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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被邻家的几个学童吵醒。无奈起身，外出察看。原来他们在玩一种卡片游戏，或指责对方犯规，或为赢了对方高呼，故此吵吵嚷嚷，争论不休。
游戏卡片印刷精美，阳光下反射着不同颜色的迷幻光彩，画面上印有神话人物，亦有科幻人物，玩法倒是简单：玩者各持卡片贴墙，松手后，卡片自然垂落，距墙远者覆盖在另一张卡片上，用手指按压卡片，能翻转者，判其赢。
卡片玩法的制胜法宝其实就是杠杆的原理。两张卡片叠在一起，动力臂越长，就是找两卡片重叠部分最大的区域用力按，卡片就弹得越远，翻转的几率就大。我将此法传授给其中一人，果然奏效，一连赢了好几张。
现在的儿童游戏，从“枪械”到“四驱车”，从孔明灯到风筝，从溜溜球到花灯基本是花钱买的现成玩具。由此，回想自己儿时的游戏，四时不同，因受家庭经济所限，都是自己创造的。
春天，到了能穿单衣的时候，我们便养蚕。把从小伙伴那儿要来的蚕子，用棉花包好，放在贴身的衣兜里孵化，从蚁蚕出卵，到“上山”结茧，再到成蛹化蛾，仔仔细细地侍候蚕的一生，一个春天可以养两个轮回。
我们也放风筝，一根筷子，一张纸，几根稻草就可以做一个“扁扁瓦”，飞得又高又远。
天气逐渐转暖，我们的游戏有了新的目标——养麻雀。30年前的农户，多数是草房，屋檐低矮，是麻雀做窝的理想场地。两个小孩搭人梯，一伸手就可以顺利从屋檐缝里拿到麻雀蛋或没有长毛、没有睁眼的小麻雀，我们称之为“肉雀儿”。尽管我们费了心，用从菜地里找来的小青虫来喂它，但从来没有养活过它。
夏天，是我们游戏项目最多的季节。那时学生功课非常简单，好像书包里只有语文、算术、美术、自然、写字几本书，从来没有练习册。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完成家庭作业，而是挑猪草。挑猪草让我们认识了各种各样的植物，什么灰灰草、瑟瑟珠、节节高、马菜等不下百种。挑猪草时我们还干别的事，捉蛇、围坝取鱼、钓青蛙等，不一而足。这让我们从小就了解了黄鳝的生活习惯、青蛙和蟾蜍的区别。我们还会把蜘蛛网绞在竹竿的顶头上粘蝉，由此知道了蝉的各种生活习性。
秋天，是农家收获的季节，我们常跟在大人后面干农活，收山芋、拾稻谷、拔萝卜。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一种简单的游戏，找一支圆珠笔，卸了笔头和笔帽，只取中空的笔杆，用笔杆的两头在山芋上用劲一按，再拔出笔杆时，山芋肉就陷在笔杆里了。我们再找一根比笔杆细的推杆，对着一头的山芋肉猛推下去，另一头的山芋肉就会像子弹一样飞出去，发出“卟”的一声响。小伙伴们最喜欢比谁的“子弹”射得远，一只山芋被我们挖得百孔千疮。
冬天的夜晚，我们在皎洁的月亮下躲猫猫，在空旷的打谷场上玩这个游戏和现在小朋友在幼儿园里玩，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到了腊月，年味渐渐浓了。我们会围着“火药”想着花样儿玩。做“手枪”，做“链条枪”。“手枪”是用车轮的辐条做成的，把辐条弯成手枪的样子，把辐条的螺母固定好，缠上橡皮筋，一把“枪”就成了。在辐条的螺母里放上一颗“炮竹子”，扣动扳机，就发出“嘭”的一声响，其原理和发射真枪是一样的。“炮竹子”是要花钱买的，尽管一版100颗只需几分钱，但我们常常连几分钱也没有，我们就做复杂一点儿的“链条枪”。链条枪用火柴也能打响。家里再怎么困难，火柴还是要用的，这样我们就不用为“子弹”发愁了。
正月里玩灯，从破芦竹开始，扎、糊，到最后制成亮堂堂的兔灯、飞机灯，全是一个人动手完成的，现在什么玩具似乎都可以买现成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儿时的游戏内容虽没有完全淡出现代儿童的视野，但得来的途径已经大不相同。
扎制风筝让我们知道了简单的空气动力学。
挑猪草、干农活，让我们认识了动物和植物的多样性以及他们的生长习性和组成。
我们在做“链条枪”的敲敲打打中，懂得了金属具有延展性，知道了火药敲击或压缩会发生爆炸。
“推铁环”让我们认识了什么是动态平衡。
养麻雀，让我们明白了，人类饲养野生物种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在做“山芋枪”的时候，体验到了压缩空气的力量。
我们在养蚕中知道了昆虫的变态。在中学的生物课堂上，当老师说美丽的蝴蝶是由可怕的毛毛虫变成的而引起城里孩子的一片惊呼时，我们心里在嘀咕，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青蛙让我们了解了两栖动物，蛇让我们知道了爬行动物的特征，我们还遇见过难得一见的蛇蜕皮。
儿时的我们究竟玩过多少游戏，已不能一一历数。等我们进入中学学习生物、物理、化学的时候，一些基础知识早在我们的心里有了响应，这也成了我最感兴趣的几门功课，即使到现在，《动物世界》电视节目依然是我的最爱。
但有一样，我们所做的任何游戏从没有得到过父母的赞许，也没有得到老师的认同，他们把我们的种种游戏用一个字概括“厌”，而且会在前面加上一个定语“死皮死厌”。我们总是瞒着父母做。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有位做木匠的表舅，教我做耳机。在一根缝衣针上裹上几层纸，纸上再绕上几十道漆包线，找一块小磁铁，放上一块小铁皮，耳机就成了。把漆包钱的两头去了漆，接到家里的有线广播上，小铁皮上果然传来像蚊子哼哼的说话声。这让我兴奋得好几个夜晚没睡着，总在想着怎么才能让声音更大一点。有天夜里，趁父母睡着了，把白天新做的新款“百雀翎盒”耳机，接到广播上，惊喜地发现，不用贴着耳朵也能听到了，听着广播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耳机早没有了踪影，心里知道怎么回事，又不敢吱声。心里暗下决心再做一个，可是这对一个孩童来说，那稀有的漆包线到哪里去找呢！
事实表明，儿童游戏中蕴涵着无穷无尽的科学道理，这些科学道理并不为儿童所认知，或者说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加以认识，但当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学习或工作中遇到这些儿时的“科学道理”时，会不会在心底产生响应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将对他们的学习或工作产生怎样的推动作用？现在的家长或老师对儿童的“厌”持什么态度？他们是否比我的父辈有进步？他们是否为把孩子赶进大学而扼杀了孩子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呢？
我教了多年的小学科学课程，教材涉及空气、植物、动物、机械、电子、化学、宇宙等等，课程内容不可谓不广，但总给我闭门造车的感觉，和某个地域儿童自发的实践活动有距离。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媒体引发的民国时期小学课本之争，那时的教材和儿童生活是那样的贴近，有人评价说，真理常常是浅显的常识，真理或会被许多主义形容，被各种标准困扰，而常识，一目了然，随意地搁在青天下、树枝间。一段时间，科学学科的教学刮起了探究风，我总在想，对自然科学的探究其实是儿童的天性，关键在于课本传授的知识有没有引起儿童的共鸣。我无意否定现行小学《科学》教材，但我总希望有一天当儿童拿起《科学》时，会爱不释手。
今年3月，有幸聆听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金融投资专家温元凯教授的讲座，他在“诺贝尔奖是怎样炼成的”报告中，对1901到2010年世界564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者进行了分析统计，没有一位获奖者与新中国有关。
又有人对二十世纪人类100项最伟大的发明做了统计，中国人被列其中的发明只有无籽西瓜、断手再植、杂交水稻、五笔字形汉字输入法、人工合成胰岛素和高效的乙肝疫苗这6项。近30年来，中国没有一项发明创造能够引起全世界关注。已故科学家钱学森在病榻前曾向温家宝总理提问：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不敢说和少儿游戏有多大关系，但是和我们的教育方式、教育观念应该是有所关联的。■
游戏卡片印刷精美，阳光下反射着不同颜色的迷幻光彩，画面上印有神话人物，亦有科幻人物，玩法倒是简单：玩者各持卡片贴墙，松手后，卡片自然垂落，距墙远者覆盖在另一张卡片上，用手指按压卡片，能翻转者，判其赢。
卡片玩法的制胜法宝其实就是杠杆的原理。两张卡片叠在一起，动力臂越长，就是找两卡片重叠部分最大的区域用力按，卡片就弹得越远，翻转的几率就大。我将此法传授给其中一人，果然奏效，一连赢了好几张。
现在的儿童游戏，从“枪械”到“四驱车”，从孔明灯到风筝，从溜溜球到花灯基本是花钱买的现成玩具。由此，回想自己儿时的游戏，四时不同，因受家庭经济所限，都是自己创造的。
春天，到了能穿单衣的时候，我们便养蚕。把从小伙伴那儿要来的蚕子，用棉花包好，放在贴身的衣兜里孵化，从蚁蚕出卵，到“上山”结茧，再到成蛹化蛾，仔仔细细地侍候蚕的一生，一个春天可以养两个轮回。
我们也放风筝，一根筷子，一张纸，几根稻草就可以做一个“扁扁瓦”，飞得又高又远。
天气逐渐转暖，我们的游戏有了新的目标——养麻雀。30年前的农户，多数是草房，屋檐低矮，是麻雀做窝的理想场地。两个小孩搭人梯，一伸手就可以顺利从屋檐缝里拿到麻雀蛋或没有长毛、没有睁眼的小麻雀，我们称之为“肉雀儿”。尽管我们费了心，用从菜地里找来的小青虫来喂它，但从来没有养活过它。
夏天，是我们游戏项目最多的季节。那时学生功课非常简单，好像书包里只有语文、算术、美术、自然、写字几本书，从来没有练习册。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完成家庭作业，而是挑猪草。挑猪草让我们认识了各种各样的植物，什么灰灰草、瑟瑟珠、节节高、马菜等不下百种。挑猪草时我们还干别的事，捉蛇、围坝取鱼、钓青蛙等，不一而足。这让我们从小就了解了黄鳝的生活习惯、青蛙和蟾蜍的区别。我们还会把蜘蛛网绞在竹竿的顶头上粘蝉，由此知道了蝉的各种生活习性。
秋天，是农家收获的季节，我们常跟在大人后面干农活，收山芋、拾稻谷、拔萝卜。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一种简单的游戏，找一支圆珠笔，卸了笔头和笔帽，只取中空的笔杆，用笔杆的两头在山芋上用劲一按，再拔出笔杆时，山芋肉就陷在笔杆里了。我们再找一根比笔杆细的推杆，对着一头的山芋肉猛推下去，另一头的山芋肉就会像子弹一样飞出去，发出“卟”的一声响。小伙伴们最喜欢比谁的“子弹”射得远，一只山芋被我们挖得百孔千疮。
冬天的夜晚，我们在皎洁的月亮下躲猫猫，在空旷的打谷场上玩这个游戏和现在小朋友在幼儿园里玩，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到了腊月，年味渐渐浓了。我们会围着“火药”想着花样儿玩。做“手枪”，做“链条枪”。“手枪”是用车轮的辐条做成的，把辐条弯成手枪的样子，把辐条的螺母固定好，缠上橡皮筋，一把“枪”就成了。在辐条的螺母里放上一颗“炮竹子”，扣动扳机，就发出“嘭”的一声响，其原理和发射真枪是一样的。“炮竹子”是要花钱买的，尽管一版100颗只需几分钱，但我们常常连几分钱也没有，我们就做复杂一点儿的“链条枪”。链条枪用火柴也能打响。家里再怎么困难，火柴还是要用的，这样我们就不用为“子弹”发愁了。
正月里玩灯，从破芦竹开始，扎、糊，到最后制成亮堂堂的兔灯、飞机灯，全是一个人动手完成的，现在什么玩具似乎都可以买现成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儿时的游戏内容虽没有完全淡出现代儿童的视野，但得来的途径已经大不相同。
扎制风筝让我们知道了简单的空气动力学。
挑猪草、干农活，让我们认识了动物和植物的多样性以及他们的生长习性和组成。
我们在做“链条枪”的敲敲打打中，懂得了金属具有延展性，知道了火药敲击或压缩会发生爆炸。
“推铁环”让我们认识了什么是动态平衡。
养麻雀，让我们明白了，人类饲养野生物种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在做“山芋枪”的时候，体验到了压缩空气的力量。
我们在养蚕中知道了昆虫的变态。在中学的生物课堂上，当老师说美丽的蝴蝶是由可怕的毛毛虫变成的而引起城里孩子的一片惊呼时，我们心里在嘀咕，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青蛙让我们了解了两栖动物，蛇让我们知道了爬行动物的特征，我们还遇见过难得一见的蛇蜕皮。
儿时的我们究竟玩过多少游戏，已不能一一历数。等我们进入中学学习生物、物理、化学的时候，一些基础知识早在我们的心里有了响应，这也成了我最感兴趣的几门功课，即使到现在，《动物世界》电视节目依然是我的最爱。
但有一样，我们所做的任何游戏从没有得到过父母的赞许，也没有得到老师的认同，他们把我们的种种游戏用一个字概括“厌”，而且会在前面加上一个定语“死皮死厌”。我们总是瞒着父母做。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有位做木匠的表舅，教我做耳机。在一根缝衣针上裹上几层纸，纸上再绕上几十道漆包线，找一块小磁铁，放上一块小铁皮，耳机就成了。把漆包钱的两头去了漆，接到家里的有线广播上，小铁皮上果然传来像蚊子哼哼的说话声。这让我兴奋得好几个夜晚没睡着，总在想着怎么才能让声音更大一点。有天夜里，趁父母睡着了，把白天新做的新款“百雀翎盒”耳机，接到广播上，惊喜地发现，不用贴着耳朵也能听到了，听着广播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耳机早没有了踪影，心里知道怎么回事，又不敢吱声。心里暗下决心再做一个，可是这对一个孩童来说，那稀有的漆包线到哪里去找呢！
事实表明，儿童游戏中蕴涵着无穷无尽的科学道理，这些科学道理并不为儿童所认知，或者说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加以认识，但当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学习或工作中遇到这些儿时的“科学道理”时，会不会在心底产生响应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将对他们的学习或工作产生怎样的推动作用？现在的家长或老师对儿童的“厌”持什么态度？他们是否比我的父辈有进步？他们是否为把孩子赶进大学而扼杀了孩子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呢？
我教了多年的小学科学课程，教材涉及空气、植物、动物、机械、电子、化学、宇宙等等，课程内容不可谓不广，但总给我闭门造车的感觉，和某个地域儿童自发的实践活动有距离。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媒体引发的民国时期小学课本之争，那时的教材和儿童生活是那样的贴近，有人评价说，真理常常是浅显的常识，真理或会被许多主义形容，被各种标准困扰，而常识，一目了然，随意地搁在青天下、树枝间。一段时间，科学学科的教学刮起了探究风，我总在想，对自然科学的探究其实是儿童的天性，关键在于课本传授的知识有没有引起儿童的共鸣。我无意否定现行小学《科学》教材，但我总希望有一天当儿童拿起《科学》时，会爱不释手。
今年3月，有幸聆听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金融投资专家温元凯教授的讲座，他在“诺贝尔奖是怎样炼成的”报告中，对1901到2010年世界564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者进行了分析统计，没有一位获奖者与新中国有关。
又有人对二十世纪人类100项最伟大的发明做了统计，中国人被列其中的发明只有无籽西瓜、断手再植、杂交水稻、五笔字形汉字输入法、人工合成胰岛素和高效的乙肝疫苗这6项。近30年来，中国没有一项发明创造能够引起全世界关注。已故科学家钱学森在病榻前曾向温家宝总理提问：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不敢说和少儿游戏有多大关系，但是和我们的教育方式、教育观念应该是有所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