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立足于大量史料，分析开创国立云南大学黄金时代的第四任校长熊庆来，得出其科学研究观是：发展抗战中后方的延续民族学术生命的边疆科学研究。 【关键词】抗战 民族 边疆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2-0256-01 熊庆来认为科学研究对于大学来说非常重要，“窃以为大学除培养有用人才外，于学术本身亦不得不有所致力。”[1]1937年8月熊庆来刚到校视事后，对学校改進提出的五项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培养研究风气，并且在长校国立云南大学的十二年期间发表过很多相关言论，它们分别是：《抗战中后方对于学术建设的责任》、《熊迪之应聘抵省与记者谈省大改进意见》、《后方文化事业与抗战救国》、《国立云南大学正式成立后第一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以及《本校之学术生命与精神》。 抗战开始，有一批学者认为，“当此外患煎迫之时，危急存亡之秋，何暇他顾，应宜全民武装，以谋抗战，凡中等以上学校，校舍皆应改为兵营。学生均宜训作战士，即属教员，亦应投笔从戎，以卫国土之说。”[2]1937年12月5日，熊庆来在云南日报发表《抗战中后方对于学术建设的责任》回应这一思潮，文章指出，“这种思潮固是悲壮。然稍加思考，究觉所见过偏，而言之过激。盖学术乃国家精神所系，倘此重要元素一旦受到敌摧毁消灭，则国家地位必受影响。”[3]在这样的思潮中，熊庆来关于科学研究的理念逐步形成。 这种科学研究理念是扎根在抗战中后方的。熊庆来指出，“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其学术机关尽毁，学术工作中辍，学术刊物停办；予意川滇黔桂，远处后方，较为安全，于此科学研究之责任不能不起而担负。”[4]所以抗战中的科学研究应该在中后方进行。此外也还指出，“后方文化之树立，于抗战建国，实有绝大影响，不容忽视也。”[5]可见熊庆来面对当时抗战的时代局势，做出科学研究应该在抗战中后方进行的正确性。 这种科学研究是要能延续民族学术生命的。在战争中“吾国学术生命，至是已濒于危殆。而待战争终局，方图恢复，则基础既毁，建设需时，吾国学术之发展，必后退十年乃至二十年。而一切建设，亦必蒙其影响矣。”接着熊庆来提出，“为今之计是不可不积极从事科学建设，以图挽救；抗战中后方应共同延续我国学术之生命，而树立我国民族复兴之基础。”[6]可以看出，这种科学研究对于国家和民族显得非常重要。熊庆来认为科研是可以救国，这样的思想可以从以下四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是不管在专著还是各类期刊报纸上，都会提到熊庆来讲述巴斯德的故事，巴斯德是一位通过学术研究成功挽救法国危机的爱国青年。其次是熊庆来敏锐的发现日本不遗余力地轰炸中国的学术机构，对当时的中国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摧毁，日本人这么干与学术对国家很重要有关。此外，从当时战争这个角度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武器的战争，武器从何而来，从科学和研究而来。最后，从熊庆来本身来讲，当熊庆来第一次留学归来，去昆明的学校任教时，一位老教师语重心长的说熊庆来到他们学校任教实为大材小用。没想到熊庆来却说：“我不是什么大材，您太客气了！如果能把我仅有的一点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而唤起他们更大的求知欲望，为他们将来服务于国事而奠定一个基础，这不是很有意义的事吗？”[7]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见解，我们不难看出，科研对于延续民族的学术生命是深入熊庆来骨髓了。 这种科学研究是致力于边疆的。1937年7月16日《熊迪之应聘抵省与记者谈省大改进意见》中熊庆来指出，要使云大要成为“就本省天然物产，加以研究，如采矿冶金、植物学等，以期蔚为西南学术重心”的一所大学。1938年11月24日，熊庆来在国立云南大学正式成立后第一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在关于如何推进本校调整时，在科学研究这方面应该“研究以所能罗致的人材为中心” 。其中，为了使云南大学成为西南学术研究的中心，熊庆来认为得有以下四方面的保障：“首先是提供人才，其次是建立边疆实际的学科，再次是提倡学术研究自由，最后是筹措研究资金。”[8]其中的人才指一大批专家教授，有了这批学者才致力于边疆研究才有前提，边疆实际的学科是致力于边疆研究的平台，学术研究的自由是实现边疆研究的条件，筹措研究资金是边疆研究的保障。 十年后，1949年4月20日，云大迎来了校庆27周年纪念，云大出版纪念特刊以示纪念，在纪念特刊上，发表了校长熊庆来的文章《本校之学术生命与精神》，这是熊庆来担任云大校长十年过后写的，关于论述学术的重要文章。文章涉及到熊庆来关于立足“学术”，从三方面进行阐述，首先是探讨学校本身，其次是探讨本校（云大）对学术的追求，最后探讨云大师生对学术的追求。其中关于学术本身的论述：认为学校可视为一有机体，有其存在；亦有其生命与精神；关于云大对“学术”追求的论述：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的生命与精神；关于云大师生对“学术”的追求的论述：吾校成立，迄今凡二十有七年，可贵者，即在此悠久岁月中，其学术生命，未尝稍断；其学术精神，则日就发扬。从中可以看出，熊庆来非常强调的是学术的生命与学术的精神。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熊庆来的科学研究观是：发展抗战中后方的延续民族学术生命的边疆科学研究。 参考文献： [1]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编.云南大学志（第二卷）大事记 1925-1993[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82. [2]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编.云南大学志（第二卷）大事记 1925-1993[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57. [3]熊庆来.抗战中后方对于学术建设之责任[N].云南日报，1937-12-5. [4]熊庆来.抗战中后方对于学术建设之责任[N].云南日报，1937-12-5. [5]熊庆来.后方文化事业与抗日救国[N].云南日报，1938-7-1. [6]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编.云南大学志 （第二卷）大事记 1925-1993[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57-58. [7]刘宗华，李珂.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熊庆来[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6. [8]朱军.浅析熊庆来的边疆学术研究与边疆教育互动思想——以国立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教育研究为例[A].刘育兴.熊庆来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究[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185. 作者简介： 杨玲（1991-），四川仁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