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 甲午战争，学术研究，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09—0008—09
甲午之败，割地赔款，丧师辱国，空前旷古。中国为何战败?且败得如此之惨?百余年来，国人不断进行探讨和反思，试图找到答案。笔者以为，探寻中国战败的原因是甲午战争研究的主题，也是甲午战争教学的核心。拨云见日、厘清事实乃专业研究者的责任所在，了解学术动态、吸收研究新成果则是专业教师的知识所需。自甲午战争后就有很多论说流传，如“武器落后”论、“慈禧挪用军费”论、海军“未添一船”说、“两舰三弹”说、“主炮晾衣”说等等。这些大多源自战争参与者的说法，被后世专业学者引之为据后，影响倍增。近20年来，经一批学者的不懈努力，事实真相已基本还原，但很多中学教师知之甚少。
曹华清老师《让“层累”现象远离中学历史教学——从甲午中日战争李鸿章的“避战求和”说起》一文(见《历史教学》2010年3月上半月刊，以下简称“曹文”)，以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避战求和”问题为例，对中学教学中的“层累”现象——“教学中长期存在的不加分析地套用代代因袭的结论、观点，具体表现为教学内容处理的简单化、片面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危害及解决途径加以详尽论述，对于深化新课程改革，提高教学有效性，很有裨益。笔者读后，深受启发，亦有同感；但也发现曹文有关“避战求和”的数条重要论据本身亦是“不加分析的套用代代因袭的结论、观点”，并未达到作者提出的“与时俱进，了解学术动态，吸收最新成果”。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重点，厘清相关问题，颇有必要。故此不揣鄙陋，略陈管见。
一、清朝陆军的装备
李鸿章是甲午战争前期清军的统帅，他把失败归之于武器装备的落后，称：“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拙，则利钝悬殊……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前线战将宋庆、依克唐阿等人，也屡屡强调武器质次量少。后世史家往往据此将武器装备落后，作为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曹文亦言清军“不仅战术不济，而且装备差，除淮军、奉军及练军之外的军队仍沿用刀矛抬枪等旧兵器”。其实，对这个问题应做具体分析。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不仅淮军、湘军、练军，即使部分绿营兵和八旗兵，均装备了从欧洲进口或中国军事企业仿制的近代枪炮，曹老师说“除淮军、奉军及练军之外的军队仍沿用刀矛抬枪等旧兵器”，似不准确。甲午战争参战的地面部队，前期以淮军为主，辅之以东北地方军和宋庆所率毅军；后期则从全国调集了以湘军为主的大量增援部队。值得注意的是，清军的装备基本上能够随着西方武器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特别是淮军，其更新速度之快和近代化程度之高，在清军各部队中首屈一指。
淮军在1864年便装备了12磅至108磅不等的火炮，基本上淘汰了冷兵器和土枪、土炮。1870年代以后，西方更为先进的后膛枪炮开始输入中国，英国的马梯尼、士乃德、法国的哈乞开司、德国的老毛瑟、美国的林明敦和黎意等枪种，均进入淮军。到甲午战争前夕，部分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主要枪种有奥地利的曼利夏、德国的新毛瑟和中国江南制造局仿造的快利枪等。如赵怀业部即“皆系一色快枪”。在平壤战役中，据日方记载，清军使用了七连发枪和十三连发枪。在炮兵装备上，淮军主要有英国的阿姆斯特郎式、格鲁森式和德国的克虏伯式后膛炮。有一部分阿姆斯特郎和格鲁森式钢炮还是西方80年代末才发明的速射炮。由此可见，淮军的装备无论是质与量，都堪称一流。李鸿章说平壤之败乃“因器械之相悬”是站不住脚的。
与淮军相比，其他部队的装备均存在着大小不等的差距，但有的还是相当精良的。如直隶练军一律装备洋枪洋炮，到19世纪90年代前后，还装备了新式毛瑟枪和克虏伯炮。一些内地省份，如江西、贵州、云南的练军，也都装备了近代枪炮。东北练军“开斯、毛瑟等枪无多，大半皆来福枪、快枪，余则以刀矛充数”。练军亦非全部使用新式兵器，可见，曹老师“除淮军、奉军及练军之外”也不准确。
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又紧急筹办大批武器。从有关资料来看，数量非常庞大。如1894年9月，由上海运往天津毛瑟枪1200枝。光绪二十一年初，李鸿章称，“许景澄购来毛瑟枪一万零八枝，业经全数分拨各军应用”。南洋所购马梯尼10400枝，马枪1000枝，议定南北各半，解赴北方前线马梯尼5700枝。此外，沿海各省库存枪炮也大批解赴前线。截至1894年10月，南洋大臣刘坤一就前后协济各省后膛洋枪14000枝。广东于1894年8月送到北洋新旧毛瑟枪各2000枝。到11月，两广总督李瀚章奏，已先后调拨各地洋枪16000枝，以后又续拨马枪、步枪2600枝，子弹360万颗。年底，还拨给吴大潋部钢炮30尊。这些武器无疑对改善部队装备起了重大作用。本来装备落后的湘军，到战争后期装备也大为改善，如陈浞部已配备了快利枪和新马梯尼枪。
某些地区即使装备确实不足，枪械落后，但并非毫无长处。山东的陆军确实装备较差，但沿海战略要塞如烟台、威海海口各炮台所装备的火炮却是比较先进的，数量也相当可观。烟台有各种口径火炮27尊，均是后膛钢炮，其中22尊是快炮。威海卫是水师提督衙门的驻地，各炮台配备的火炮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均属上乘。据统计，该地25座炮台，共配备进口的各种口径平射炮、地陷炮、行营炮、曲射炮达167尊。由此可见，如果说威海卫之战失败的原因是装备落后，恐怕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信服。
以上材料足以说明李鸿章所谓日本“船械愈出愈精”，中国“相形见绌”的说法是不足信的。实际上，近年来姜铎、董蔡时等多位学者研究认为，在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装备在总体上是占优势的”。此说尚在讨论中。至于李鸿章“自户部奏定光绪十四年之后不购新械，武库已空如洗”之类的说法，至少是夸大其词。李之“武器落后论”意在掩饰其麾下淮军的腐败和自己指挥上的失误，宋庆、依克唐阿等自然会随声附和。
二、北洋海军的后续建设
北洋海军自成军后就“未添一船”的说法常为治史者引用，影响之大，迄今未止，这是一个典型的“层累”现象。曹文说北洋海军“在光绪十五年后，基本上再无建设可言”，显然因袭此说，只是用语稍缓。溯本追源，此说最早见于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1894年5月29日)李鸿章的《校阅海军事竣折》：“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两个月后，李鸿章在《复奏海军统将折》中又重申此说。甲午战后，北洋海 军总教习汉纳根、北洋海军军官池仲佑等在著述中亦如是说，遂几成定论。吴杰章等主编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也持此说，颇有定论的味道。然而，这却不符合历史事实。
据《北洋海军章程》，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共有各类舰船25艘。它们是：铁甲舰2艘(定远、镇远)，巡洋舰7艘(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超勇、扬威)，炮舰6艘(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鱼雷艇6艘(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练习舰3艘(康济、威远、敏捷)，运输船1艘(利运)。然首创“未添一船”说的李鸿章在事隔三个星期后的《“镇远”等八船报销折》(1894年6月20日)中就承认，北洋海军“自十六年五月新增‘平远’钢甲一船”。同时，李将原“归福州调遣”的福龙鱼雷艇，“至十六年归北洋，附属于海军”。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北洋海军成军后还调入了练习舰海镜，通报船泰安、湄云，运输船操江、镇海(淘汰了利运)，差船飞霆和鱼雷艇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中甲、中乙(定一、定二、镇一、镇二原分别为定远、镇远舰自带鱼雷艇，但购回中国后便被拆下交由旅顺港使用)。此外，原本隶属于广东海军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参加1894年海军校阅后，因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未被遣还，临开战时也被“编入北洋舰队”。至此，北洋海军各类舰船已达41艘(如计入威海卫战役中被日军击沉的宝筏布雷船，则为42艘)，较成军时多了16艘，怎能说“未添一船”呢?而且，清廷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还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突击购舰活动，声势颇为浩大，足迹遍及欧洲、南美，然收效甚微，仅从英国、德国购得鱼雷猎舰2艘、鱼雷艇4艘，它们或因工期延宕，或因政府查扣，竟无一艘能回国参战。
有海军则必建海军基地，以做后方保障，基地建设与海军发展息息相关。在北洋舰队的三大基地中，依托天津的大沽口建设时间最早，但船坞规模较小，仅能维修小型舰艇，主要是作为北洋海军的枪械供应基地。随着“定远”舰等大型铁甲舰的订购与服役，自1880年开始营建旅顺口基地，作为舰队维修保养基地，工程规模浩大，历时10年，耗费白银430余万两，号称“远东第一要塞”。(台湾的王家俭教授对此有专文宏论)其船坞长132米，宽40米，深12米多，在它建成的60多年里，一直是远东地区最大的船坞。由于北洋海防经费拮据，所以威海卫基地的建设在旅顺基地工程基本告竣后，才得以大规模实施。工程自1887年至1895年1月，耗银300余万两，历时6年。总之，北洋海军的建设在“光绪十五年后”一年未停，直到战争爆发。
当然，1890年后北洋海军所增舰船多为守口、辅助、训练船只，它们对争夺制海权或增强海上作战能力无甚帮助，对提高北洋舰队的实力效用有限。因此，多数专家认为，北洋海军是一只先天不足的舰队，一支跛足的舰队，这便为此后的战争留下了隐患。
作为北洋舰队首脑的李鸿章，为什么会一再重申“北洋海军未添一船”的谎言呢?笔者以为，这反映了李鸿章当时复杂的心理，亦具政治家的狡黠。李鸿章等力主大治海军，本意即为防范日本入侵。但日本自1885年起便开展了10年扩军计划，海军尤甚。甲午战争前，其海军拥有大小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排水量达到59000余吨，整体实力己不亚于北洋海军。与“日本岁添巨舰”相比，北洋海军成军后仅从国内调增一些老弱舰艇，未添一巨舰或快舰，李始有“迄今未添一船”的感叹。这也是一种策略，李鸿章渴望清廷了解此情，大力扶植北洋舰队。他在《北洋海军章程》的“船制”一章早已提出：“海军一支，局势略具。然参稽欧洲各国水师之制，战舰尤嫌其少，运船太单，测量、探信各船皆未备，似尚未足云成军。”建议另添置快船7艘、鱼雷艇6艘及测量等船5艘。李鸿章深知朝廷很难遂其宏愿，但若战败，必问罪于己，因此该论还有二用：其一，可作“避战求和”的重要依据，在1894年5月北洋舰队例行校阅的前两个月，亲日的朝鲜开化派领导人金玉均在上海被朝鲜当局派员刺杀，日本特务组织玄洋社宣称是中国主使，叫嚣对华宣战，李鸿章对此有所顾虑，便在奏折中后缀了一个伏笔，又多次强调，力主避战；其二，此论可用于战败推卸责任，属最好的借口，甲午战败后，李鸿章把主要原因归之于武器装备的落后，说海军：“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绌。”汉纳根、池仲佑等也难免没有同样的意图，抑或人云亦云。
三、颐和园工程、三海工程与海军经费的挪用
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此说流传甚久，是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事。不论是谈慈禧，谈颐和园，谈北洋海军，谈洋务运动，还是谈中日甲午战争，往往都要涉及这个问题。然而，慈禧修颐和园究竟用了多少白银，却有不同的说法。多则谓8000万两，少则仅300万两。一般的看法认为在2000～3000万两间。最高数字与最低数字之间相差至10倍还多。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据王道成先生考证，关于颐和园的修建经费，讲的时间最早，次数最多，而又变化最大的，恐怕要算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六日，戊戌政变刚刚发生的时候，康有为在给李提摩太的信中写道：“(慈禧)向来阻抑新政，及铁路三千万，海军三千万，皆提为修颐和园。”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康氏一再修改自己的说法，数目由六千万降到三千万以下目。以后梁启超《瓜分危言》、王世和《造陶庐日录》、池仲佑《海军大事记》等私家记载不断重复此说。康有为首创将颐和园同甲午海战失败相联系的说法，旨在激起人们对慈禧太后的仇恨，此为政治鼓动策略。1949年以后的30多年间，西太后被当作卖国贼大加挞伐，修颐和园误海军之说被作为大罪之一广为传播。但此论是否属实，还需详加考辨。姜鸣先生有经济专长，亦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他在《北洋海军经费初探》《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等著述中，对海军经费、三海及颐和园经费有专门考证。颐和园工程究竟耗费了多少银两，因一手资料缺乏，现在尚难考证清楚。据姜先生推算，整个颐和园工程用费约在1000万两白银上下，与戚其章先生推算之1100多万两相近，而王道成先生估计仅为五六百万两之间。那么其中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呢。姜先生认为，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清官档案统计，海军衙门经费有案可稽的挪用共达325.75万两。另有从1887年到1894年，海军衙门克扣南北洋将士员弁及东三省练兵饷的平余银，总数约达库平银86万两。此外，海防捐和新海防捐被挪至园工的，约在250～350万两之间。所有数字相加，海军衙门经费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当不超过750万两。这个数字与戚其章先生推算的860万两相差不大。另有260万两巨款虽然打着海军名目，其实完全是各地督抚对慈禧60大寿的报效，不能算在海军经费的账上。 三海工程基本上与颐和园工程同步进行，同样是为慈禧修建，同样挪用了海军经费，然知者甚少。三海位于紫禁城西侧，面积2500余亩，因南海、中海、北海三个著名的湖泊而得名。1885年，慈禧太后考虑到光绪帝即将亲政，决定援引同治年旧例，于6月21日下懿旨重修三海。三海工程的经费总额，姜鸣先生据档案推算约在白银600万两左右。1885年至1895年10年中，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修、岁修及庆典)共计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这些数据早已经被学界认可。而根据近年来对清宫档案的研究，三海工程并没有无偿占用海军衙门经费，所借款项后来都指定专款归还。
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颐和园、三海两项工程用银总额在1200万～1700万两之间，而两项工程总共挪用的海军经费在1200万～多则约1300万之间。另据姜鸣先生多年的研究，北洋海军自1875年兴办到1895年，20年所拨经费总额也不过2300万两(北洋舰队主力舰所耗银800余万两不在此列，乃李鸿章另途所筹)。对比以上任一数据，皆可知康有为等称仅颐和园工程就挪用海军经费三千万之说，夸张之甚，实难采信。当然，在国家内忧外患之严重危机下，为慈禧一人所修的两座园子竟然挪用海军经费半数以上，达千万之巨，足以说明晚清政府之腐败。倘若这笔巨款都能用于强军备战，至少可以再造一支北洋舰队，甲午战争的结局也许会因之改变。
曹文说：“光绪十七年时，户部尚书翁同稣提出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后又为庆祝西太后寿辰挪用海军军费达三千万之多。”其中“为庆祝西太后寿辰挪用海军军费达三千万之多”说得很笼统，容易产生歧义。“庆祝西太后寿辰”如理解为1894年的“六旬庆典”，其花费见于《皇太后六旬庆典》记载的有：一，从“筹备饷需、边防经费两款”中提用一百万两；二。从铁路经费中挪用二百万两；三，向京内外臣工摊派银两，宗室王公、京内各衙门、各省督抚将军等文武官员共计报效银两二百九十八万余两。三项合计将近600万两白银。其中既未“挪用海军军费”，更无“三千万之多”。如“庆祝西太后寿辰”还包括三海、颐和园工程，则前边的“光绪十七年时……后又……”表述不确，因为这两项工程早在1885年(光绪十一年)便开始“挪用海军军费”了。三海、颐和园工程当然有“庆祝西太后寿辰”之意，这是一个大笔花钱的最佳托词，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慈禧“颐养天年”(颐和园其名即为“颐养太和”之义)。笔者以为，曹老师该句表达的主旨，与流传已久的“西太后建颐和园挪用海军军费三千万”相似，欠妥。
四、北洋海军的弹药
北洋海军失利，举国震惊。在人们对于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追问中，北洋海军的弹药供应一直是热点。最极端的说法，便是海战时，定远、镇远两主力舰八门主炮只有三发炮弹。淮军重要将领刘秉璋之子刘体智著《异辞录》说：“惟恃两铁舰，而十寸口径之炮弹，时只余三枚。津沪各局，能铸较小之径二又半者，强配之以应敌。”赫德及北洋舰队洋员汉纳根、戴乐尔(又译泰莱)、马吉芬等亦有类似说法，这便是所谓的北洋海军“两舰三弹”问题。后因王芸生、萧一山、罗尔纲等方家采用此说，众口铄金，影响也甚大。曹文沿用此论，曰：“1894年4月，光绪帝例行校阅北洋海军时，定远与镇远两主力战舰虽装有日舰望尘莫及的12英寸口径大炮，但可用于实战的炮弹却仅存三枚，其他舰船的装备也大抵如此。”
曹老师该句显然借“两舰三弹”的典型，说弹药缺乏问题。笔者首先注意的是“光绪帝例行校阅北洋海军”之说，鄙人孤陋，闻所未闻，然多方查询，亦无结果。依《北洋海军章程》：“每愈三年，由总理大臣、海军事务衙门醇亲王大臣，请旨特派大臣，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一次。”似无皇帝“例行校阅北洋海军”之规定。据查。1891年由李鸿章和山东巡抚张曜会阅，1894年朝廷派帮办海军大臣安定负责检阅，李鸿章会校，并特邀外国使节前往观礼。算上成军以前的1886年，慈禧特派醇亲王奕譞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三人巡阅北洋海军。北洋舰队总共只有这三次校阅，从未有光绪帝“例行校阅”的记录，不知曹老师所论的根据。另，1894年阅兵在5月，属光绪二十年四月，曹老师或许笔误?
以当下研究视之，学界大都认为北洋海军缺乏弹药，分歧只在具体的炮弹种类及数字上，但没有一位专家同意“两舰三弹”论。根据日本《廿七八年海战史·黄海役》中记载，“定远”共发射305毫米(12英寸)炮弹120发，150毫米炮弹100发，而“镇远”则发射305毫米炮弹94发(根据统计总数核算，实际应为97发)，150毫米炮弹148发。以定、镇两舰的305毫米炮弹为例，两舰共发射305毫米炮弹2t4发。两舰共有305毫米克虏伯炮8门，平均每门炮发射约26.75发，而标准每门炮的备弹是50发，那么两舰的305毫米克虏伯炮所发射的炮弹只有正常基数53.5％，显然弹药储备严重不足。应该说，战时记录是没有必要造假的，除非记录有误。那么我们再找其他证据。
20世纪90年代末，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被人发现，禀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等重要数据，其中在《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中记载了北洋海军舰上和库存的主副炮炮弹数量。遂有学者据此认为北洋海军的弹药充足，不存在缺额问题。但徐建寅奉旨到威海基地查验在12月10日。已经是黄海海战后将近3个月，其统计数字有多少是海战前就有的，有多少是海战后到12月10日这段时间内运入的，因为天津军械局的资料损失，已经很难考证。所以据此而得的结论似难保无虞。2008年，海军史研究会会员钟琳，将徐建寅奏折与汉纳根信件、丁汝昌与盛宣怀(北洋海军后勤主管)及其属下张士珩、旅顺守将龚照玛等相关往来电文等诸多资料排比互参，最终得出了比较可信的数据。北洋海军主力定、镇两舰305毫米(12英寸)开花弹原有67枚，3月到10月共下拨342枚，扣除战后下拨的160枚，只有182枚，而其中可以查证是海战前下拨的仅有150枚，其余32枚可能是汉纳根写信前下拨，已经包含在信中所提的67枚，也可能是海战后下拨，那么此时北洋海军仅有305毫米开花弹217枚，平均每门主炮只有炮弹27枚，即使将那32枚算入，也只有249枚，平均每门主炮仅有开花弹31枚。其余都是实战中用处不大的实心弹。而平远所用的260毫米火炮不仅开花弹全无，实心弹也只有15发能用。超勇和扬威也仅有十寸口径炮所用轻装大粒药29出。这些数据与日本《廿七八年海战史·黄海役》的记载不相上下。可以互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潘向明先生去年曾撰写长文专驳“两舰三弹”论，认为戴乐尔的回忆 录《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为事后多年所写，其中涉及黄海海战的几个重大问题，错误百出；如将其相当于定远舰“副舰长助理”的职位说成是“定远舰副司令”，将定、镇两舰十二英寸的主炮口径说成是十英寸(刘体智亦同)，且有不少捕风捉影之谈，并对刘步蟾极尽信口诬陷之能事。此中有西方人对中国固有的偏见作怪。而最有发言权的丁汝昌等北洋海军官兵，在事后检讨败因时都未提到炮弹缺乏的问题，有关炮弹提得最多的是质量问题。他们的有关文字记录，才是最可信的史料。甲午战后原定远舰大副沈寿垫明确指出：“大东沟之败，非弹药不足，乃器之不利也……”沈寿堃是直接掌管定远舰炮弹事务的军官，对于该舰在黄海之役中的炮弹情况最有发言权。原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亦有类似见解。他们的言论是所谓炮弹缺乏问题的最有力证言。潘先生还考证出，事实上，北洋海军所用炮弹原本就没有实战用弹和练习用弹的区分，无论平时和战时，其所用炮弹都是实战用弹，没有专供打靶使用的所谓练习弹。
由此可知，多数学者认为至少“定远”和“镇远”存在弹药缺乏的情况，而它们的弹药数量的多寡无疑最有代表性，再考虑必须与弹药搭配使用的火炮药包和引信的短缺，不难想象北洋海军当时的窘迫。但无论如何，“两舰三弹”的说法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即以常识而论，也不能设想在长达5个多小时的激烈海战中，始终屹立在海上的定、镇两舰仅靠三颗实战用大弹与敌舰浴血奋战。这等于说北洋舰队在黄海上演“空城计”，实在荒诞。
五、战略与指挥
有关甲午战败原因的探讨，集中在武器装备方面形成了认识上的误区。武器虽是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绝非决定性因素。武器要靠人使用，军队要靠人指挥，是故军队素质、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之重要绝不亚于武器。古今中外，以弱胜强，以落后打败先进的战例层出不穷。甲午前10年的中法战争，当时参战清军的装备绝对落后于法军，也落后于甲午战争时的清军，而老将冯子材率部连获镇南关大捷——谅山大捷，最终大败法军。比较而言，甲午战争时中日间的武器装备差距最小。因此，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从战略与指挥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1894年8月1日，清廷被迫对日宣战。学界通常将当日上谕内容概称为“海守陆攻”战略。那时中国还没有一批深谙近代战争，遇事思虑周备，而非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将帅人才，因此缺乏相应的战争准备和作战预案，缺少成熟的战略计划，所以从战争一开始就陷入被动的困境之中。在弥漫朝野的乐观气氛中，京中主战官员们大都把派兵(陆军)入朝，进行军事威慑看成是处理中日问题的最佳办法，而对日军的作战能力则估计不足，想以速战速决的方式结束战争，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海军奉行近海防御战略，“保船制敌”，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南方各支海军能予以积极配合，对日联合舰队将起到牵制作用。但清廷甚至对于使用南洋海军兵力与北洋海军联合作战，这么一个十分必要的问题根本未做过认真的考虑。在中日军队对决中，清朝陆军往往被数量少而善于集中兵力的日军各个击破，最终分别被日军从荣成湾和花园口登陆，从背后攻陷，使花费巨额资金组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洋务运动的建军成果顷刻间瓦解。曹文说“中日此战主要是北洋海军和日军的较量”，言中之意是清朝陆军在战争中微不足道，说明曹老师对战争过程了解太少。
在指挥方面，日本实行的是以天皇为首的一元政治体制，而中国实际上是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军机处与李鸿章同时并存的二元政治体制。战争伊始，中国军事就陷于多头指挥，非常混乱。在中枢，兵部名为最高军事机构，实挂虚名，兵部尚书毫无实权。日本内阁负责指导侵朝侵华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等都是一批谙知世界大事、具有野心的狂热的少壮派。而清廷负责军务的军机大臣几乎都是儒学之士，根本不懂军事，更不用说近代军事作战知识了。军机处在和与战问题上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在重大决策上互相掣肘。1894年(光绪二十年)10月日军分路入侵东北后，清廷试图加强军队统一指挥，于11月2日设立督办军务处作为全军统帅部，指挥全国战争。任命恭亲王奕訢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员，但督办军务处成立后反侵略战争并无起色。故清廷于12月28日授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实际军事指挥实权仍在军机处。自此李鸿章的指挥权被削去大半，剩下的主要是北洋海军。曹文说“旅顺失陷后，威海卫军港形势危急。但清政府的战争中央总指挥——军务处判断日军的进一步进攻方向为山海关至北京一线……”其中以“军务处”代替“督办军务处”不妥，容易让读者误以为“清政府的战争中央总指挥”一直存在，其实它在开战两个月后才成立，实际存在也不足两个月。曹文又言“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作为全局指挥，当然对战败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在1894年12月28日后便不再是“全局指挥”了，而战争到次年4月才结束。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海权思想落后是造成甲午海战失败的深刻原因。清政府创办的近代海军虽然实力不俗，但它缺乏海权战略理论。缺乏在战略理论指导下的战略战役指挥艺术。而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制订并实施了海陆并进、以海上决战为主的进攻性战略。关于清廷海权思想落后的深层原因，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炜从传统文化角度做出了解释㈣，认为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由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性所派生，呈现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理论规定性，从而决定了甲午战争前后北洋海军建设和运用的基本思路和模式，如谋统一、讲义战，求和平、重防守，建威销萌、伐谋伐交等。清廷以中国传统的“德治”价值观和“义战”战争观念看待近代海上战争，对新的战争根源、战争形势判断失误；以中国传统的“守战”理论指导战争，采取了消极的“专守防御”，处处被动，屡失战机；对中国传统的“谋战”理论运用有失偏颇，重外交而轻军事，重威慑而轻实战，最终导致了北洋海军的败殁。笔者以为，这对深入理解“避战求和”政策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六、总体战视角
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其地域扩展到参战国的全部领土，其人员扩大到参战国的全体民众。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其基本特征是，以武装斗争为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各条战线的斗争紧密配合，协调一致地发挥国家的整体力量。双方较量的是长期积累的综合国力，绝非一朝一夕之力。“总体战”的概念到20世纪初才被提出，然而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实际已经初见端倪。
19世纪中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近代天皇制国家。明治政府大力推进现代化，兴办工业企业，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工业革命。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为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甲午战前，日本进行了充分的总体战准备。 1 以中国为目标扩充军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1887年天皇带头捐款，下令每年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1／10，补充造船费用。
2 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早在1887年，日本政府便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清国征讨方略》，并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进攻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3 向日本国民进行战争的思想动员。日本的新闻界和朝野人士，向日本人民灌输了“朝鲜独立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和对中国的“蔑视论”，大肆制造“战争有理”舆论。
4 物力动员。日本各界为动员民众筹措战费，于甲午战争前掀起了一个以筹措战费为主要内容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日本财界成立各种组织，发布广告，捐款捐物，筹措战费，召开会议动员财界、实业界以实际行动支持侵略战争，无偿或低价提供船只，保障运输，捐献大量前线急需物资。1894年8月先后两次发行共计8000万元的巨额军事公债，以强制的方式分配给各地。
5 兵力动员。日本政府采取了加强思想教育和征兵奖励运动等办法，每年从适龄青年中征集大量现役兵和补充预备兵员。尤其在1890至1894年间，每年至少征集十几万人。
6 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详细搜集各种情报，并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
7 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通过利诱、分化等手段，从外交上积极争取欧美各国支持或中立。当时，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助手；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发展势力；德法为了乘日本侵华之机夺取新的权益，也极力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俄国虽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但准备尚未就绪，因此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日本成功地避免了列强联合干涉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于侵略的国际环境。
反观清廷，君主专制日益腐朽，近代工业发展缓慢，国力增长迟缓；军队近代化进程迟滞，官兵素质低下。除了部分武器装备近代化外，其他方面大多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虽然部分官民认识到日本侵华的危险，但没有积极备战，浑浑噩噩依然。
甲午战争前，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大多数人不了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普遍存在盲目虚骄、对日心存轻视。在官员的章奏和人们的言论中，左一个岛夷，右一个倭寇，什么犯上作乱，主张踏平东京，多为一派胡言。对日本最有警惕的朝廷高官李鸿章，在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后的中日外交危局中，仍判定日本不可能侵略中国，仍想通过“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摆平。其实日本在数年前便已经开始制造和寻找战争借口，并多次发出了战争信号。
晚清军队虽然在兵器变革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引进了先进装备，但不重视军队素质的提升，“换汤不换药”，没有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没有实行相应的政治、经济变革与之配合。军事管理教育、战略作战指导、战术技术运用等都处于极端落后状态，新的武器并未产生新的作战能力。
北洋舰队后期，“操练尽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弄虚作假。打靶演习时“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驰。码数已知，放固易中”，鱼雷艇则“唯船动而靶不动”。北洋海军还发生过用军舰载货载客挣钱和从朝鲜走私人参牟利的事件。据史料记载，丁汝昌在威海刘公岛营造店铺敛财，因此还与部下发生龃龉；他自蓄优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济远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5套公馆，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金屋藏娇旧。黄海大战中，中国“福龙”号鱼雷艇从距离日本“西京瓦”号(已经多处中弹起火)400米起，连发三枚鱼雷，最后一次距敌舰仅40米，但无一命中，可见平日训练之差。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二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还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舰无人指挥，都被日军击沉，数百官兵殉难时二人尚在灯红酒绿中。虽然流传甚广的定远舰“主炮晾衣”说，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但北洋海军军纪废弛是不争的事实。
世人很少知道，致远舰之沉，原来与缺少水密门橡胶封条有关。管带邓世昌以其年久破烂，不堪应用，战前请换而未成，故该舰中炮后立即进水沉没。配炮零件也得不到及时供应，海战时有许多大炮即因零件损坏而停放。弹药供应问题更大，或被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或被暗中捣鬼，以假冒真。定远舰大副沈寿堃痛心地指出：“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黄海大战后，李鸿章下死命令，靖远等伤痕累累的军舰回基地必须在10天内修复，定远、镇远两主力舰则限期一个月，但一个月后“各船伤重且多，星夜加工修理，都未完备”，只能勉强出巡；而日本全部参战舰艇于临时船坞在5天内修复完毕，9月23日便重返战场。事实证明，北洋海军的后路保障虽然应有尽有，唯因管理体制并未实现近代化，以致战时无法形成对前路强有力的支持。其中亦有工业基础、技工素质、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距。
当时军队普遍缺乏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缺乏视死如归，敢于胜利的精神状态。淮军的枪炮舰艇多自进口，很多海军将领还到国外深造过，但李鸿章对整体训练却放任自流，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更是漠不关心。北洋海军将领待遇颇丰(年俸最高白银8400两)，在建功立业的机会面前，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如左宝贵、马玉昆、邓士昌、林永生等英勇将领，毕竟太少。丰岛海战前，北洋海军军官们普遍认为海战只有三成把握，斗志全无。1895年2月7日晨，困守威海卫的北洋舰队又一次遭受日舰大规模攻击，紧急关头，鱼雷艇管带王平及“福龙”管带蔡廷干(留美生)，竟带领舰队全部13艘鱼雷艇以及两艘炮艇集体出逃(前经多日密谋)，军心大乱，成为北洋舰队战史上最大的污点。当了俘虏的蔡廷干，还将港内北洋舰队的虚实和盘托出。陆军鸭绿江防线的清军有4万余人，兵力多于日军，但不到3天就全线溃败。敌人进攻义州，只放了一排枪，义州守军便弃城逃跑。日军转攻大连，守将赵怀业毫无抵抗之心，高竖降旗逃跑，其私产已提前装船运走，丢下大批军械，计有火炮100多门、炮弹246万枚、德国新式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颗，还有马匹、行帐、粮食以及没有启封的快炮等，这些装备成为日军日后攻占旅顺的物资保障。这样一支缺乏精神支柱的军队，纵有再多的快枪快炮，再多的快舰巨舰，亦难保不败。
当人们思索甲午战败的原因时，“任人唯亲”仍是不得不追问的问题。当时清廷最有实力的陆海军(淮军、北洋海军)都由李鸿章掌握，其重要将领皆李之亲信同乡。李最看重的不是才能，而是对自己是否忠心，是否便于控制。淮军中的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等都是贪庸之辈，丁汝昌则以陆军(淮军)统帅而统领海军，皆遭败绩，外间舆论，至有“败叶残丁”之讽。
甲午战败的原因永远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汲取和追索。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09—0008—09
甲午之败，割地赔款，丧师辱国，空前旷古。中国为何战败?且败得如此之惨?百余年来，国人不断进行探讨和反思，试图找到答案。笔者以为，探寻中国战败的原因是甲午战争研究的主题，也是甲午战争教学的核心。拨云见日、厘清事实乃专业研究者的责任所在，了解学术动态、吸收研究新成果则是专业教师的知识所需。自甲午战争后就有很多论说流传，如“武器落后”论、“慈禧挪用军费”论、海军“未添一船”说、“两舰三弹”说、“主炮晾衣”说等等。这些大多源自战争参与者的说法，被后世专业学者引之为据后，影响倍增。近20年来，经一批学者的不懈努力，事实真相已基本还原，但很多中学教师知之甚少。
曹华清老师《让“层累”现象远离中学历史教学——从甲午中日战争李鸿章的“避战求和”说起》一文(见《历史教学》2010年3月上半月刊，以下简称“曹文”)，以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避战求和”问题为例，对中学教学中的“层累”现象——“教学中长期存在的不加分析地套用代代因袭的结论、观点，具体表现为教学内容处理的简单化、片面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危害及解决途径加以详尽论述，对于深化新课程改革，提高教学有效性，很有裨益。笔者读后，深受启发，亦有同感；但也发现曹文有关“避战求和”的数条重要论据本身亦是“不加分析的套用代代因袭的结论、观点”，并未达到作者提出的“与时俱进，了解学术动态，吸收最新成果”。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重点，厘清相关问题，颇有必要。故此不揣鄙陋，略陈管见。
一、清朝陆军的装备
李鸿章是甲午战争前期清军的统帅，他把失败归之于武器装备的落后，称：“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拙，则利钝悬殊……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前线战将宋庆、依克唐阿等人，也屡屡强调武器质次量少。后世史家往往据此将武器装备落后，作为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曹文亦言清军“不仅战术不济，而且装备差，除淮军、奉军及练军之外的军队仍沿用刀矛抬枪等旧兵器”。其实，对这个问题应做具体分析。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不仅淮军、湘军、练军，即使部分绿营兵和八旗兵，均装备了从欧洲进口或中国军事企业仿制的近代枪炮，曹老师说“除淮军、奉军及练军之外的军队仍沿用刀矛抬枪等旧兵器”，似不准确。甲午战争参战的地面部队，前期以淮军为主，辅之以东北地方军和宋庆所率毅军；后期则从全国调集了以湘军为主的大量增援部队。值得注意的是，清军的装备基本上能够随着西方武器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特别是淮军，其更新速度之快和近代化程度之高，在清军各部队中首屈一指。
淮军在1864年便装备了12磅至108磅不等的火炮，基本上淘汰了冷兵器和土枪、土炮。1870年代以后，西方更为先进的后膛枪炮开始输入中国，英国的马梯尼、士乃德、法国的哈乞开司、德国的老毛瑟、美国的林明敦和黎意等枪种，均进入淮军。到甲午战争前夕，部分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主要枪种有奥地利的曼利夏、德国的新毛瑟和中国江南制造局仿造的快利枪等。如赵怀业部即“皆系一色快枪”。在平壤战役中，据日方记载，清军使用了七连发枪和十三连发枪。在炮兵装备上，淮军主要有英国的阿姆斯特郎式、格鲁森式和德国的克虏伯式后膛炮。有一部分阿姆斯特郎和格鲁森式钢炮还是西方80年代末才发明的速射炮。由此可见，淮军的装备无论是质与量，都堪称一流。李鸿章说平壤之败乃“因器械之相悬”是站不住脚的。
与淮军相比，其他部队的装备均存在着大小不等的差距，但有的还是相当精良的。如直隶练军一律装备洋枪洋炮，到19世纪90年代前后，还装备了新式毛瑟枪和克虏伯炮。一些内地省份，如江西、贵州、云南的练军，也都装备了近代枪炮。东北练军“开斯、毛瑟等枪无多，大半皆来福枪、快枪，余则以刀矛充数”。练军亦非全部使用新式兵器，可见，曹老师“除淮军、奉军及练军之外”也不准确。
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又紧急筹办大批武器。从有关资料来看，数量非常庞大。如1894年9月，由上海运往天津毛瑟枪1200枝。光绪二十一年初，李鸿章称，“许景澄购来毛瑟枪一万零八枝，业经全数分拨各军应用”。南洋所购马梯尼10400枝，马枪1000枝，议定南北各半，解赴北方前线马梯尼5700枝。此外，沿海各省库存枪炮也大批解赴前线。截至1894年10月，南洋大臣刘坤一就前后协济各省后膛洋枪14000枝。广东于1894年8月送到北洋新旧毛瑟枪各2000枝。到11月，两广总督李瀚章奏，已先后调拨各地洋枪16000枝，以后又续拨马枪、步枪2600枝，子弹360万颗。年底，还拨给吴大潋部钢炮30尊。这些武器无疑对改善部队装备起了重大作用。本来装备落后的湘军，到战争后期装备也大为改善，如陈浞部已配备了快利枪和新马梯尼枪。
某些地区即使装备确实不足，枪械落后，但并非毫无长处。山东的陆军确实装备较差，但沿海战略要塞如烟台、威海海口各炮台所装备的火炮却是比较先进的，数量也相当可观。烟台有各种口径火炮27尊，均是后膛钢炮，其中22尊是快炮。威海卫是水师提督衙门的驻地，各炮台配备的火炮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均属上乘。据统计，该地25座炮台，共配备进口的各种口径平射炮、地陷炮、行营炮、曲射炮达167尊。由此可见，如果说威海卫之战失败的原因是装备落后，恐怕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信服。
以上材料足以说明李鸿章所谓日本“船械愈出愈精”，中国“相形见绌”的说法是不足信的。实际上，近年来姜铎、董蔡时等多位学者研究认为，在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装备在总体上是占优势的”。此说尚在讨论中。至于李鸿章“自户部奏定光绪十四年之后不购新械，武库已空如洗”之类的说法，至少是夸大其词。李之“武器落后论”意在掩饰其麾下淮军的腐败和自己指挥上的失误，宋庆、依克唐阿等自然会随声附和。
二、北洋海军的后续建设
北洋海军自成军后就“未添一船”的说法常为治史者引用，影响之大，迄今未止，这是一个典型的“层累”现象。曹文说北洋海军“在光绪十五年后，基本上再无建设可言”，显然因袭此说，只是用语稍缓。溯本追源，此说最早见于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1894年5月29日)李鸿章的《校阅海军事竣折》：“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两个月后，李鸿章在《复奏海军统将折》中又重申此说。甲午战后，北洋海 军总教习汉纳根、北洋海军军官池仲佑等在著述中亦如是说，遂几成定论。吴杰章等主编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也持此说，颇有定论的味道。然而，这却不符合历史事实。
据《北洋海军章程》，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共有各类舰船25艘。它们是：铁甲舰2艘(定远、镇远)，巡洋舰7艘(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超勇、扬威)，炮舰6艘(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鱼雷艇6艘(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练习舰3艘(康济、威远、敏捷)，运输船1艘(利运)。然首创“未添一船”说的李鸿章在事隔三个星期后的《“镇远”等八船报销折》(1894年6月20日)中就承认，北洋海军“自十六年五月新增‘平远’钢甲一船”。同时，李将原“归福州调遣”的福龙鱼雷艇，“至十六年归北洋，附属于海军”。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北洋海军成军后还调入了练习舰海镜，通报船泰安、湄云，运输船操江、镇海(淘汰了利运)，差船飞霆和鱼雷艇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中甲、中乙(定一、定二、镇一、镇二原分别为定远、镇远舰自带鱼雷艇，但购回中国后便被拆下交由旅顺港使用)。此外，原本隶属于广东海军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参加1894年海军校阅后，因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未被遣还，临开战时也被“编入北洋舰队”。至此，北洋海军各类舰船已达41艘(如计入威海卫战役中被日军击沉的宝筏布雷船，则为42艘)，较成军时多了16艘，怎能说“未添一船”呢?而且，清廷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还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突击购舰活动，声势颇为浩大，足迹遍及欧洲、南美，然收效甚微，仅从英国、德国购得鱼雷猎舰2艘、鱼雷艇4艘，它们或因工期延宕，或因政府查扣，竟无一艘能回国参战。
有海军则必建海军基地，以做后方保障，基地建设与海军发展息息相关。在北洋舰队的三大基地中，依托天津的大沽口建设时间最早，但船坞规模较小，仅能维修小型舰艇，主要是作为北洋海军的枪械供应基地。随着“定远”舰等大型铁甲舰的订购与服役，自1880年开始营建旅顺口基地，作为舰队维修保养基地，工程规模浩大，历时10年，耗费白银430余万两，号称“远东第一要塞”。(台湾的王家俭教授对此有专文宏论)其船坞长132米，宽40米，深12米多，在它建成的60多年里，一直是远东地区最大的船坞。由于北洋海防经费拮据，所以威海卫基地的建设在旅顺基地工程基本告竣后，才得以大规模实施。工程自1887年至1895年1月，耗银300余万两，历时6年。总之，北洋海军的建设在“光绪十五年后”一年未停，直到战争爆发。
当然，1890年后北洋海军所增舰船多为守口、辅助、训练船只，它们对争夺制海权或增强海上作战能力无甚帮助，对提高北洋舰队的实力效用有限。因此，多数专家认为，北洋海军是一只先天不足的舰队，一支跛足的舰队，这便为此后的战争留下了隐患。
作为北洋舰队首脑的李鸿章，为什么会一再重申“北洋海军未添一船”的谎言呢?笔者以为，这反映了李鸿章当时复杂的心理，亦具政治家的狡黠。李鸿章等力主大治海军，本意即为防范日本入侵。但日本自1885年起便开展了10年扩军计划，海军尤甚。甲午战争前，其海军拥有大小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排水量达到59000余吨，整体实力己不亚于北洋海军。与“日本岁添巨舰”相比，北洋海军成军后仅从国内调增一些老弱舰艇，未添一巨舰或快舰，李始有“迄今未添一船”的感叹。这也是一种策略，李鸿章渴望清廷了解此情，大力扶植北洋舰队。他在《北洋海军章程》的“船制”一章早已提出：“海军一支，局势略具。然参稽欧洲各国水师之制，战舰尤嫌其少，运船太单，测量、探信各船皆未备，似尚未足云成军。”建议另添置快船7艘、鱼雷艇6艘及测量等船5艘。李鸿章深知朝廷很难遂其宏愿，但若战败，必问罪于己，因此该论还有二用：其一，可作“避战求和”的重要依据，在1894年5月北洋舰队例行校阅的前两个月，亲日的朝鲜开化派领导人金玉均在上海被朝鲜当局派员刺杀，日本特务组织玄洋社宣称是中国主使，叫嚣对华宣战，李鸿章对此有所顾虑，便在奏折中后缀了一个伏笔，又多次强调，力主避战；其二，此论可用于战败推卸责任，属最好的借口，甲午战败后，李鸿章把主要原因归之于武器装备的落后，说海军：“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绌。”汉纳根、池仲佑等也难免没有同样的意图，抑或人云亦云。
三、颐和园工程、三海工程与海军经费的挪用
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此说流传甚久，是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事。不论是谈慈禧，谈颐和园，谈北洋海军，谈洋务运动，还是谈中日甲午战争，往往都要涉及这个问题。然而，慈禧修颐和园究竟用了多少白银，却有不同的说法。多则谓8000万两，少则仅300万两。一般的看法认为在2000～3000万两间。最高数字与最低数字之间相差至10倍还多。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据王道成先生考证，关于颐和园的修建经费，讲的时间最早，次数最多，而又变化最大的，恐怕要算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六日，戊戌政变刚刚发生的时候，康有为在给李提摩太的信中写道：“(慈禧)向来阻抑新政，及铁路三千万，海军三千万，皆提为修颐和园。”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康氏一再修改自己的说法，数目由六千万降到三千万以下目。以后梁启超《瓜分危言》、王世和《造陶庐日录》、池仲佑《海军大事记》等私家记载不断重复此说。康有为首创将颐和园同甲午海战失败相联系的说法，旨在激起人们对慈禧太后的仇恨，此为政治鼓动策略。1949年以后的30多年间，西太后被当作卖国贼大加挞伐，修颐和园误海军之说被作为大罪之一广为传播。但此论是否属实，还需详加考辨。姜鸣先生有经济专长，亦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他在《北洋海军经费初探》《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等著述中，对海军经费、三海及颐和园经费有专门考证。颐和园工程究竟耗费了多少银两，因一手资料缺乏，现在尚难考证清楚。据姜先生推算，整个颐和园工程用费约在1000万两白银上下，与戚其章先生推算之1100多万两相近，而王道成先生估计仅为五六百万两之间。那么其中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呢。姜先生认为，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清官档案统计，海军衙门经费有案可稽的挪用共达325.75万两。另有从1887年到1894年，海军衙门克扣南北洋将士员弁及东三省练兵饷的平余银，总数约达库平银86万两。此外，海防捐和新海防捐被挪至园工的，约在250～350万两之间。所有数字相加，海军衙门经费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当不超过750万两。这个数字与戚其章先生推算的860万两相差不大。另有260万两巨款虽然打着海军名目，其实完全是各地督抚对慈禧60大寿的报效，不能算在海军经费的账上。 三海工程基本上与颐和园工程同步进行，同样是为慈禧修建，同样挪用了海军经费，然知者甚少。三海位于紫禁城西侧，面积2500余亩，因南海、中海、北海三个著名的湖泊而得名。1885年，慈禧太后考虑到光绪帝即将亲政，决定援引同治年旧例，于6月21日下懿旨重修三海。三海工程的经费总额，姜鸣先生据档案推算约在白银600万两左右。1885年至1895年10年中，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修、岁修及庆典)共计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这些数据早已经被学界认可。而根据近年来对清宫档案的研究，三海工程并没有无偿占用海军衙门经费，所借款项后来都指定专款归还。
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颐和园、三海两项工程用银总额在1200万～1700万两之间，而两项工程总共挪用的海军经费在1200万～多则约1300万之间。另据姜鸣先生多年的研究，北洋海军自1875年兴办到1895年，20年所拨经费总额也不过2300万两(北洋舰队主力舰所耗银800余万两不在此列，乃李鸿章另途所筹)。对比以上任一数据，皆可知康有为等称仅颐和园工程就挪用海军经费三千万之说，夸张之甚，实难采信。当然，在国家内忧外患之严重危机下，为慈禧一人所修的两座园子竟然挪用海军经费半数以上，达千万之巨，足以说明晚清政府之腐败。倘若这笔巨款都能用于强军备战，至少可以再造一支北洋舰队，甲午战争的结局也许会因之改变。
曹文说：“光绪十七年时，户部尚书翁同稣提出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后又为庆祝西太后寿辰挪用海军军费达三千万之多。”其中“为庆祝西太后寿辰挪用海军军费达三千万之多”说得很笼统，容易产生歧义。“庆祝西太后寿辰”如理解为1894年的“六旬庆典”，其花费见于《皇太后六旬庆典》记载的有：一，从“筹备饷需、边防经费两款”中提用一百万两；二。从铁路经费中挪用二百万两；三，向京内外臣工摊派银两，宗室王公、京内各衙门、各省督抚将军等文武官员共计报效银两二百九十八万余两。三项合计将近600万两白银。其中既未“挪用海军军费”，更无“三千万之多”。如“庆祝西太后寿辰”还包括三海、颐和园工程，则前边的“光绪十七年时……后又……”表述不确，因为这两项工程早在1885年(光绪十一年)便开始“挪用海军军费”了。三海、颐和园工程当然有“庆祝西太后寿辰”之意，这是一个大笔花钱的最佳托词，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慈禧“颐养天年”(颐和园其名即为“颐养太和”之义)。笔者以为，曹老师该句表达的主旨，与流传已久的“西太后建颐和园挪用海军军费三千万”相似，欠妥。
四、北洋海军的弹药
北洋海军失利，举国震惊。在人们对于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追问中，北洋海军的弹药供应一直是热点。最极端的说法，便是海战时，定远、镇远两主力舰八门主炮只有三发炮弹。淮军重要将领刘秉璋之子刘体智著《异辞录》说：“惟恃两铁舰，而十寸口径之炮弹，时只余三枚。津沪各局，能铸较小之径二又半者，强配之以应敌。”赫德及北洋舰队洋员汉纳根、戴乐尔(又译泰莱)、马吉芬等亦有类似说法，这便是所谓的北洋海军“两舰三弹”问题。后因王芸生、萧一山、罗尔纲等方家采用此说，众口铄金，影响也甚大。曹文沿用此论，曰：“1894年4月，光绪帝例行校阅北洋海军时，定远与镇远两主力战舰虽装有日舰望尘莫及的12英寸口径大炮，但可用于实战的炮弹却仅存三枚，其他舰船的装备也大抵如此。”
曹老师该句显然借“两舰三弹”的典型，说弹药缺乏问题。笔者首先注意的是“光绪帝例行校阅北洋海军”之说，鄙人孤陋，闻所未闻，然多方查询，亦无结果。依《北洋海军章程》：“每愈三年，由总理大臣、海军事务衙门醇亲王大臣，请旨特派大臣，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一次。”似无皇帝“例行校阅北洋海军”之规定。据查。1891年由李鸿章和山东巡抚张曜会阅，1894年朝廷派帮办海军大臣安定负责检阅，李鸿章会校，并特邀外国使节前往观礼。算上成军以前的1886年，慈禧特派醇亲王奕譞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三人巡阅北洋海军。北洋舰队总共只有这三次校阅，从未有光绪帝“例行校阅”的记录，不知曹老师所论的根据。另，1894年阅兵在5月，属光绪二十年四月，曹老师或许笔误?
以当下研究视之，学界大都认为北洋海军缺乏弹药，分歧只在具体的炮弹种类及数字上，但没有一位专家同意“两舰三弹”论。根据日本《廿七八年海战史·黄海役》中记载，“定远”共发射305毫米(12英寸)炮弹120发，150毫米炮弹100发，而“镇远”则发射305毫米炮弹94发(根据统计总数核算，实际应为97发)，150毫米炮弹148发。以定、镇两舰的305毫米炮弹为例，两舰共发射305毫米炮弹2t4发。两舰共有305毫米克虏伯炮8门，平均每门炮发射约26.75发，而标准每门炮的备弹是50发，那么两舰的305毫米克虏伯炮所发射的炮弹只有正常基数53.5％，显然弹药储备严重不足。应该说，战时记录是没有必要造假的，除非记录有误。那么我们再找其他证据。
20世纪90年代末，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被人发现，禀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等重要数据，其中在《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中记载了北洋海军舰上和库存的主副炮炮弹数量。遂有学者据此认为北洋海军的弹药充足，不存在缺额问题。但徐建寅奉旨到威海基地查验在12月10日。已经是黄海海战后将近3个月，其统计数字有多少是海战前就有的，有多少是海战后到12月10日这段时间内运入的，因为天津军械局的资料损失，已经很难考证。所以据此而得的结论似难保无虞。2008年，海军史研究会会员钟琳，将徐建寅奏折与汉纳根信件、丁汝昌与盛宣怀(北洋海军后勤主管)及其属下张士珩、旅顺守将龚照玛等相关往来电文等诸多资料排比互参，最终得出了比较可信的数据。北洋海军主力定、镇两舰305毫米(12英寸)开花弹原有67枚，3月到10月共下拨342枚，扣除战后下拨的160枚，只有182枚，而其中可以查证是海战前下拨的仅有150枚，其余32枚可能是汉纳根写信前下拨，已经包含在信中所提的67枚，也可能是海战后下拨，那么此时北洋海军仅有305毫米开花弹217枚，平均每门主炮只有炮弹27枚，即使将那32枚算入，也只有249枚，平均每门主炮仅有开花弹31枚。其余都是实战中用处不大的实心弹。而平远所用的260毫米火炮不仅开花弹全无，实心弹也只有15发能用。超勇和扬威也仅有十寸口径炮所用轻装大粒药29出。这些数据与日本《廿七八年海战史·黄海役》的记载不相上下。可以互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潘向明先生去年曾撰写长文专驳“两舰三弹”论，认为戴乐尔的回忆 录《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为事后多年所写，其中涉及黄海海战的几个重大问题，错误百出；如将其相当于定远舰“副舰长助理”的职位说成是“定远舰副司令”，将定、镇两舰十二英寸的主炮口径说成是十英寸(刘体智亦同)，且有不少捕风捉影之谈，并对刘步蟾极尽信口诬陷之能事。此中有西方人对中国固有的偏见作怪。而最有发言权的丁汝昌等北洋海军官兵，在事后检讨败因时都未提到炮弹缺乏的问题，有关炮弹提得最多的是质量问题。他们的有关文字记录，才是最可信的史料。甲午战后原定远舰大副沈寿垫明确指出：“大东沟之败，非弹药不足，乃器之不利也……”沈寿堃是直接掌管定远舰炮弹事务的军官，对于该舰在黄海之役中的炮弹情况最有发言权。原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亦有类似见解。他们的言论是所谓炮弹缺乏问题的最有力证言。潘先生还考证出，事实上，北洋海军所用炮弹原本就没有实战用弹和练习用弹的区分，无论平时和战时，其所用炮弹都是实战用弹，没有专供打靶使用的所谓练习弹。
由此可知，多数学者认为至少“定远”和“镇远”存在弹药缺乏的情况，而它们的弹药数量的多寡无疑最有代表性，再考虑必须与弹药搭配使用的火炮药包和引信的短缺，不难想象北洋海军当时的窘迫。但无论如何，“两舰三弹”的说法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即以常识而论，也不能设想在长达5个多小时的激烈海战中，始终屹立在海上的定、镇两舰仅靠三颗实战用大弹与敌舰浴血奋战。这等于说北洋舰队在黄海上演“空城计”，实在荒诞。
五、战略与指挥
有关甲午战败原因的探讨，集中在武器装备方面形成了认识上的误区。武器虽是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绝非决定性因素。武器要靠人使用，军队要靠人指挥，是故军队素质、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之重要绝不亚于武器。古今中外，以弱胜强，以落后打败先进的战例层出不穷。甲午前10年的中法战争，当时参战清军的装备绝对落后于法军，也落后于甲午战争时的清军，而老将冯子材率部连获镇南关大捷——谅山大捷，最终大败法军。比较而言，甲午战争时中日间的武器装备差距最小。因此，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从战略与指挥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1894年8月1日，清廷被迫对日宣战。学界通常将当日上谕内容概称为“海守陆攻”战略。那时中国还没有一批深谙近代战争，遇事思虑周备，而非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将帅人才，因此缺乏相应的战争准备和作战预案，缺少成熟的战略计划，所以从战争一开始就陷入被动的困境之中。在弥漫朝野的乐观气氛中，京中主战官员们大都把派兵(陆军)入朝，进行军事威慑看成是处理中日问题的最佳办法，而对日军的作战能力则估计不足，想以速战速决的方式结束战争，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海军奉行近海防御战略，“保船制敌”，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南方各支海军能予以积极配合，对日联合舰队将起到牵制作用。但清廷甚至对于使用南洋海军兵力与北洋海军联合作战，这么一个十分必要的问题根本未做过认真的考虑。在中日军队对决中，清朝陆军往往被数量少而善于集中兵力的日军各个击破，最终分别被日军从荣成湾和花园口登陆，从背后攻陷，使花费巨额资金组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洋务运动的建军成果顷刻间瓦解。曹文说“中日此战主要是北洋海军和日军的较量”，言中之意是清朝陆军在战争中微不足道，说明曹老师对战争过程了解太少。
在指挥方面，日本实行的是以天皇为首的一元政治体制，而中国实际上是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军机处与李鸿章同时并存的二元政治体制。战争伊始，中国军事就陷于多头指挥，非常混乱。在中枢，兵部名为最高军事机构，实挂虚名，兵部尚书毫无实权。日本内阁负责指导侵朝侵华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等都是一批谙知世界大事、具有野心的狂热的少壮派。而清廷负责军务的军机大臣几乎都是儒学之士，根本不懂军事，更不用说近代军事作战知识了。军机处在和与战问题上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在重大决策上互相掣肘。1894年(光绪二十年)10月日军分路入侵东北后，清廷试图加强军队统一指挥，于11月2日设立督办军务处作为全军统帅部，指挥全国战争。任命恭亲王奕訢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员，但督办军务处成立后反侵略战争并无起色。故清廷于12月28日授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实际军事指挥实权仍在军机处。自此李鸿章的指挥权被削去大半，剩下的主要是北洋海军。曹文说“旅顺失陷后，威海卫军港形势危急。但清政府的战争中央总指挥——军务处判断日军的进一步进攻方向为山海关至北京一线……”其中以“军务处”代替“督办军务处”不妥，容易让读者误以为“清政府的战争中央总指挥”一直存在，其实它在开战两个月后才成立，实际存在也不足两个月。曹文又言“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作为全局指挥，当然对战败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在1894年12月28日后便不再是“全局指挥”了，而战争到次年4月才结束。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海权思想落后是造成甲午海战失败的深刻原因。清政府创办的近代海军虽然实力不俗，但它缺乏海权战略理论。缺乏在战略理论指导下的战略战役指挥艺术。而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制订并实施了海陆并进、以海上决战为主的进攻性战略。关于清廷海权思想落后的深层原因，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炜从传统文化角度做出了解释㈣，认为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由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性所派生，呈现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理论规定性，从而决定了甲午战争前后北洋海军建设和运用的基本思路和模式，如谋统一、讲义战，求和平、重防守，建威销萌、伐谋伐交等。清廷以中国传统的“德治”价值观和“义战”战争观念看待近代海上战争，对新的战争根源、战争形势判断失误；以中国传统的“守战”理论指导战争，采取了消极的“专守防御”，处处被动，屡失战机；对中国传统的“谋战”理论运用有失偏颇，重外交而轻军事，重威慑而轻实战，最终导致了北洋海军的败殁。笔者以为，这对深入理解“避战求和”政策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六、总体战视角
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其地域扩展到参战国的全部领土，其人员扩大到参战国的全体民众。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其基本特征是，以武装斗争为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各条战线的斗争紧密配合，协调一致地发挥国家的整体力量。双方较量的是长期积累的综合国力，绝非一朝一夕之力。“总体战”的概念到20世纪初才被提出，然而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实际已经初见端倪。
19世纪中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近代天皇制国家。明治政府大力推进现代化，兴办工业企业，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工业革命。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为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甲午战前，日本进行了充分的总体战准备。 1 以中国为目标扩充军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1887年天皇带头捐款，下令每年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1／10，补充造船费用。
2 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早在1887年，日本政府便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清国征讨方略》，并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进攻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3 向日本国民进行战争的思想动员。日本的新闻界和朝野人士，向日本人民灌输了“朝鲜独立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和对中国的“蔑视论”，大肆制造“战争有理”舆论。
4 物力动员。日本各界为动员民众筹措战费，于甲午战争前掀起了一个以筹措战费为主要内容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日本财界成立各种组织，发布广告，捐款捐物，筹措战费，召开会议动员财界、实业界以实际行动支持侵略战争，无偿或低价提供船只，保障运输，捐献大量前线急需物资。1894年8月先后两次发行共计8000万元的巨额军事公债，以强制的方式分配给各地。
5 兵力动员。日本政府采取了加强思想教育和征兵奖励运动等办法，每年从适龄青年中征集大量现役兵和补充预备兵员。尤其在1890至1894年间，每年至少征集十几万人。
6 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详细搜集各种情报，并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
7 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通过利诱、分化等手段，从外交上积极争取欧美各国支持或中立。当时，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助手；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发展势力；德法为了乘日本侵华之机夺取新的权益，也极力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俄国虽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但准备尚未就绪，因此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日本成功地避免了列强联合干涉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于侵略的国际环境。
反观清廷，君主专制日益腐朽，近代工业发展缓慢，国力增长迟缓；军队近代化进程迟滞，官兵素质低下。除了部分武器装备近代化外，其他方面大多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虽然部分官民认识到日本侵华的危险，但没有积极备战，浑浑噩噩依然。
甲午战争前，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大多数人不了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普遍存在盲目虚骄、对日心存轻视。在官员的章奏和人们的言论中，左一个岛夷，右一个倭寇，什么犯上作乱，主张踏平东京，多为一派胡言。对日本最有警惕的朝廷高官李鸿章，在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后的中日外交危局中，仍判定日本不可能侵略中国，仍想通过“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摆平。其实日本在数年前便已经开始制造和寻找战争借口，并多次发出了战争信号。
晚清军队虽然在兵器变革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引进了先进装备，但不重视军队素质的提升，“换汤不换药”，没有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没有实行相应的政治、经济变革与之配合。军事管理教育、战略作战指导、战术技术运用等都处于极端落后状态，新的武器并未产生新的作战能力。
北洋舰队后期，“操练尽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弄虚作假。打靶演习时“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驰。码数已知，放固易中”，鱼雷艇则“唯船动而靶不动”。北洋海军还发生过用军舰载货载客挣钱和从朝鲜走私人参牟利的事件。据史料记载，丁汝昌在威海刘公岛营造店铺敛财，因此还与部下发生龃龉；他自蓄优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济远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5套公馆，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金屋藏娇旧。黄海大战中，中国“福龙”号鱼雷艇从距离日本“西京瓦”号(已经多处中弹起火)400米起，连发三枚鱼雷，最后一次距敌舰仅40米，但无一命中，可见平日训练之差。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二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还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舰无人指挥，都被日军击沉，数百官兵殉难时二人尚在灯红酒绿中。虽然流传甚广的定远舰“主炮晾衣”说，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但北洋海军军纪废弛是不争的事实。
世人很少知道，致远舰之沉，原来与缺少水密门橡胶封条有关。管带邓世昌以其年久破烂，不堪应用，战前请换而未成，故该舰中炮后立即进水沉没。配炮零件也得不到及时供应，海战时有许多大炮即因零件损坏而停放。弹药供应问题更大，或被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或被暗中捣鬼，以假冒真。定远舰大副沈寿堃痛心地指出：“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黄海大战后，李鸿章下死命令，靖远等伤痕累累的军舰回基地必须在10天内修复，定远、镇远两主力舰则限期一个月，但一个月后“各船伤重且多，星夜加工修理，都未完备”，只能勉强出巡；而日本全部参战舰艇于临时船坞在5天内修复完毕，9月23日便重返战场。事实证明，北洋海军的后路保障虽然应有尽有，唯因管理体制并未实现近代化，以致战时无法形成对前路强有力的支持。其中亦有工业基础、技工素质、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距。
当时军队普遍缺乏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缺乏视死如归，敢于胜利的精神状态。淮军的枪炮舰艇多自进口，很多海军将领还到国外深造过，但李鸿章对整体训练却放任自流，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更是漠不关心。北洋海军将领待遇颇丰(年俸最高白银8400两)，在建功立业的机会面前，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如左宝贵、马玉昆、邓士昌、林永生等英勇将领，毕竟太少。丰岛海战前，北洋海军军官们普遍认为海战只有三成把握，斗志全无。1895年2月7日晨，困守威海卫的北洋舰队又一次遭受日舰大规模攻击，紧急关头，鱼雷艇管带王平及“福龙”管带蔡廷干(留美生)，竟带领舰队全部13艘鱼雷艇以及两艘炮艇集体出逃(前经多日密谋)，军心大乱，成为北洋舰队战史上最大的污点。当了俘虏的蔡廷干，还将港内北洋舰队的虚实和盘托出。陆军鸭绿江防线的清军有4万余人，兵力多于日军，但不到3天就全线溃败。敌人进攻义州，只放了一排枪，义州守军便弃城逃跑。日军转攻大连，守将赵怀业毫无抵抗之心，高竖降旗逃跑，其私产已提前装船运走，丢下大批军械，计有火炮100多门、炮弹246万枚、德国新式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颗，还有马匹、行帐、粮食以及没有启封的快炮等，这些装备成为日军日后攻占旅顺的物资保障。这样一支缺乏精神支柱的军队，纵有再多的快枪快炮，再多的快舰巨舰，亦难保不败。
当人们思索甲午战败的原因时，“任人唯亲”仍是不得不追问的问题。当时清廷最有实力的陆海军(淮军、北洋海军)都由李鸿章掌握，其重要将领皆李之亲信同乡。李最看重的不是才能，而是对自己是否忠心，是否便于控制。淮军中的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等都是贪庸之辈，丁汝昌则以陆军(淮军)统帅而统领海军，皆遭败绩，外间舆论，至有“败叶残丁”之讽。
甲午战败的原因永远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汲取和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