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只会埋伏在中年的路口等候每一个经过的人。所以我其实是拒绝写杜甫的，毕竟我希望自己还年轻。
　　我念研究生时候的导师是个杜甫迷，有长达一学年的时间，我们上课的内容就是读杜诗。那可不是想象中诵读的“读”，而是真刀实枪一句一句地读，每一字后面的掌故，每一句的出处，都要清清楚楚才行。
　　单是杜诗的注本，就占了我寝室床头的半张桌子。中华书局版全五册的《杜诗详注》，浦起龙编年体的《读杜心解》，上海古籍出版社钱谦益的《钱注杜诗》，还有杨伦鉴赏性质的《杜诗镜铨》。据说从宋代开始，就有“千家注杜”的风潮，我所收集的不过是零头。但就是这个“零头”，已让我不胜其烦，颇有点爱无力。
　　彼时，我正是二十四五岁的花样年华，让我迷恋的是鲜衣怒马的快意人生。试想那样的我，如何能对“一饭未尝忘君”的杜甫产生共情？
　　导师泪水涟涟声音哽咽地讲《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而我读着“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悲愤，未尝没有动过恻隐之心——哎哟，这个老头真可怜，从外面一回到家就看到孩子饿死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我中学时代就背过的，表现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表达了对农民群众的深切同情——仅此而已。
　　那时只觉得杜甫真是个唠叨鬼，人生在世，干点啥不好，非要写诗，还一写就是一千多首。单一首加上注释，都够学上两三钟头。到底是恋爱不甜蜜，还是糖醋排骨不好吃，我要来读这劳什子的杜诗？
　　带着对导师的腹诽，我硬着头皮学了一年杜诗，自然是摸了一年的鱼儿。学年结课时，同门写的《杜甫评传》直接发了核心期刊，毕业时候也借此上了青云。而我潦草应付作业，磕磕巴巴写了一篇杜甫某诗的鉴赏，导师摇头叹息，差点给我判不及格。
　　这是读书时候学杜诗的往事，我极少跟人提及，因为常常觉得遗憾。要是那时能学李白就好了，“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多么丰神俊逸;再不然李商隐也好，“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多么深情绵邈;哪怕苏东坡也行，“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行乐须及时啊！
　　可惜学的是杜甫。二十五岁的我还太年轻，作为一个精致的自我主义者，丝毫理解不了《北征》中眼见“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而一副窘相的杜甫，如何还能“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自身都难保了，竟然心心念念的还是山河碎，敌未破。
　　直到为毕业论文准备资料时，看闻一多的《唐诗杂论》，才第一次自我怀疑起来。这位闻先生也是个三栖斗士——诗人、学者、战士。他那飞扬的文采，跳脱的颖悟，锐利的敏感，做起文学研究来，就跟两肋生了翅膀似的，颇有些“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气魄。
　　他讲宫体诗，讲初唐四杰，讲《春江花月夜》，也倏然喟叹，也情感浓烈，但总是“隔”着，有点俯视的味道。只有写杜甫，是跪着写的。他说：“我们的生活如今真是太放纵了，太夸妄了，太杳小了，太龌龊了，因此我不能忘记杜甫”，他是“中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这样没有边际的颂赞，委实让我吃了一惊。以先生的功力，断不会轻易向谁折腰的。于是从角落里找出蒙尘许久的杜诗，重新庄重地读起来。读着读着，我越来越羞惭，正如潘向黎所说的，杜甫“把千里之外的景色‘拘’到读诗人的面前，让人觉得置身其中，这个诗人很有手段”。
　　禽族里再没有比凤凰善鸣的，诗国里也没有比杜甫更会唱的。譬如，曾让胡适觉得极不妥当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两句，大笔一挥改成“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这么一来，通则通矣，可寄托将绝，兴味也少了。老杜因为思念少年时代的凤凰，才对这凤凰枝子别有情味，故而对着空枝也能心海翻起波浪。若是改成“凤凰栖”，就变成了眼前实景，只剩下故作玄虚，而失去让人张口结舌的魅力了。
　　还有那个“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的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杜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杜甫。遑论哪个杜甫，还是鲁迅先生说得最好，“我总覺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
　　我就这样慢慢地心折于杜甫。晓得了他曾有过怎样的悲恸，有过怎样的心焦。晓得了上苍厚待他，让他“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天以百凶成就一诗人。于是，杜甫站在大唐转折的十字路口，在马嘶人喊中，在战争的洪流中，与千千万万的其他人，站成了唐诗的一座不朽丰碑。
　　摘自《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