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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民国;时调;小曲;音乐文学;出版
【作者单位】李秋菊，华北科技学院中文系。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0.026
时调，又称“小曲”“小唱”“俗曲”等，是传唱于大街小巷、洋溢市井色彩、合乐歌唱的通俗歌曲，以曲调风行、旋律洗练、曲词众多、结构规整为显著特质。时调于明中后期大量出现并广泛流传，直至民国，时调集的编选和出版成为常见的文化现象。明代出版的时调集有《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新编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挂枝儿》等，清代出版的时调集有《丝弦小曲》《万花小曲》《霓裳续谱》《白雪遗音》等。实际上，民国时期书坊亦出版了大量时调集。当今学界对明清时调集的关注较多，却罕有研究者将目光投向民国印行的时调集。本文以民国印行的时调集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出版的角度探讨其内容特色、版式特征和营销举措。
一、上海是民国年间时调集出版的重地
民国年间书坊出版的时调集数量众多，虽有不少时调集因得不到足够的关注而被时光湮没，但保存至今的时调集的数量亦甚为可观。笔者目前所见民国时期印行的时调集，有民国前期上海全球书局印行的《时调大观》（初集、二集、三集、四集、六集、七集、八集），上海文益书局印行的《时调大观初集》、《时调大观二集》（1922年10月出版）、《时调大观三集》（1925年春出版）、《时调大观四集》（1926年冬出版），竞智图书馆编辑的《南北小曲大观甲集》（竞智图书馆1923年6月出版），中国第一书局编辑的《新鲜歌唱大观》（上海世界书局1923年8月出版），知音室主编辑的《时调曲谱大全》（上海宏文图书馆1928年7月出版），大美书局编著的《时调新曲》（大美书局出版，沈鹤记书局发行，1941年2月6版）和《时调大观》（大美书局出版，沈鹤记书局发行，1941年3月6版），王振声编辑的《袖珍最新时调指南》（上海儿童出版社1947年10月出版），王大可编选的《新编时调小曲》（上海大明书局1948年10月3版）等，将近百种。
民国印行的时调集中，有一部分标明了版权信息。正如章亦倩在《民国图书版权页的解读与著录实践》中所说，“民国图书处于现代意义版权页的形成期，其格式和反映的信息内容与当前的图书出版情况有所不同”[1]，民国书坊出版的时调集的版权页，与现代书籍的版权页不完全一样，其形态也较为多样化。比如上海泰兴书局印行的《时调新曲》，与版权相关的信息，只有封面标明的“上海泰兴书局印行”八個字;上海沈鹤记书局1930年4月出版的《新时调大观》（又题《新式时调大观初集》等），内封标明“民国十九年四月出版”“上海沈鹤记书局印行”，可见其内封类似于版权页。知音室主编辑的《时调曲谱大全》、大美书局编著的《时调新曲》和《时调大观》、王大可编选的《新编时调小曲》、 竞智图书馆编辑的《南北小曲大观甲集》等时调集，将著录出版时间、编辑者（或谓编选者、编著者）、出版者、发行所（或谓发行者）、价格等信息的页面置于卷末，这是较为规范的版权页。
民国时期时调集的出版中心是上海。目前所见时调集中，能够确定为上海书坊出版的约占70%左右。倘若加上虽未明确标明出版者，但极有可能是上海印行的时调集的数量，所占比例会更高。王余光、吴永贵在《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中指出：“在中国新式出版业的演进过程中，上海长期扮演着中心的角色地位。”[2]民国时期上海书坊印行的大量时调集，从最俚俗的层面证明了“上海是民国时期全国出版业的中心”这一论断。“上海不仅是全国城市中最大的书刊消费市场……同时上海城市读者的阅读趋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些出版部门的选题走向，那些专供消闲的出版物应运而生，并随着读者趣味的变化而风云流转。”[2]读者的阅读趋向影响着书籍的出版方向，反过来看，已经出版的书籍又体现了读者的欣赏兴趣。民国年间时调集大量出版的文化现象，反映了市井俗乐的欣赏在20世纪前半期民众的娱乐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二、曲词与曲谱的辑集
民国年间印行的时调集，绝大多数是只辑录时调曲词的选集。例如竞智图书馆编辑的《南北小曲大观甲集》，王振声编辑的《袖珍最新时调指南》，王大可编选的《新编时调小曲》，上海槐荫山房发行的《时调新曲二集》《新编时调大观三集》《新出改良时调新曲四集》，上海文德书局发行的《时调新曲》（第一册），上海大观书局发行的《时调新曲》（第二册），上海大新书局印行的《时调大观》，上海广记书局印行的《时调指南五集》等，皆为只辑录曲词的时调集。总之，目前所见近百种时调集中，只辑曲词、不录曲谱的纯曲词集约占95%左右。值得注意的是，知音室主编辑的《时调曲谱大全》、金世惠编辑的《简谱时调中国民歌集》等时调集既辑录了曲谱，具有音乐上的价值，又辑集了曲词，具有文学上的价值。民国年间印行的时调集以辑集曲词为主，因而为数不多的辑录了曲谱的时调集，更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坊间所出小调书本甚多，但只有唱句，不注音调，遂使歌者看其词而不知其音。是书时调工尺对照谱中，于每曲之首标明音调，唱句之旁，填以工尺。更校正板眼，用黑点一一标出。学者如按工尺而度唱句，非常便利。”[3]知音室主看到市面上出版的时调集大多只有曲词，这对不熟悉曲谱的歌者而言，只能看而不能唱，未免失去了音乐上的意义，于是其在编辑《时调曲谱大全》时在“唱”上下足了功夫。《时调曲谱大全》第二编“丝竹工尺谱”辑录〔八拍〕、〔水龙吟〕、〔老六板〕、〔行街四合〕、〔迎仙客〕、〔快六板〕、〔到春来〕、〔花三六〕、〔青龙香〕、〔花花六板〕、〔柳绕景〕、〔飞花点翠〕、〔柳春阳〕等的曲谱，第三编“时调工尺谱”辑录〔十杯酒〕、〔二十四枝花〕、〔下盘棋〕、〔上海码头〕、〔五更调〕、〔四季相思〕、〔青阳扇〕、〔侉侉调〕、〔唱春调〕、〔无锡景〕、〔湘江浪〕等的“音调”（即工尺谱）和“唱句”（即典范曲词），第五编辑集《花好月圆人寿》《美人蕉》《枫桥夜泊》《明妃村》《月界旅行》《春游》《春之花》《远足》《唐乐府》《山寺钟》《古从军行》《十杯酒》等的工尺谱和数字简谱。 《简谱时调中国民歌集》的上编“歌之部”辑录《下山》《侉侉调》《十杯酒》《凤阳花鼓》《青阳扇》《小白菜》《下盘棋》等34种时调的简谱和曲词，下编“曲之部”辑录《三六》《北正宫》《夜深沉》《月落》《老八板》《花鼓调》《小扬州》等67种民间小曲的曲谱。
据初步统计，目前所见民国时期出版的时调集，至少辑录〔五更调〕、〔无锡景调〕、〔唱春调〕、〔梳妆台调〕、〔银纽丝〕、〔叹十声〕、〔十杯酒〕、〔栏杆调〕、〔鲜花调〕、〔湘江浪〕、〔紫竹调〕等60多种时调曲调的近700种曲词，如《国民须知十杯酒》《爱国五更调》《从军五更调》《时事叹五更》《强国本五更调》《战事四季唱春调》《江浙战事五更调》《莲英十二个月唱春》《新编马振华女士叹十声》《劝夫五更调》《荷花大少十叹》《自由女子十叹》《富贵贫贱景》《十房新妇唱春》《生活程度五更调》等。这些曲词大都彰显了时调的民间特色，不但真实体现了普通民众对社会生活、时事政治、新闻事件、家庭生活、社会风气等的评述态度和看法，还反映出他们纯朴善良的处世态度和劝善惩恶的道德认知。简言之，民国年间书坊出版的时调集是研究民国政治、经济、文化、世风、民情的重要资料。
三、图文并茂的出版理念
高彦颐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指出，坊刻的组织和类型“集中体现了由货币化经济所带来的深刻文化变化。在经济和道德意识上，在读者和出版者心中，书籍都变得与利润紧密相连了。为了促销，出版商融娱乐于训诫中，融图画于文字中。通过这样做，他们不仅出产新的图书品种，也为作者和读者间的互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4]。民国时期印行的时调集，几乎清一色是坊刻的产物。在时调集中插入图画，无疑是出版商出于促销的考虑。诚然，娱乐与教化的相汇，文字与图画的共存，有助于时调集成为弹唱艺人、普通民众乐于购买的商品。
目前所见民国印行的时调集中，有绘图的占六成以上。图画通常出现在封面以及目录（或扉页）与正文之间，偶尔也有在正文中插入图画的现象。例如大美书局编著的《时调新曲》《时调大观》，王大可编选的《新编时调小曲》，上海大新书局印行的《时调大观》，上海泰兴书局印行的《时调新曲》等，其封面皆有图画。上海文益书局印行的《时调大观初集》《时调大观二集》《时调大观三集》《时调大观四集》，中国第一书局编辑的《新鲜歌唱大观》，上海振圜小说社1929年正月印行的《新鲜时调山歌二集》等，不仅封面有图，在目录和正文之间亦有图画。《新鲜共和时调山歌》（耕集、读集），《新鲜共和时调山歌》（利集、贞集），《绘图时调山歌》（子集、辰集、巳集、午集、未集），《改良绘图新鲜时调》（天集、地集、元集、黄集）等，在扉页和正文之间皆有图画。上海文德书局发行的《时调新曲》（第一册），不仅在目录与正文之间有两幅图画，还在《五更梳妆台》《孟姜女叹四季》《二十四枝花》三首曲词中各插入一幅图画。上海大观书局发行的《时调新曲》第二册，不仅在目录和正文之间有两幅图画，还在《湖丝阿姐泗州调》《特别梨膏歌开场赋》《刁刘氏游四门（春调合唱）》等四首曲词中各插入一幅图画。
恰当、精美的图画能够增加纸质读物的观赏性。图画与文字相得益彰，有利于实现时调散闷开心、寓教于乐的功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销的作用。时调集中的图画并非随意添加，而是“量身定做”的产品。每一幅图画皆与时调集中的某首曲词有内容上的联系，或者绘的是某首曲词中的人物，或者繪的是曲词中的某个场景。例如上海沈鹤记书局印行的《最新时调夏集》，在扉页与正文之间插入“狸猫换太子”“翠屏山五更”“穷人五更调”三幅图画，与集中辑录的《狸猫换太子五更调》《翠屏山五更调》《穷人五更调》分别对应。
四、独特的宣传举措
为了激发读者的购买意愿，以保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民国书坊通常会从突出新鲜度、强调改良性和独特性、宣扬娱乐消闲的功用、宣称无讹误等层面对其出版的时调集进行宣传。中国第一书局编辑的《新鲜歌唱大观》，上海振圜小说社1929年正月印行的《新鲜时调山歌二集》，国风社编辑的《最新流行滑稽小调大观》，王振声编辑的《袖珍最新时调指南》，上海时新书局发行的《最新时调大观》等，都在标题中强调了曲词的新鲜性。上海仁记书局印行的《改良最新唱曲各种合刻二集》，上海槐荫山房发行的《新出改良时调新曲四集》和《改良绘图新鲜时调》（天集、地集、元集、黄集）等，不但强调所辑曲词的新鲜性，还强调其改良性。上海普通书局印行的《新编特别时调山歌卅二集》在卷末指出：“本局出的时调山歌，各处俱没有的。搜罗过来，以供诸君赏玩，其价颇廉。”此话虽然言过其实，但书坊主以所辑曲词的独特性来招徕买主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上海槐荫山房发行《时调新曲二集》的扉页标明“新编改良口传秘本”，《新编时调大观三集》的扉页标明“海上名家秘本”，《新出改良时调新曲四集》的扉页标明“改良秘本”，上海文益书局印行《时调大观初集》《时调大观四集》的扉页皆标明“改良秘本”，《时调大观二集》的扉页标明“新编改良口传秘本”，《时调大观三集》的扉页标明“海上名家秘本”。显然，书坊试图以“秘本”“改良秘本”等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字眼来刺激读者的购买意愿。
时调是一种寓教于乐的通俗艺术。书坊在出版时调集时经常在封面、扉页等醒目位置突出时调的娱乐休闲性。譬如上海沈鹤记书局印行的《最新时调夏集》《最新时调西集》在外封和扉页皆标有“最有趣最好听”六个字，《新时调大观》的封面标有“家庭消遣”四个字。
强调所辑曲词的毫无讹误，也是书坊主宣传时调集的一种策略。上海普通书局印行的《新编特别时调山歌十集》在卷末标明“本局时调，由古本抄下来的，并无讹差。凡有错字，当时已经改正，句法分清”，《新编特别时调山歌十七集》在卷末标明“本局时调，除新编以外，还有以前之时调，俱搜罗殆尽，合并抄来，内中所有讹差，一齐改正”。强调曲词的完全正确，显然是出于吸引买主的考虑。
总之，为了满足歌唱者和听唱者对时调唱本的需求，民国时期众多书坊印行了大量的时调集。这些时调集通常为小开本或袖珍本，价格相对低廉。坊刻的逐利特点，促使书坊主想方设法宣扬其印行的时调集的新颖性、独特性、趣味性和正确性。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体现了书坊主的“高明之处”。
综上所述，时调是一种兼具音乐性和文学性的文化形态。在影视作品尚未走进千家万户欣赏视野的民国时期，听唱时调应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这催生了民国时调集大量出版的文化现象。书坊大量印行时调集的出版行为，既是时调在民国年间广泛传唱的力证，又对时调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或许是因为太过俚俗的缘故，民国时期印行的众多时调集尚处于为学术界和出版界所忽视的境遇。若摘掉有色眼镜来看，民国年间出版的时调集，用文字形式记载了大量的时调曲词和一些时调曲谱，是20世纪上半期民间音乐史、通俗文学史上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值得进入更多出版者、学者和社会大众的关注视野。
|参考文献|
[1]章亦倩. 民国图书版权页的解读与著录实践[J]. 图书馆论坛，2014（4）：30-34.
[2]王余光，吴永贵. 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3]时调曲谱大全·编辑大意[A]//知音室主编辑. 时调曲谱大全. 上海：宏文图书馆，1928.
[4]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 李志生，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李秋菊，华北科技学院中文系。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0.026
时调，又称“小曲”“小唱”“俗曲”等，是传唱于大街小巷、洋溢市井色彩、合乐歌唱的通俗歌曲，以曲调风行、旋律洗练、曲词众多、结构规整为显著特质。时调于明中后期大量出现并广泛流传，直至民国，时调集的编选和出版成为常见的文化现象。明代出版的时调集有《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新编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挂枝儿》等，清代出版的时调集有《丝弦小曲》《万花小曲》《霓裳续谱》《白雪遗音》等。实际上，民国时期书坊亦出版了大量时调集。当今学界对明清时调集的关注较多，却罕有研究者将目光投向民国印行的时调集。本文以民国印行的时调集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出版的角度探讨其内容特色、版式特征和营销举措。
一、上海是民国年间时调集出版的重地
民国年间书坊出版的时调集数量众多，虽有不少时调集因得不到足够的关注而被时光湮没，但保存至今的时调集的数量亦甚为可观。笔者目前所见民国时期印行的时调集，有民国前期上海全球书局印行的《时调大观》（初集、二集、三集、四集、六集、七集、八集），上海文益书局印行的《时调大观初集》、《时调大观二集》（1922年10月出版）、《时调大观三集》（1925年春出版）、《时调大观四集》（1926年冬出版），竞智图书馆编辑的《南北小曲大观甲集》（竞智图书馆1923年6月出版），中国第一书局编辑的《新鲜歌唱大观》（上海世界书局1923年8月出版），知音室主编辑的《时调曲谱大全》（上海宏文图书馆1928年7月出版），大美书局编著的《时调新曲》（大美书局出版，沈鹤记书局发行，1941年2月6版）和《时调大观》（大美书局出版，沈鹤记书局发行，1941年3月6版），王振声编辑的《袖珍最新时调指南》（上海儿童出版社1947年10月出版），王大可编选的《新编时调小曲》（上海大明书局1948年10月3版）等，将近百种。
民国印行的时调集中，有一部分标明了版权信息。正如章亦倩在《民国图书版权页的解读与著录实践》中所说，“民国图书处于现代意义版权页的形成期，其格式和反映的信息内容与当前的图书出版情况有所不同”[1]，民国书坊出版的时调集的版权页，与现代书籍的版权页不完全一样，其形态也较为多样化。比如上海泰兴书局印行的《时调新曲》，与版权相关的信息，只有封面标明的“上海泰兴书局印行”八個字;上海沈鹤记书局1930年4月出版的《新时调大观》（又题《新式时调大观初集》等），内封标明“民国十九年四月出版”“上海沈鹤记书局印行”，可见其内封类似于版权页。知音室主编辑的《时调曲谱大全》、大美书局编著的《时调新曲》和《时调大观》、王大可编选的《新编时调小曲》、 竞智图书馆编辑的《南北小曲大观甲集》等时调集，将著录出版时间、编辑者（或谓编选者、编著者）、出版者、发行所（或谓发行者）、价格等信息的页面置于卷末，这是较为规范的版权页。
民国时期时调集的出版中心是上海。目前所见时调集中，能够确定为上海书坊出版的约占70%左右。倘若加上虽未明确标明出版者，但极有可能是上海印行的时调集的数量，所占比例会更高。王余光、吴永贵在《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中指出：“在中国新式出版业的演进过程中，上海长期扮演着中心的角色地位。”[2]民国时期上海书坊印行的大量时调集，从最俚俗的层面证明了“上海是民国时期全国出版业的中心”这一论断。“上海不仅是全国城市中最大的书刊消费市场……同时上海城市读者的阅读趋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些出版部门的选题走向，那些专供消闲的出版物应运而生，并随着读者趣味的变化而风云流转。”[2]读者的阅读趋向影响着书籍的出版方向，反过来看，已经出版的书籍又体现了读者的欣赏兴趣。民国年间时调集大量出版的文化现象，反映了市井俗乐的欣赏在20世纪前半期民众的娱乐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二、曲词与曲谱的辑集
民国年间印行的时调集，绝大多数是只辑录时调曲词的选集。例如竞智图书馆编辑的《南北小曲大观甲集》，王振声编辑的《袖珍最新时调指南》，王大可编选的《新编时调小曲》，上海槐荫山房发行的《时调新曲二集》《新编时调大观三集》《新出改良时调新曲四集》，上海文德书局发行的《时调新曲》（第一册），上海大观书局发行的《时调新曲》（第二册），上海大新书局印行的《时调大观》，上海广记书局印行的《时调指南五集》等，皆为只辑录曲词的时调集。总之，目前所见近百种时调集中，只辑曲词、不录曲谱的纯曲词集约占95%左右。值得注意的是，知音室主编辑的《时调曲谱大全》、金世惠编辑的《简谱时调中国民歌集》等时调集既辑录了曲谱，具有音乐上的价值，又辑集了曲词，具有文学上的价值。民国年间印行的时调集以辑集曲词为主，因而为数不多的辑录了曲谱的时调集，更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坊间所出小调书本甚多，但只有唱句，不注音调，遂使歌者看其词而不知其音。是书时调工尺对照谱中，于每曲之首标明音调，唱句之旁，填以工尺。更校正板眼，用黑点一一标出。学者如按工尺而度唱句，非常便利。”[3]知音室主看到市面上出版的时调集大多只有曲词，这对不熟悉曲谱的歌者而言，只能看而不能唱，未免失去了音乐上的意义，于是其在编辑《时调曲谱大全》时在“唱”上下足了功夫。《时调曲谱大全》第二编“丝竹工尺谱”辑录〔八拍〕、〔水龙吟〕、〔老六板〕、〔行街四合〕、〔迎仙客〕、〔快六板〕、〔到春来〕、〔花三六〕、〔青龙香〕、〔花花六板〕、〔柳绕景〕、〔飞花点翠〕、〔柳春阳〕等的曲谱，第三编“时调工尺谱”辑录〔十杯酒〕、〔二十四枝花〕、〔下盘棋〕、〔上海码头〕、〔五更调〕、〔四季相思〕、〔青阳扇〕、〔侉侉调〕、〔唱春调〕、〔无锡景〕、〔湘江浪〕等的“音调”（即工尺谱）和“唱句”（即典范曲词），第五编辑集《花好月圆人寿》《美人蕉》《枫桥夜泊》《明妃村》《月界旅行》《春游》《春之花》《远足》《唐乐府》《山寺钟》《古从军行》《十杯酒》等的工尺谱和数字简谱。 《简谱时调中国民歌集》的上编“歌之部”辑录《下山》《侉侉调》《十杯酒》《凤阳花鼓》《青阳扇》《小白菜》《下盘棋》等34种时调的简谱和曲词，下编“曲之部”辑录《三六》《北正宫》《夜深沉》《月落》《老八板》《花鼓调》《小扬州》等67种民间小曲的曲谱。
据初步统计，目前所见民国时期出版的时调集，至少辑录〔五更调〕、〔无锡景调〕、〔唱春调〕、〔梳妆台调〕、〔银纽丝〕、〔叹十声〕、〔十杯酒〕、〔栏杆调〕、〔鲜花调〕、〔湘江浪〕、〔紫竹调〕等60多种时调曲调的近700种曲词，如《国民须知十杯酒》《爱国五更调》《从军五更调》《时事叹五更》《强国本五更调》《战事四季唱春调》《江浙战事五更调》《莲英十二个月唱春》《新编马振华女士叹十声》《劝夫五更调》《荷花大少十叹》《自由女子十叹》《富贵贫贱景》《十房新妇唱春》《生活程度五更调》等。这些曲词大都彰显了时调的民间特色，不但真实体现了普通民众对社会生活、时事政治、新闻事件、家庭生活、社会风气等的评述态度和看法，还反映出他们纯朴善良的处世态度和劝善惩恶的道德认知。简言之，民国年间书坊出版的时调集是研究民国政治、经济、文化、世风、民情的重要资料。
三、图文并茂的出版理念
高彦颐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指出，坊刻的组织和类型“集中体现了由货币化经济所带来的深刻文化变化。在经济和道德意识上，在读者和出版者心中，书籍都变得与利润紧密相连了。为了促销，出版商融娱乐于训诫中，融图画于文字中。通过这样做，他们不仅出产新的图书品种，也为作者和读者间的互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4]。民国时期印行的时调集，几乎清一色是坊刻的产物。在时调集中插入图画，无疑是出版商出于促销的考虑。诚然，娱乐与教化的相汇，文字与图画的共存，有助于时调集成为弹唱艺人、普通民众乐于购买的商品。
目前所见民国印行的时调集中，有绘图的占六成以上。图画通常出现在封面以及目录（或扉页）与正文之间，偶尔也有在正文中插入图画的现象。例如大美书局编著的《时调新曲》《时调大观》，王大可编选的《新编时调小曲》，上海大新书局印行的《时调大观》，上海泰兴书局印行的《时调新曲》等，其封面皆有图画。上海文益书局印行的《时调大观初集》《时调大观二集》《时调大观三集》《时调大观四集》，中国第一书局编辑的《新鲜歌唱大观》，上海振圜小说社1929年正月印行的《新鲜时调山歌二集》等，不仅封面有图，在目录和正文之间亦有图画。《新鲜共和时调山歌》（耕集、读集），《新鲜共和时调山歌》（利集、贞集），《绘图时调山歌》（子集、辰集、巳集、午集、未集），《改良绘图新鲜时调》（天集、地集、元集、黄集）等，在扉页和正文之间皆有图画。上海文德书局发行的《时调新曲》（第一册），不仅在目录与正文之间有两幅图画，还在《五更梳妆台》《孟姜女叹四季》《二十四枝花》三首曲词中各插入一幅图画。上海大观书局发行的《时调新曲》第二册，不仅在目录和正文之间有两幅图画，还在《湖丝阿姐泗州调》《特别梨膏歌开场赋》《刁刘氏游四门（春调合唱）》等四首曲词中各插入一幅图画。
恰当、精美的图画能够增加纸质读物的观赏性。图画与文字相得益彰，有利于实现时调散闷开心、寓教于乐的功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销的作用。时调集中的图画并非随意添加，而是“量身定做”的产品。每一幅图画皆与时调集中的某首曲词有内容上的联系，或者绘的是某首曲词中的人物，或者繪的是曲词中的某个场景。例如上海沈鹤记书局印行的《最新时调夏集》，在扉页与正文之间插入“狸猫换太子”“翠屏山五更”“穷人五更调”三幅图画，与集中辑录的《狸猫换太子五更调》《翠屏山五更调》《穷人五更调》分别对应。
四、独特的宣传举措
为了激发读者的购买意愿，以保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民国书坊通常会从突出新鲜度、强调改良性和独特性、宣扬娱乐消闲的功用、宣称无讹误等层面对其出版的时调集进行宣传。中国第一书局编辑的《新鲜歌唱大观》，上海振圜小说社1929年正月印行的《新鲜时调山歌二集》，国风社编辑的《最新流行滑稽小调大观》，王振声编辑的《袖珍最新时调指南》，上海时新书局发行的《最新时调大观》等，都在标题中强调了曲词的新鲜性。上海仁记书局印行的《改良最新唱曲各种合刻二集》，上海槐荫山房发行的《新出改良时调新曲四集》和《改良绘图新鲜时调》（天集、地集、元集、黄集）等，不但强调所辑曲词的新鲜性，还强调其改良性。上海普通书局印行的《新编特别时调山歌卅二集》在卷末指出：“本局出的时调山歌，各处俱没有的。搜罗过来，以供诸君赏玩，其价颇廉。”此话虽然言过其实，但书坊主以所辑曲词的独特性来招徕买主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上海槐荫山房发行《时调新曲二集》的扉页标明“新编改良口传秘本”，《新编时调大观三集》的扉页标明“海上名家秘本”，《新出改良时调新曲四集》的扉页标明“改良秘本”，上海文益书局印行《时调大观初集》《时调大观四集》的扉页皆标明“改良秘本”，《时调大观二集》的扉页标明“新编改良口传秘本”，《时调大观三集》的扉页标明“海上名家秘本”。显然，书坊试图以“秘本”“改良秘本”等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字眼来刺激读者的购买意愿。
时调是一种寓教于乐的通俗艺术。书坊在出版时调集时经常在封面、扉页等醒目位置突出时调的娱乐休闲性。譬如上海沈鹤记书局印行的《最新时调夏集》《最新时调西集》在外封和扉页皆标有“最有趣最好听”六个字，《新时调大观》的封面标有“家庭消遣”四个字。
强调所辑曲词的毫无讹误，也是书坊主宣传时调集的一种策略。上海普通书局印行的《新编特别时调山歌十集》在卷末标明“本局时调，由古本抄下来的，并无讹差。凡有错字，当时已经改正，句法分清”，《新编特别时调山歌十七集》在卷末标明“本局时调，除新编以外，还有以前之时调，俱搜罗殆尽，合并抄来，内中所有讹差，一齐改正”。强调曲词的完全正确，显然是出于吸引买主的考虑。
总之，为了满足歌唱者和听唱者对时调唱本的需求，民国时期众多书坊印行了大量的时调集。这些时调集通常为小开本或袖珍本，价格相对低廉。坊刻的逐利特点，促使书坊主想方设法宣扬其印行的时调集的新颖性、独特性、趣味性和正确性。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体现了书坊主的“高明之处”。
综上所述，时调是一种兼具音乐性和文学性的文化形态。在影视作品尚未走进千家万户欣赏视野的民国时期，听唱时调应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这催生了民国时调集大量出版的文化现象。书坊大量印行时调集的出版行为，既是时调在民国年间广泛传唱的力证，又对时调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或许是因为太过俚俗的缘故，民国时期印行的众多时调集尚处于为学术界和出版界所忽视的境遇。若摘掉有色眼镜来看，民国年间出版的时调集，用文字形式记载了大量的时调曲词和一些时调曲谱，是20世纪上半期民间音乐史、通俗文学史上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值得进入更多出版者、学者和社会大众的关注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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