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数据显示，2011年四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量率双升，上市银行年报进一步证实；2012年2月，温州银行业不良率攀至1.74%。金融风险在2012年的经济维稳和转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演进？后果几何？
　　
　　金融风险处置历史经验
　　2012年的金融风险，主要是地方政府的风险，制约了调控的力度、增长的下限、维稳的成本和转型的进度。
　　金融风险从成因上分析，部分来自廉价货币增长模式和反危机政策的后果，部分来自反危机政策退出后货币紧缩的后果。前者集中在银行部门，后者集中在非银行和民间金融部门。
　　某种程度上，当经济周期未到拐点时，如2012年，政治周期的作用可以熨平或扰乱经济周期和金融风险的运行节奏。我们可以从制度变革的逻辑去探寻相对确定的前景。
　　黄金十年，中央享受了分税制的直接收益，金融改革和国企改革也堪称成功，不仅对于中央政府，也对于经济总体；作为补偿，地方享受了房地产资本化的收益，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主要推动力。
　　新的十年，需要重新建立中央的权威和集权，一方面是分税制的再改革，对地方财权（税收和举债）的加强和事权的分担；另一方面，中央向地方适当让渡金融权的分配，以换取房地产资本化增值收益分配和泡沫风险承担上的地方向中央让步；改革会强调双向互动，但自上而下可能要重于自下而上。
　　金融风险处置旨在实现利益制衡重建。激进的策略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如1998年，风险集中暴露、整体剥离，逆周期处置，对地方持续约束；温和的策略发生在经济和资产价格平稳时期，风险在主动调控之下适度暴露，于周期中化解风险，避免中国信用等级整体降级。
　　我们可以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经验，重新审视金融风险处置。银行改革后，不良资产的一级市场价格逐年提高，二级市场价格逐年降低；区域信用环境和司法环境、地方干预日益不利于不良资产处置；地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内化风险处置中日益重要，代表中央利益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则逐渐边缘化。
　　这是一个中央对地方约束弱化和信用降低的过程。地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整合地方资源中起到关键作用，迅速扩张了地方利益，对私人资本也构成压制。再一次的金融风险化解，将是一次回归之旅，中央控制力提升，对地方的约束强化，信用增强。
　　中央让渡部分金融收益权，但地方也将承担更多的金融风险责任并让渡市场空间。融资平台从平台贷清理开始走向透明化和规范化，不是偶然事件。以此为契机，增强了对地方财政的监督和约束。
　　
　　金融改革的妥协性
　　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引申开，我们曾经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形容民间资金供求双重过剩的局面。温州民间金融暴露的主要不是企业融资环境问题，而是产业转型和产业资本转型问题。金融改革必要但不足够。
　　金融领域是鼓励民资进入的方向之一，但不可能吸纳全部的产业资本。部分产业资本进入金融资本，是以增量改革的方式缓解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矛盾，可以促进但不能决定产业资本转型。产业资本转型为金融资本，进入传统垄断行业，可能还需要与行政资源的结合。
　　在2012年的维稳情形下，产业转型难以发生足够的调整和压力。产业转型是经济转型的一部分，温州是全国的缩影。不一定每个地方都能转型成功，转型失败的产业资本最终消亡。
　　金融二元化明确，大型金融和中小金融，国有金融和民间金融之间，将形成一个新的金融生态体系。存款利率市场化缓行，大型银行可以保证稳定收益；中小金融机构自由竞争， 自担风险，最终利润率可能趋降，虽然现在仍是中小金融不足的时期，但应提醒要避免过度竞争；二者功能有所差异化以共处，例如大型银行完成吸储功能，小银行完成对中小企业放贷功能，大银行为小银行提供资金；金融增量改革是一个妥协性的安排。
　　
　　作者为中信建投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