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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环境政治、欧洲／欧盟政治。
主要著作：《环境政治国际比较》、《多重管治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政治》、《欧洲绿党研究》、《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环境自然价值的发现》等。
摘要 至少从生态实力的角度看，美国的“强”与“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不能简单而论，也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必须科学而辩证地看待。客观而言，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总体水平或“生态实力”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要远比美国与核心欧盟国家、日本之间的差距大得多。只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承认，虽然美国近年来的环境管治内外表现有些“差强人意”，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是我们追赶的对象。
关键词 美国 硬实力与软实力 生态实力 绿色视角 环境政治
对当今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自身不断成长历程的一种写照和缩影，影响着各种具体解读文本的不仅包括双方之间渐趋缩小的客观实力差距，还有我们自己日渐觉醒、自信甚至时而有些膨胀的大国心态。概言之，上述主客观两方面的结合，构成了当今中国对于美国实力的诸多“画像”及其理论阐释的认识论基础——2008年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一时成为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总代表，而2012年初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迈出实质性步伐之后，我们忽然间又看到了一个依然“张牙舞爪”的世界霸主。因而，对于美国是否强大、以及为何强大的正确认识归根结底需要把握好如上两个侧面之间的平衡。基于此，笔者将从绿色视角谈一下美国的“强”与“弱”。
美国是一个“生态无赖∕无能”国家吗？
受到过去十年来趋于恶化的国际环境政治氛围的影响——尤其以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前后为甚，同时也与国内外媒体宣传上的有失偏颇相关，2000年起上台的小布什政府在相当程度上被描绘成了一个“生态无赖／无能国家”——国际环境政治合作中的刁蛮无礼和国内环境管治中的平庸无为。
前者最典型的实例是小布什在2001年初公然宣布美国退出1998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为了落实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各方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并最终达成了《京都议定书》。基于承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自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即在2008年～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降低5.2％（具体而言，欧洲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和加拿大各削减6％），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没有规定约束性的减排指标，只是原则要求其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长期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但在2001年3月，小布什政府却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与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结果，该条约虽然在2005年2月强制生效，但到2012年第一承诺期结束时却收效甚微：只有欧盟大致完成了应该分担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的排放总量与1990年相比都有增无减，而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有了大幅度增加。正因为如此，后里约时代的“后十年”被广泛指责为“失去的拯救地球的机会”，而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自然是“罪不可恕”。
后者的代表性例子是奥巴马政府的所谓“绿色新政”。2008年在“改变”旗帜下竞选上台的民主党新政府在政府阁员组成、经济危机应对、国际环境政治合作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绿色新政”举措。就核心理念而言，奥巴马希望以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为抓手，重新铸造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优势，即把美国经济重新打造成一个“岩上之屋”（来自《圣经》隐喻，建在岩石上的房屋要比沙滩上的房屋坚固得多）。他认为，发展绿色经济不仅会增加就业、加快美国经济复苏，还有助于确保美国能源的安全，并能同时满足减少对石油依赖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而从内容上说，奥巴马“绿色新政”可概括为节能增效（尤其是鼓励汽车节能和绿色建筑）、开发新能源（重点支持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研发应用）和尽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通过“巧实力”运用重新掌握全球环境变化政治的主动权）等几个方面。但是，上述绿色政策措施在落实过程中却困难重重。除了联邦政府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立场上的“知难而退”——国会最终批准的是一个严重缩水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因而令国际社会大失所望，还有进展缓慢的东部沿海和西部加州等的“高铁计划”——奥巴马政府在总额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拨出130亿用以加速美国的高速铁路建设（简称HSR），资助对象涵盖10个走廊地区，但以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为代表却因为财政预算、运力审核、环境规划等方面的“阻挠”进展缓慢（加州议会直到2012年7月才正式批准了这条长1280公里、总造价680亿美元的高铁工程，而它要到2030年才能全线建设完工，与我国一次性建成长达1318公里、运营速度高达380公里的京沪高铁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结果是，深陷经济危机泥潭的不利时机和联邦体制下的政治结构性牵制，使得奥巴马“绿色新政”颇有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味道，到2010年中期选举之后，已经很难在共和党执掌的国会众议院中得到实质性推动（尤其是新能源政策创议）。
基于激进生态主义的绿色话语和中国的政治语境，我们很容易对美国的环境政治和内政外交提出最严厉的批评：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生态无赖／无能国家”，既不愿意主动参与全球性的环境政治合作努力（包括遵循已参与达成的“拯救地球”国际契约），也无力采取实质性措施推进国内的绿色重大举措（尤其是绿色交通手段即高铁的建设）。但客观地说，过去十年中美国在世界性绿色领导作用方面“乏善可陈”是真，然而断言它已成为一个“生态无赖／无能国家”却有失严肃：实际上，美国依然是一个生态实力强大的“绿色国家”，至于它在环境政治内政外交上的诸多“捉襟见肘”般的表现，我们应该给出更为全面的分析（比如，国际环境政治背景与格局进入21世纪后随着“金砖国家”的经济崛起而发生的重大变化）。
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环境政治、欧洲／欧盟政治。
主要著作：《环境政治国际比较》、《多重管治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政治》、《欧洲绿党研究》、《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环境自然价值的发现》等。
摘要 至少从生态实力的角度看，美国的“强”与“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不能简单而论，也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必须科学而辩证地看待。客观而言，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总体水平或“生态实力”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要远比美国与核心欧盟国家、日本之间的差距大得多。只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承认，虽然美国近年来的环境管治内外表现有些“差强人意”，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是我们追赶的对象。
关键词 美国 硬实力与软实力 生态实力 绿色视角 环境政治
对当今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自身不断成长历程的一种写照和缩影，影响着各种具体解读文本的不仅包括双方之间渐趋缩小的客观实力差距，还有我们自己日渐觉醒、自信甚至时而有些膨胀的大国心态。概言之，上述主客观两方面的结合，构成了当今中国对于美国实力的诸多“画像”及其理论阐释的认识论基础——2008年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一时成为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总代表，而2012年初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迈出实质性步伐之后，我们忽然间又看到了一个依然“张牙舞爪”的世界霸主。因而，对于美国是否强大、以及为何强大的正确认识归根结底需要把握好如上两个侧面之间的平衡。基于此，笔者将从绿色视角谈一下美国的“强”与“弱”。
美国是一个“生态无赖∕无能”国家吗？
受到过去十年来趋于恶化的国际环境政治氛围的影响——尤其以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前后为甚，同时也与国内外媒体宣传上的有失偏颇相关，2000年起上台的小布什政府在相当程度上被描绘成了一个“生态无赖／无能国家”——国际环境政治合作中的刁蛮无礼和国内环境管治中的平庸无为。
前者最典型的实例是小布什在2001年初公然宣布美国退出1998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为了落实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各方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并最终达成了《京都议定书》。基于承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自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即在2008年～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降低5.2％（具体而言，欧洲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和加拿大各削减6％），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没有规定约束性的减排指标，只是原则要求其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长期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但在2001年3月，小布什政府却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与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结果，该条约虽然在2005年2月强制生效，但到2012年第一承诺期结束时却收效甚微：只有欧盟大致完成了应该分担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的排放总量与1990年相比都有增无减，而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有了大幅度增加。正因为如此，后里约时代的“后十年”被广泛指责为“失去的拯救地球的机会”，而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自然是“罪不可恕”。
后者的代表性例子是奥巴马政府的所谓“绿色新政”。2008年在“改变”旗帜下竞选上台的民主党新政府在政府阁员组成、经济危机应对、国际环境政治合作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绿色新政”举措。就核心理念而言，奥巴马希望以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为抓手，重新铸造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优势，即把美国经济重新打造成一个“岩上之屋”（来自《圣经》隐喻，建在岩石上的房屋要比沙滩上的房屋坚固得多）。他认为，发展绿色经济不仅会增加就业、加快美国经济复苏，还有助于确保美国能源的安全，并能同时满足减少对石油依赖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而从内容上说，奥巴马“绿色新政”可概括为节能增效（尤其是鼓励汽车节能和绿色建筑）、开发新能源（重点支持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研发应用）和尽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通过“巧实力”运用重新掌握全球环境变化政治的主动权）等几个方面。但是，上述绿色政策措施在落实过程中却困难重重。除了联邦政府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立场上的“知难而退”——国会最终批准的是一个严重缩水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因而令国际社会大失所望，还有进展缓慢的东部沿海和西部加州等的“高铁计划”——奥巴马政府在总额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拨出130亿用以加速美国的高速铁路建设（简称HSR），资助对象涵盖10个走廊地区，但以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为代表却因为财政预算、运力审核、环境规划等方面的“阻挠”进展缓慢（加州议会直到2012年7月才正式批准了这条长1280公里、总造价680亿美元的高铁工程，而它要到2030年才能全线建设完工，与我国一次性建成长达1318公里、运营速度高达380公里的京沪高铁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结果是，深陷经济危机泥潭的不利时机和联邦体制下的政治结构性牵制，使得奥巴马“绿色新政”颇有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味道，到2010年中期选举之后，已经很难在共和党执掌的国会众议院中得到实质性推动（尤其是新能源政策创议）。
基于激进生态主义的绿色话语和中国的政治语境，我们很容易对美国的环境政治和内政外交提出最严厉的批评：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生态无赖／无能国家”，既不愿意主动参与全球性的环境政治合作努力（包括遵循已参与达成的“拯救地球”国际契约），也无力采取实质性措施推进国内的绿色重大举措（尤其是绿色交通手段即高铁的建设）。但客观地说，过去十年中美国在世界性绿色领导作用方面“乏善可陈”是真，然而断言它已成为一个“生态无赖／无能国家”却有失严肃：实际上，美国依然是一个生态实力强大的“绿色国家”，至于它在环境政治内政外交上的诸多“捉襟见肘”般的表现，我们应该给出更为全面的分析（比如，国际环境政治背景与格局进入21世纪后随着“金砖国家”的经济崛起而发生的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