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于一些人来说，电视不再重要。尤其是一些大城市中的年轻人。他们有更多的渠道获取及时资讯，有更多的方式看到优质影视作品，也有更多的意愿参与互动而不是单向接受。这一切都让电视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媒体愈发没落
“电视正在给我们传达过多我们并不想知道的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判断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甚至是价值观。新闻千篇一律，越来越主观；电视剧看得我都想哭，编剧的智商让人怀疑，导演的不负责任让人发指，演员大多是没有真才实学的大骗子；节目除了选秀就是挖人隐私的情感谈话类节目，各种主持人都像喝多了，口齿不清、思维混乱、自以为是，台下的观众集体无意识地傻笑……”网友“不说”激愤地写道。
这篇文章发表在“豆瓣”的一个小组里。小组的名字叫“不看电视”。这是一群拒绝看电视的同道者。如今，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那个摆放在客厅中央的矩形物体并没那么重要。
“3个月别看电视，再去测测你的智商”
两个女同事争执起来，因为韩剧明星的八卦。她们都拉着赵瑞卿开始聊那部剧集，希望得到支持。“你看过吗？”她们问。赵瑞卿回答说：“很久不看电视了，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两名同事盯着他看了许久，眼神里似乎在看一个怪物。赵瑞卿把这段经历发表在了“不看电视”小组中，赢得几个人的附和。
这群“不看电视”的同道者在小组说明里写道：这里是一群不喜欢看电视的人！这里是一群不想被弱智电视节目洗脑的人！相信我的观点，三个月别看电视，再去测测你的智商……或许，你喜欢电视中的体育、科技……但是请清醒地保持你选择接受的权利，别让某些弱智的电视节目增强你意淫的思维……欢迎有同样怪癖的人加入，也欢迎来找茬的兄弟姐妹……
赵瑞卿就是有这类“怪癖”的人。从大学到参加工作，赵瑞卿已搬离父母家独立生活十多年，家里从来没有摆放过电视。他和女朋友说“以后有了孩子不能让他看电视，会变傻的”，女朋友表示同意。反讽的是，他的女友是一名编剧。
“电视现在庸俗、势利，追求能带来收视率的节目。我女朋友做编剧，开会讨论，大家都知道剧本很烂，但也知道会有观众看，这种剧就会上。可能他们觉得观众就是庸俗的。电视上无法讨论深刻的问题，也不能让你思考，就是不停地被灌输。”赵瑞卿对记者说，“现在也有好的节目，但是要花时间去筛选，我耗不起这个时间。”
他曾靠在沙发上拿着电视遥控器不停地换台，他意识到看电视的时候就是懒散的状态，什么事都干不成，甚至包括看电视本身。父亲爱看新闻，赵瑞卿就试图教他上网，引导他不再依赖电视。“网络对他来说太庞杂，要自己筛选，他找不到门道，不适应。但他也觉得电视节目太烂了，有些节目看不懂了。那些偶像剧不是拍给他们看的。好像是拍给年轻人看的，但是年轻人又不看，至少不通过电视看。”赵瑞卿对记者说。
“不看电视”小组里，赵瑞卿的同道者发表自己的状态说：现在打开电视，仅限于看一部分新闻（形势大好的那类就算了）和体育节目，或者放碟片。
31岁的网站编辑吴东江也大致如此，体育赛事是他看电视的唯一原因。虽然每周的篮球、足球赛事都能从网上看到，但只要电视台有直播，吴东江仍会选择电视，一是网络相比电视有延时，更重要的是电视直播视觉效果更佳。但作为影视剧狂热爱好者，吴东江几乎放弃了电视台的节目，他从网上下载自己喜欢的影视剧，当然，是美剧等国外节目。因为网络，国外影视剧填满了众多观众的观影时间。“如果电视台同步播出这些影视剧，我会关注。”吴东江对记者说，“但这种情况很少。”从前年开始，他储存的影视剧以每年4TB的速度增长。电视机对他来说，成了一个显示互联网内容的大显示器。
实际上，这并不是几个孤立的个案。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的调查显示，高收入观众看电视的时间明显低于低收入者。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除电视外，高收入观众拥有更多替代性的文化消费途径和方式。同时，电视观众的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对于电视的依赖，农村受众远高于城市群体。而且，近年来，观众平均每段收视时长连续下降，频繁转台使得观众停留在单一频道前的连续时间越来越短。电视的重要程度，真的变了。
从“社交媒介”到“伴随媒介”
人们逐渐抛弃电视是近几年的事情。之前，包括赵瑞卿和吴东江这样“不看电视”的人对于电视机还很有感情。上世纪80年代，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电视，当时家住济南农村的赵瑞卿和福州城中村的吴东江都记得晚上邻居们来自己家中看电视的情景。“我觉得挺拉风的。”吴东江对记者说，“那时候电视也算是个社交媒介了。”
对于伴随着电视成长起来的孩子来说，“电视就像个有魔力的盒子，我的很多知识就是从那学的。”赵瑞卿对记者说。每个寒暑假的周二下午，赵瑞卿都无奈地对着每个频道固定的“彩色球”画面，很多年间，每周二下午都是国内各电视台的检修时间，暂停节目播出，这种做法让许多爱看电视的孩子抓狂。“每个寒暑假都会重播电视剧《西游记》《射雕英雄传》……我都会看。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赵瑞卿说。那确实是一代人的记忆。彼时，娱乐渠道单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近二十年中，电视几乎是每个普通家庭最主要的娱乐活动。
和赵瑞卿、吴东江同龄的郑继扬至今还记得，每个星期天傍晚，爸爸都会陪自己看完《米老鼠和唐老鸭》。爷爷每晚固定要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这时郑继扬一定会闹着换台，大人就摁遍十多个频道后向郑继扬证明“全都是播这个”。爷爷总是坐在一旁的藤椅上微笑着看着孙子。
小学即将毕业时，郑继扬的爸妈时常加班，他独自在家时总会偷偷打开电视。在开电视前，他会仔细观察电视罩的褶皱的样子，记住电视开机后是定格在哪个频道、音量数字是多少，这些可能都是妈妈回家判断郑继扬是否偷看电视的重点。一直看到妈妈下班到家前，他会留出足够的时间用电扇在电视机散热的位置猛吹，以便妈妈回家检查时，电视不再发热。
“电扇没有湿布效果好。”听了郑继扬的经验，罗丹笑着回忆。罗丹家里一直保留着一张照片，那是1984年春节期间留下的。3岁的罗丹看过张明敏在春节晚会上的表演后，有模有样地模仿，被家人拍下。如今31岁的罗丹在福州一家物流公司担任部门主管。而直到现在，这张照片的故事仍是家庭聚会时，长辈常提起的往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罗丹家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12寸福日黑白电视。父母要求罗丹每天晚上八点半前必须睡觉，不能看电视。直到1988年《西游记》播出，大人开始主动让罗丹看电视，剧中的很多故事，父辈都曾给罗丹讲过，他们乐于和孩子重温。
稍大一些，罗丹开始追看动画片。那时候孩子和大人看电视的时段区分明显，下午五点多到七点前有一些动画片和儿童节目，之后孩子写作业，大人看电视剧。“那时候看《渴望》，我妈和外婆等人还讨论往下的剧情，表态拍续集的理由。”罗丹回忆，“我妈现在都在线看电视剧，不完全依赖着电视看。她看电视剧的热情没以前高了。”
如今，那些背着父母偷看电视的孩子们长大了，讨论《渴望》的父母们老了。一部电视剧也不再能成为街谈巷议的核心。
但只要回到老家，郑继扬还是会抽时间陪父母看看电视。他在上海工作，父母在厦门生活。一年能见到两三次。一般都是看着电视，聊聊天。他们选择的都是晚会、综艺类节目，这是两代人都能接受的内容。父母也知道儿子陪自己看电视的用意，虽然冬天阴冷潮湿，老人还是裹着厚衣服和儿子一起坐在客厅看电视。
“我们和父母还是有代沟，不知道要聊些什么。”吴东江对记者说，“如果电视上刚好有个有话题的东西，我们就会比平常多说几句，气氛会更好。我也会特意和他们看电视，聊聊天。”
电视，就这样从曾经风光无限的“社交媒介”成为了“伴随媒介”。
电视机就是个显示器
即使不再喜爱电视里播放的节目，郑继扬和太太无论谁先下班回家，都会习惯地打开电视。“有声音会显得有些人气。”郑继扬对记者说。他总是把频道定格在新闻类节目，虽然很多新闻白天已经在网上浏览过，“这时候只是要有个声音，不费脑子的，也不会吸引你去走过去看图像的。”郑继扬的太太对新闻没什么兴趣，但也习惯了。
到家一个多小时后，夫妻俩能吃上晚饭。太太常坐在面对电视的位置，边吃边看，即使这是她最不爱看的新闻。“习惯了，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吃饭的时候电视就开着，小时候要是有好看的，我就夹些菜端着饭碗坐在电视前看，我妈也不管。”郑夫人说。
“还不撤军啊？仗不都打完了？”“冰川融化是全球变暖吗？我怎么觉得今年更冷了？”她问着一连串问题，其实她并不关心这些，只是她觉得两个人默默地面对面吃饭不好，应该说点什么。郑继扬也是这么想的，他努力在自己有限的知识结构里找答案回应。每天晚上8点档的新闻节目，是两口子共同的话题。
饭后，郑继扬到书房上网，太太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依然开着，没人看。有时候郑继扬到客厅倒开水，发现电视里正播着他认为“很假的情感真人秀”和“脑残的电视剧”，就会忍不住拿起遥控器换个频道。虽然换台之后，依然没人去看。
“这样各做各的有点不好。”银行职员左昊和太太在家相处的情形也类似。夫妻俩都爱看电视剧，但常常看不到一块，左昊几乎都是上网看在线或下载剧集，他太太虽利用电视看，但并不跟着电视台播放的节奏，而是通过歌华有线点播，或是将电脑连接电视上网看。“现在我们的工作时间没法跟着电视台的节奏。”左昊对记者说。真正能吸引两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的只有某卫视周五晚上的一档综艺节目，即使如此也很少将节目看全。
其实，不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抛弃了电视，他们的父母也开始受到影响。吴东江的妈妈有时候会漏掉几集常看的剧集，就会让吴东江帮着从网上下载。“在线、下载看电视剧这种方式对老年人的冲击也是很大。我妈觉得很方便。”吴东江说。
电视机似乎再也无法回到黄金年代，资讯获取的渠道越发多元，更多的优质影视剧集在网上召唤着年轻人，互动和随时点播的特性把忙碌的都市白领从电视跟前拉向电脑屏幕。电视机仍会存在，但是它越来越像一个无助的显示终端。
在“不看电视”小组成员赵瑞卿心中，未来新房客厅最显著的位置，还是会摆一台大电视机，他说：“这个逃不过。”但电视机只会作为上网看电影的显示器，或者专门看球赛直播。“和孩子吃饭，就不开电视了。”不再像自己小时候那样。赵瑞卿觉得，也许不开电视，一家人更有话题。
“电视正在给我们传达过多我们并不想知道的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判断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甚至是价值观。新闻千篇一律，越来越主观；电视剧看得我都想哭，编剧的智商让人怀疑，导演的不负责任让人发指，演员大多是没有真才实学的大骗子；节目除了选秀就是挖人隐私的情感谈话类节目，各种主持人都像喝多了，口齿不清、思维混乱、自以为是，台下的观众集体无意识地傻笑……”网友“不说”激愤地写道。
这篇文章发表在“豆瓣”的一个小组里。小组的名字叫“不看电视”。这是一群拒绝看电视的同道者。如今，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那个摆放在客厅中央的矩形物体并没那么重要。
“3个月别看电视，再去测测你的智商”
两个女同事争执起来，因为韩剧明星的八卦。她们都拉着赵瑞卿开始聊那部剧集，希望得到支持。“你看过吗？”她们问。赵瑞卿回答说：“很久不看电视了，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两名同事盯着他看了许久，眼神里似乎在看一个怪物。赵瑞卿把这段经历发表在了“不看电视”小组中，赢得几个人的附和。
这群“不看电视”的同道者在小组说明里写道：这里是一群不喜欢看电视的人！这里是一群不想被弱智电视节目洗脑的人！相信我的观点，三个月别看电视，再去测测你的智商……或许，你喜欢电视中的体育、科技……但是请清醒地保持你选择接受的权利，别让某些弱智的电视节目增强你意淫的思维……欢迎有同样怪癖的人加入，也欢迎来找茬的兄弟姐妹……
赵瑞卿就是有这类“怪癖”的人。从大学到参加工作，赵瑞卿已搬离父母家独立生活十多年，家里从来没有摆放过电视。他和女朋友说“以后有了孩子不能让他看电视，会变傻的”，女朋友表示同意。反讽的是，他的女友是一名编剧。
“电视现在庸俗、势利，追求能带来收视率的节目。我女朋友做编剧，开会讨论，大家都知道剧本很烂，但也知道会有观众看，这种剧就会上。可能他们觉得观众就是庸俗的。电视上无法讨论深刻的问题，也不能让你思考，就是不停地被灌输。”赵瑞卿对记者说，“现在也有好的节目，但是要花时间去筛选，我耗不起这个时间。”
他曾靠在沙发上拿着电视遥控器不停地换台，他意识到看电视的时候就是懒散的状态，什么事都干不成，甚至包括看电视本身。父亲爱看新闻，赵瑞卿就试图教他上网，引导他不再依赖电视。“网络对他来说太庞杂，要自己筛选，他找不到门道，不适应。但他也觉得电视节目太烂了，有些节目看不懂了。那些偶像剧不是拍给他们看的。好像是拍给年轻人看的，但是年轻人又不看，至少不通过电视看。”赵瑞卿对记者说。
“不看电视”小组里，赵瑞卿的同道者发表自己的状态说：现在打开电视，仅限于看一部分新闻（形势大好的那类就算了）和体育节目，或者放碟片。
31岁的网站编辑吴东江也大致如此，体育赛事是他看电视的唯一原因。虽然每周的篮球、足球赛事都能从网上看到，但只要电视台有直播，吴东江仍会选择电视，一是网络相比电视有延时，更重要的是电视直播视觉效果更佳。但作为影视剧狂热爱好者，吴东江几乎放弃了电视台的节目，他从网上下载自己喜欢的影视剧，当然，是美剧等国外节目。因为网络，国外影视剧填满了众多观众的观影时间。“如果电视台同步播出这些影视剧，我会关注。”吴东江对记者说，“但这种情况很少。”从前年开始，他储存的影视剧以每年4TB的速度增长。电视机对他来说，成了一个显示互联网内容的大显示器。
实际上，这并不是几个孤立的个案。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的调查显示，高收入观众看电视的时间明显低于低收入者。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除电视外，高收入观众拥有更多替代性的文化消费途径和方式。同时，电视观众的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对于电视的依赖，农村受众远高于城市群体。而且，近年来，观众平均每段收视时长连续下降，频繁转台使得观众停留在单一频道前的连续时间越来越短。电视的重要程度，真的变了。
从“社交媒介”到“伴随媒介”
人们逐渐抛弃电视是近几年的事情。之前，包括赵瑞卿和吴东江这样“不看电视”的人对于电视机还很有感情。上世纪80年代，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电视，当时家住济南农村的赵瑞卿和福州城中村的吴东江都记得晚上邻居们来自己家中看电视的情景。“我觉得挺拉风的。”吴东江对记者说，“那时候电视也算是个社交媒介了。”
对于伴随着电视成长起来的孩子来说，“电视就像个有魔力的盒子，我的很多知识就是从那学的。”赵瑞卿对记者说。每个寒暑假的周二下午，赵瑞卿都无奈地对着每个频道固定的“彩色球”画面，很多年间，每周二下午都是国内各电视台的检修时间，暂停节目播出，这种做法让许多爱看电视的孩子抓狂。“每个寒暑假都会重播电视剧《西游记》《射雕英雄传》……我都会看。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赵瑞卿说。那确实是一代人的记忆。彼时，娱乐渠道单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近二十年中，电视几乎是每个普通家庭最主要的娱乐活动。
和赵瑞卿、吴东江同龄的郑继扬至今还记得，每个星期天傍晚，爸爸都会陪自己看完《米老鼠和唐老鸭》。爷爷每晚固定要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这时郑继扬一定会闹着换台，大人就摁遍十多个频道后向郑继扬证明“全都是播这个”。爷爷总是坐在一旁的藤椅上微笑着看着孙子。
小学即将毕业时，郑继扬的爸妈时常加班，他独自在家时总会偷偷打开电视。在开电视前，他会仔细观察电视罩的褶皱的样子，记住电视开机后是定格在哪个频道、音量数字是多少，这些可能都是妈妈回家判断郑继扬是否偷看电视的重点。一直看到妈妈下班到家前，他会留出足够的时间用电扇在电视机散热的位置猛吹，以便妈妈回家检查时，电视不再发热。
“电扇没有湿布效果好。”听了郑继扬的经验，罗丹笑着回忆。罗丹家里一直保留着一张照片，那是1984年春节期间留下的。3岁的罗丹看过张明敏在春节晚会上的表演后，有模有样地模仿，被家人拍下。如今31岁的罗丹在福州一家物流公司担任部门主管。而直到现在，这张照片的故事仍是家庭聚会时，长辈常提起的往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罗丹家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12寸福日黑白电视。父母要求罗丹每天晚上八点半前必须睡觉，不能看电视。直到1988年《西游记》播出，大人开始主动让罗丹看电视，剧中的很多故事，父辈都曾给罗丹讲过，他们乐于和孩子重温。
稍大一些，罗丹开始追看动画片。那时候孩子和大人看电视的时段区分明显，下午五点多到七点前有一些动画片和儿童节目，之后孩子写作业，大人看电视剧。“那时候看《渴望》，我妈和外婆等人还讨论往下的剧情，表态拍续集的理由。”罗丹回忆，“我妈现在都在线看电视剧，不完全依赖着电视看。她看电视剧的热情没以前高了。”
如今，那些背着父母偷看电视的孩子们长大了，讨论《渴望》的父母们老了。一部电视剧也不再能成为街谈巷议的核心。
但只要回到老家，郑继扬还是会抽时间陪父母看看电视。他在上海工作，父母在厦门生活。一年能见到两三次。一般都是看着电视，聊聊天。他们选择的都是晚会、综艺类节目，这是两代人都能接受的内容。父母也知道儿子陪自己看电视的用意，虽然冬天阴冷潮湿，老人还是裹着厚衣服和儿子一起坐在客厅看电视。
“我们和父母还是有代沟，不知道要聊些什么。”吴东江对记者说，“如果电视上刚好有个有话题的东西，我们就会比平常多说几句，气氛会更好。我也会特意和他们看电视，聊聊天。”
电视，就这样从曾经风光无限的“社交媒介”成为了“伴随媒介”。
电视机就是个显示器
即使不再喜爱电视里播放的节目，郑继扬和太太无论谁先下班回家，都会习惯地打开电视。“有声音会显得有些人气。”郑继扬对记者说。他总是把频道定格在新闻类节目，虽然很多新闻白天已经在网上浏览过，“这时候只是要有个声音，不费脑子的，也不会吸引你去走过去看图像的。”郑继扬的太太对新闻没什么兴趣，但也习惯了。
到家一个多小时后，夫妻俩能吃上晚饭。太太常坐在面对电视的位置，边吃边看，即使这是她最不爱看的新闻。“习惯了，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吃饭的时候电视就开着，小时候要是有好看的，我就夹些菜端着饭碗坐在电视前看，我妈也不管。”郑夫人说。
“还不撤军啊？仗不都打完了？”“冰川融化是全球变暖吗？我怎么觉得今年更冷了？”她问着一连串问题，其实她并不关心这些，只是她觉得两个人默默地面对面吃饭不好，应该说点什么。郑继扬也是这么想的，他努力在自己有限的知识结构里找答案回应。每天晚上8点档的新闻节目，是两口子共同的话题。
饭后，郑继扬到书房上网，太太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依然开着，没人看。有时候郑继扬到客厅倒开水，发现电视里正播着他认为“很假的情感真人秀”和“脑残的电视剧”，就会忍不住拿起遥控器换个频道。虽然换台之后，依然没人去看。
“这样各做各的有点不好。”银行职员左昊和太太在家相处的情形也类似。夫妻俩都爱看电视剧，但常常看不到一块，左昊几乎都是上网看在线或下载剧集，他太太虽利用电视看，但并不跟着电视台播放的节奏，而是通过歌华有线点播，或是将电脑连接电视上网看。“现在我们的工作时间没法跟着电视台的节奏。”左昊对记者说。真正能吸引两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的只有某卫视周五晚上的一档综艺节目，即使如此也很少将节目看全。
其实，不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抛弃了电视，他们的父母也开始受到影响。吴东江的妈妈有时候会漏掉几集常看的剧集，就会让吴东江帮着从网上下载。“在线、下载看电视剧这种方式对老年人的冲击也是很大。我妈觉得很方便。”吴东江说。
电视机似乎再也无法回到黄金年代，资讯获取的渠道越发多元，更多的优质影视剧集在网上召唤着年轻人，互动和随时点播的特性把忙碌的都市白领从电视跟前拉向电脑屏幕。电视机仍会存在，但是它越来越像一个无助的显示终端。
在“不看电视”小组成员赵瑞卿心中，未来新房客厅最显著的位置，还是会摆一台大电视机，他说：“这个逃不过。”但电视机只会作为上网看电影的显示器，或者专门看球赛直播。“和孩子吃饭，就不开电视了。”不再像自己小时候那样。赵瑞卿觉得，也许不开电视，一家人更有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