个短篇，也就是这几个短篇，让我感到我能够写我认为是小说的作品了，就终于不再写诗。
我出版过多部作品集，都没有收入《霞姐》以及1986年之前、认为是“客串”的小说写作。2012年，我出版文集，依然没有收入。这对《霞姐》来说也许有失公允，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至今还未能说服自己。但，我要感谢《霞姐》，它使我更坚定了我对自己的一个判断：我是可以写小说的。
我也要感谢十几年对诗的迷恋，它至少让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始终不忘记诗意和诗趣。事实上，我一直没有离开诗，诗的阅读、诗的梳理。几年前，我又开始写诗了。
现在，正想着写小说。我已多年没写小说了。写小说成了我现在的一个念想。
2021年6月25日于屯溪
【责任编辑】大 风
那时候，我还在山东大学上学。我1978年底考入山东大学，属于现在所谓的“新三届”。
1980年暑假回家，我妈说我妹妹订婚了。我有两个妹妹，订婚的是大妹妹，她小我两岁。在我的印象中，妹妹是很小的，怎么就订婚了？她将要出嫁的村庄在我们村庄的南边。那几天，我经意不经意地，会看我们南边那个村子，时不时就会想象出嫁后的妹妹。也会想起母亲，想起少年时的我和妹妹，想起槐花盛开的时候，村外北城壕里的那几棵洋槐树。男孩子们爬上树，折摘洋槐花，女孩子在底下接应。每一串槐花都会砸出她们的一串惊叫，一串惊喜。想起围绕着村子另一半的芦苇，想起女孩子洗衣服、男孩子耍水的涝池。涝池就在芦苇河的对面，隔一条马路，涝池的上边是茂密的玉米地。大人们是不让我们耍水的，怕出事故。每一次耍水都会以逃跑结束。我们看着赶来捉拿我们的家人，狗一样紧刨几下，跃出涝池，抓起衣服，跳进玉米地里，无影无踪，给涝池边留下一串笑闹。大人会不无亲爱地怨女孩子不阻止她们的哥哥或弟弟，岂不知报告消息的也正是她们——男孩子们的妹妹或姐姐，也许是嫂子，我妹妹就在她们之中。
而妹妹竟订婚了。
然后，就是出嫁。到另一个村庄，另一个家里。织布纺线会继续，洗衣服摘槐花也会继续，却不再有村庄北城壕里的惊喜与惊叫，不再有涝池边只有她们能听出亲爱的指责和笑语。她会成为那一个家庭的一员，成为母亲。能不能有好过我们家的命运，完全是一个未知。
我有了写一篇东西的冲动。
我没有像样的纸，就去村会计那里求援，他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也是村里几个肯定有纸的人之一。他给了我一叠记账用的账簿，足有几十页。我在我考大学时复习功课的小炕桌上把我想写的东西一句一行地写在了账簿的背面。
这几十页账簿应该还在，它跟着我从陕西到山东，再到天津，又回到了陕西。许多年之后的2015年，深圳读书月给我搞过一个名为“我的文字岁月”的展览，记得有这几十页账簿。我没有丢弃它。
几千字，一个女孩子的童年、少年和她的出嫁。
我妹妹小名叫乃霞，小说的名字就用了“霞姐”。因为它实在不是一篇非虚构的纪实，我也没这么想。
那时候，我们正在经历艰难的历史转型，每一个人都希望能过上好日子，能够改变几千年难以更改的命运，使苦难又沉闷的命运不再是一个生來就已注定的宿命。霞姐，那时候的霞姐，还无力改变，以后该可以了吧？
从写作这篇东西至今，快如一晃，就是几十年。霞姐应该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了。
收假时，我把这几十页的小说草稿带在身上，带上了火车。车到山东境内，竟和77级的师兄李安林相遇，他和我同是一个叫作“云帆”诗社的社员——他们毕业以后我成了这个诗社的社长。他已经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作品。我给他说我在家里写了一篇东西，像小说。他要看。他很快就看完了，竟然连声说“好”，并主动要把它推荐给《山东文学》的编辑。我惶惑，又有着一种莫名的兴奋。安林兄真把它推荐给了《山东文学》的编辑。我把写在账簿上的文字誊抄了一遍。
几天后，时任《山东文学》编辑部小说组组长的李广鼐先生叫我去编辑部，记得是李安林兄陪我去的。李广鼐，还有一位主编和我谈话，给这篇小东西以让我惊诧又让我兴奋的赞许，说是“用诗写成的一篇小说”。
那时的《山东文学》和许多文学期刊一样，在本省及省外有很大的影响。能在《山东文学》上发表一篇作品，是我们羡慕也向往的大事，何况是处女作。
那时候的编辑，职业的责任感和判断力也很令人信服、敬佩。他们建议我修改其中的一段，并说明了理由。我并不认可，又怕被误以为自负，嗫嚅着不肯表态。他们看出来了。他们说你也可以不表态，但希望你能说明理由。他们的宽容给了我勇气，我如实说了。他们认为有道理。李广鼐和那位主编交换了一下眼神，就由李广鼐先生一锤定音：“不改了，就这样发表。”
不但发了头条，还专门配发了评论，尽管不是专论，也能证明他们对这一篇作品的看重。后来，这一篇《霞姐》在山东省大学生作品评奖时获得了二等奖。
李广鼐先生就成了我发表小说作品的第一位编辑。后来，他成为大刊《时代文学》的主编。这时候，我已经写小说了。他向我约稿，我很高兴许多年后他能在他主持的刊物上发表我的作品，我至今感念他，也感念时为《山东文学》的主编李曙光和时为诗歌组组长的桑恒昌先生。在《霞姐》之后，李曙光编发过我的小说和散文，我和她有过许多年联系。桑恒昌先生编发过我的小诗。
《霞姐》在《山东文学》发表并获奖，李安林兄比我还要高兴，他一直是我写作的支持者、鼓励者。后来，他成为济南市一家文学期刊的主编之一。再后来，竟不幸英年早逝。
《霞姐》是我偶然的一篇短小说作品。后来我在不同时期还写过几篇，却都固执地自认为是我的“客串”。那时候，我迷恋于诗的阅读和写作。我想当诗人的。上大学之前，我就有自制的笔记本，在上边写诗，写完一本，再自制一本，继续写。上大学后，依然在自制笔记本上写诗。也读小说，我有一个阅读印象，就是，好的小说，都有某种独特的诗意和诗趣，而不好的诗，虽然分行排列，却无诗意，也无诗趣。我希望我能写出可以称之为诗的作品。大学四年，我几乎天天写诗。当然，我并不贻误我以为重要的功课。我厌烦考试却也不惧怕考试。
《霞姐》的发表并没有让我改弦易辙，弃诗而为小说。我一直写诗，直到1988年。那一年，我受朋友好心的“强迫”，连续写出了几个短篇，也就是这几个短篇，让我感到我能够写我认为是小说的作品了，就终于不再写诗。
我出版过多部作品集，都没有收入《霞姐》以及1986年之前、认为是“客串”的小说写作。2012年，我出版文集，依然没有收入。这对《霞姐》来说也许有失公允，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至今还未能说服自己。但，我要感谢《霞姐》，它使我更坚定了我对自己的一个判断：我是可以写小说的。
我也要感谢十几年对诗的迷恋，它至少让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始终不忘记诗意和诗趣。事实上，我一直没有离开诗，诗的阅读、诗的梳理。几年前，我又开始写诗了。
现在，正想着写小说。我已多年没写小说了。写小说成了我现在的一个念想。
2021年6月25日于屯溪
【责任编辑】大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