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一战以保持自由之中国，今已为我国外交家和总统断送殆尽。”
　　——摘自《蒋介石秘录》，[日]古屋奎二主笔
　　
　　“当抗日战争发动之初，我们确定‘抗战建国方针’，要在抗战中加强精神动员。进行建国工作，并预期抗战胜利之后，建设三民主义富强康乐的现代国家。当然俄共及中共也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这长期战争之中，始终与日军的侵略战争互相呼应。一面对我军乘虚蹈隙，内外夹击；一面更在社会各阶层乘机渗透、潜伏煽惑，运用其伪装欺诈之反宣传，无形中损害我政府信誉、沮丧我国军士气。
　　“到了抗战结束之后，竟不惜倒行逆施，更以其卖国残民、全面武装叛乱的行动，摧毁我国家一切建设事业，阻绝我政府一切复员工作，破坏经济，扰乱社会，特别针对人民久战厌倦的心理，散布失败主义的毒素；卒致一般社会是非颠倒，利害莫辨，只求苟安，不计后果。于是30年来国民革命之传统精神被其斫丧，民族固有的德性几乎毁灭。所有论理、道德立国的基础乃完全动摇，而反共意识亦就随之瓦解，此为中国反共战争之所以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原因。
　　“我们国民革命军初期所以设置党代表者，一方面在监察各级部队长贯彻革命主义，达成作战任务；一方面在加强士兵政治认识，以充实其战斗力量，提高其战斗精神。北伐时期，因为党代表能负起这双重的任务，所以革命军摧坚陷阵，所向无敌；后来由于各级部队长都受过党的教育，同时为求军事权统一，乃将党代表制改为政工制。而这个制度实行之后，最大的缺点，就是各级部队长的工作无人负责监察，又由于政工人员本身程度的低落，对于主义的认识不够，于是官兵皆缺乏政治训练，对敌作战就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失。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的道路不可。
　　“在我们后方，尤其是在华中华南各大都市，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国家民族的根本危机，没有看清共党穷凶极恶的暴行，或侥幸姑息，或苟且偷安。……
　　“共（党）就利用社会上苟且偷安、因循姑息的心理，指使其反动工具提出——‘反对征粮’、‘反对征兵’、‘反对内战’等各种口号，来颠倒黑白，麻醉人心，蛊惑社会，摇动国本。追本溯源，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人士中了共(党）反宣传的毒计。”
　　“最近军事与经济形势，皆濒险恶之境，一般知识人士，尤以左派教授及报章评论，对政府诋毁污蔑，无所不至。盖人心之动摇怨恨，从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然此为共（党）造谣中伤之一贯阴谋，以期毁灭余个人之威信，不意今竟深入我党政军干部之中。所谓浸润之潜，其由来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惟此一毒素，实较任何武器尤厉。”
　　（摘自《国民党怎样去丢掉了中国大陆》新疆人民出版社）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