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各国农业合作社发展过程，发现其农业经济都出现垂直一体化的趋势。垂直一体化获得各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其新制度安排突破地域限制，涉及信用合作到农产品的加工，产品的差异化带来高附加值和食品安全可溯源性。虽然中国农业生产效率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中，农户与市场的联系并不稳定。中国实施农业经济垂直一体化能够将投资-生产-加工-销售等诸多环节联结起来，形成垂直一体化的有机体，在提高并稳定农户收入的同时，使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受益，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水平也将显著提高。
【关键词】农业经济 垂直一体化 合作社
一、引言
本文主题是探讨在中国实行农业经济垂直一体化。笔者在阅读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和浏览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信息后发现，无论是机械化、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还是税费改革，对农户的收入没有根本的、持续的提高，关键是我国的农业与经济体中的其他部分是相互割裂的。我们需要一个中间组织，来起到桥梁作用，逐步解决“三农”甚至“四农（包括农民工）”问题。笔者参考了欧洲、美国、前苏联、日本的情况，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对农业经济垂直一体化加以分析。
二、正文
（一）各国农业经济组织现状
农业合作社发展历史悠久，作为起源地的北美和欧洲发展各具特色，但是农业经济垂直一体化成为各国农业经济组织发展的趋势，其对联结小生产和大市场起到积极作用。
1.欧洲
欧洲的农业合作社早期为生产导向性战略，农民在单一初级产品和有限区域内通过横向一体化联合方式，获得农产品处理、初级加工及分销等方面的成本优势，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追求产量最大化。随着国际经济边界的重构，尤其是欧洲地区，国家对市场干预越来越少，消费者的异质性在不断增强，这些因素都标志着主要的产销活动已经开始逐步从生产导向转向市场导向。农业合作社开始纵向扩张，人的联合不再是唯一的要素联合。农业组织业务涉及产业链的上下游，通过差异化竞争，追求产品的附加值。
2.美国
美国农业合作社第一次发展高潮发生于20世纪初，当时农业和农产品市场都不发达，农场主通过组织合作社，参与到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运送和农产品加工，增进市场竞争。第二次发展高潮在20世纪30-40年代，新建立的合作社在增加服务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满足了农村和农民的服务需求。
新一代合作社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新一代合作社具有经营产品单一和加工价值增值趋向、突破地域限制等发展特征。产权安排上实行交易份额制和投资成员制，社员资格封闭和社员股份可转让，股本金保持稳定，一般不留公共积累。
“新一代合作社”在宗旨和制度安排上不同于传统合作社的这些特点，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和客观经济规律，因而可以认为是合作社制度发展和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3.前苏联
前苏联地区各国农业格局具有极端的二元结构，一端是少量的大型农场，另一端是大量的小规模家庭农场。虽然近年来二元结构极端性有所下降，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前苏联地区正出现一种Agri-holdings（农业控股企业），其由产业链的各环节企业组成。一方面有银行和能源供给者，另一方面也包括粮食贸易商、榨油厂或面粉加工厂等。Agri-holdings的数量占俄罗斯最大型农场的10～12%，产值则占20～25%。Agri-holdings的关键特征在于它们的垂直一体化以及农场与上、下游企业的协调合作。随着食品质量及其追溯制度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垂直一体化可能被证明是一种优势。
4.日本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包括基层农业协同组合、县级和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业务活动包括指导生产、生产资料合作购买、农产品销售、加工和信用合作。产权安排是对成员资格的取得与退出、收益权进行明确界定。日本农业协同组合获得了日本政府的大量政策支持和帮助。
（二）中国农业经济组织现状
中国“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因此农村合作经济作为一种有效方式被引入，有农协、合作社等诸多形式。然而，以上的组织仅仅能够在农户与市场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农户所面临的风险、提高农民收入。
农业产业链的断裂，使农户独立经营的风险居高不下。农户因为农业产业上游的金融企业的惜贷和民间高利贷，在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上缺乏资金；在生产环节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生产上的盲目，还要应对自然灾害造成的减产歉收（或特大丰收导致的谷贱伤农）等市场风险；在销售上，农户只能盲从，而中介则旱涝保收。这般的“横向合作”有其“农户+公司”的高效优势，也有其风险抵御能力低下的不足之处。
以近年的大蒜价格波动为例，蒜农在蒜价处于高位时并未从中获得额外利润。农户认为该作物“利润可观”，便在下一轮种植期中通过民间借贷融资，以便加大生产投入。结果反倒造成产量过剩、蒜价暴跌，遭到损失。如此往复，价格与产量的连续变动呈“发散型蛛网”，甚至出现“农民卖贱、市民买贵”的怪相，农户和消费者是双输的。
产业下游的加工业，因为没有稳定的原材料供应，产能时而过剩、时而不足，以至于零售企业不得不超额储备，产生了诸如陈化粮的去向等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也因为可溯源性较弱而屡屡发生。某企业的奶制品，在近五年内成了各大媒体曝光的常客，该企业总是将原因归咎为奶源质量不稳定。此外，国内农产品加工业很少涉及深加工领域，农产品的附加值不高。
农户只有在其“投资-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都得到保证并有效分散风险后，才能够在收入上有真正意义的稳步提高。由此可见，要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就必须弥合产业链的断层，使之垂直一体化。
（三）对策与建议
中国的农户各自为战，无法抵御市场风险。可以根据地域、气候等自然条件，以及市场需求的差异，将农户们与上下游企业整合到一起，形成农业经济垂直一体化。发挥各环节功能，提供资源，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有效分散农户风险，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完善合作机制，尤其是进入和退出机制。打通资金渠道，通过稳定的资金及合理的利益分配，调动农户积极性，增强合作组织的活力和实力。业务延伸至产业链的上下游，逐步实现差异化竞争，以高附加值为目标。
以汉堡为例：首先，农户以合作组织为单位从银行获得低息（可以为无息）贷款，进行硬件升级等投资，合理分工后进行小麦耕种，牛的养殖；第二，收割后的小麦送到面粉加工厂；肉牛送到屠宰场；第三，面粉、牛肉送到食品厂；第四，产品送往“麦当劳”这样的零售企业进行销售。食物的可追踪性使品质控制有了保证，产业各环节的生产质量有了软约束，能够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食物安全要求。
三、结论
中国农业的特征是小农经济，农业经济垂直一体化能起到稳步提高农民收入，并使其面临的风险最小化。同时，作为农业经济垂直一体化的各企业能够在优化自身资源配置的同时享受到多种优惠政策，这对于金融机构、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企业等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因此能在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找到合适的位置。
参考文献
[1]Khramova. I， Agri-holdings in Russian Agriculture：Entry Motives and Organisation of Producton， Bulletin No.2 of the Analytical Center‘Agrifood Economics’， Moscow
[2]Stephan von Cramon-Taubadel，Sergiy Zorya.前苏联农场的二元结构[J].农业经济导刊，2005年（2）.
[3]傅晨. “新一代合作社”：合作社制度创新的源泉[J].中国农村经济，2003（6）.
[4]黄胜忠.农业合作社的环境适应性分析[J].开放时代，2009（4）.
[5]刘颖娴.法、美、日的农业合作社概况及其产权安排[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作者简介：薛震阳（1983-），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责任编辑：刘影）
【关键词】农业经济 垂直一体化 合作社
一、引言
本文主题是探讨在中国实行农业经济垂直一体化。笔者在阅读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和浏览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信息后发现，无论是机械化、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还是税费改革，对农户的收入没有根本的、持续的提高，关键是我国的农业与经济体中的其他部分是相互割裂的。我们需要一个中间组织，来起到桥梁作用，逐步解决“三农”甚至“四农（包括农民工）”问题。笔者参考了欧洲、美国、前苏联、日本的情况，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对农业经济垂直一体化加以分析。
二、正文
（一）各国农业经济组织现状
农业合作社发展历史悠久，作为起源地的北美和欧洲发展各具特色，但是农业经济垂直一体化成为各国农业经济组织发展的趋势，其对联结小生产和大市场起到积极作用。
1.欧洲
欧洲的农业合作社早期为生产导向性战略，农民在单一初级产品和有限区域内通过横向一体化联合方式，获得农产品处理、初级加工及分销等方面的成本优势，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追求产量最大化。随着国际经济边界的重构，尤其是欧洲地区，国家对市场干预越来越少，消费者的异质性在不断增强，这些因素都标志着主要的产销活动已经开始逐步从生产导向转向市场导向。农业合作社开始纵向扩张，人的联合不再是唯一的要素联合。农业组织业务涉及产业链的上下游，通过差异化竞争，追求产品的附加值。
2.美国
美国农业合作社第一次发展高潮发生于20世纪初，当时农业和农产品市场都不发达，农场主通过组织合作社，参与到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运送和农产品加工，增进市场竞争。第二次发展高潮在20世纪30-40年代，新建立的合作社在增加服务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满足了农村和农民的服务需求。
新一代合作社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新一代合作社具有经营产品单一和加工价值增值趋向、突破地域限制等发展特征。产权安排上实行交易份额制和投资成员制，社员资格封闭和社员股份可转让，股本金保持稳定，一般不留公共积累。
“新一代合作社”在宗旨和制度安排上不同于传统合作社的这些特点，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和客观经济规律，因而可以认为是合作社制度发展和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3.前苏联
前苏联地区各国农业格局具有极端的二元结构，一端是少量的大型农场，另一端是大量的小规模家庭农场。虽然近年来二元结构极端性有所下降，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前苏联地区正出现一种Agri-holdings（农业控股企业），其由产业链的各环节企业组成。一方面有银行和能源供给者，另一方面也包括粮食贸易商、榨油厂或面粉加工厂等。Agri-holdings的数量占俄罗斯最大型农场的10～12%，产值则占20～25%。Agri-holdings的关键特征在于它们的垂直一体化以及农场与上、下游企业的协调合作。随着食品质量及其追溯制度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垂直一体化可能被证明是一种优势。
4.日本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包括基层农业协同组合、县级和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业务活动包括指导生产、生产资料合作购买、农产品销售、加工和信用合作。产权安排是对成员资格的取得与退出、收益权进行明确界定。日本农业协同组合获得了日本政府的大量政策支持和帮助。
（二）中国农业经济组织现状
中国“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因此农村合作经济作为一种有效方式被引入，有农协、合作社等诸多形式。然而，以上的组织仅仅能够在农户与市场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农户所面临的风险、提高农民收入。
农业产业链的断裂，使农户独立经营的风险居高不下。农户因为农业产业上游的金融企业的惜贷和民间高利贷，在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上缺乏资金；在生产环节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生产上的盲目，还要应对自然灾害造成的减产歉收（或特大丰收导致的谷贱伤农）等市场风险；在销售上，农户只能盲从，而中介则旱涝保收。这般的“横向合作”有其“农户+公司”的高效优势，也有其风险抵御能力低下的不足之处。
以近年的大蒜价格波动为例，蒜农在蒜价处于高位时并未从中获得额外利润。农户认为该作物“利润可观”，便在下一轮种植期中通过民间借贷融资，以便加大生产投入。结果反倒造成产量过剩、蒜价暴跌，遭到损失。如此往复，价格与产量的连续变动呈“发散型蛛网”，甚至出现“农民卖贱、市民买贵”的怪相，农户和消费者是双输的。
产业下游的加工业，因为没有稳定的原材料供应，产能时而过剩、时而不足，以至于零售企业不得不超额储备，产生了诸如陈化粮的去向等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也因为可溯源性较弱而屡屡发生。某企业的奶制品，在近五年内成了各大媒体曝光的常客，该企业总是将原因归咎为奶源质量不稳定。此外，国内农产品加工业很少涉及深加工领域，农产品的附加值不高。
农户只有在其“投资-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都得到保证并有效分散风险后，才能够在收入上有真正意义的稳步提高。由此可见，要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就必须弥合产业链的断层，使之垂直一体化。
（三）对策与建议
中国的农户各自为战，无法抵御市场风险。可以根据地域、气候等自然条件，以及市场需求的差异，将农户们与上下游企业整合到一起，形成农业经济垂直一体化。发挥各环节功能，提供资源，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有效分散农户风险，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完善合作机制，尤其是进入和退出机制。打通资金渠道，通过稳定的资金及合理的利益分配，调动农户积极性，增强合作组织的活力和实力。业务延伸至产业链的上下游，逐步实现差异化竞争，以高附加值为目标。
以汉堡为例：首先，农户以合作组织为单位从银行获得低息（可以为无息）贷款，进行硬件升级等投资，合理分工后进行小麦耕种，牛的养殖；第二，收割后的小麦送到面粉加工厂；肉牛送到屠宰场；第三，面粉、牛肉送到食品厂；第四，产品送往“麦当劳”这样的零售企业进行销售。食物的可追踪性使品质控制有了保证，产业各环节的生产质量有了软约束，能够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食物安全要求。
三、结论
中国农业的特征是小农经济，农业经济垂直一体化能起到稳步提高农民收入，并使其面临的风险最小化。同时，作为农业经济垂直一体化的各企业能够在优化自身资源配置的同时享受到多种优惠政策，这对于金融机构、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企业等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因此能在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找到合适的位置。
参考文献
[1]Khramova. I， Agri-holdings in Russian Agriculture：Entry Motives and Organisation of Producton， Bulletin No.2 of the Analytical Center‘Agrifood Economics’， Moscow
[2]Stephan von Cramon-Taubadel，Sergiy Zorya.前苏联农场的二元结构[J].农业经济导刊，2005年（2）.
[3]傅晨. “新一代合作社”：合作社制度创新的源泉[J].中国农村经济，2003（6）.
[4]黄胜忠.农业合作社的环境适应性分析[J].开放时代，2009（4）.
[5]刘颖娴.法、美、日的农业合作社概况及其产权安排[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作者简介：薛震阳（1983-），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责任编辑：刘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