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南北二铭；摩崖；陶弘景；黄庭坚；康有为
　　[中图分类号]G292.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8）45-0033-03
　　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上的一些名作，有些在当时即已名满天下，而有些则是在后世接受的过程中逐渐扬名的，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作品本身必然蕴含着合乎书法规定性的艺术形象与审美价值，否则，在后世的接受中，这些书法形象（广义的书法形象，即一切汉字书写留下的形象）是无法转换成接受者头脑中的书法意象的。可以说，这些作品的书史形象就是在书学观念的演化与接受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那么，当我们去欣赏一些作品时，就不得不知其所以然，就不得不对其背后的历史作一爬梳与辨析。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件大字楷书作品被后人誉为“南北二铭”“大字之祖”，此“二铭”即《瘗鹤铭》（见图1）与《石门铭》（见图2），这两件作品同属摩崖石刻，一南一北，书刻时代相仿，被接受的时代也大致相仿，因其作者知名程度的差异而接受过程则有着明显的区别，那么，其书史形象的历史建构也就有了一定的区别。
　　《瘗鹤铭》的作者历来有所争}义，一说王羲之，一说陶弘景，另有颜真卿、顾况等诸说，其作者所处时代上至东晋、下至盛唐，可谓众说纷纭。就目前学术讨论的结果而言，大家比较倾向于南朝梁陶弘景。我们今天抛开其作者归属来看，就其疑似作者之中，无论是王羲之、陶弘景，还是颜真卿、顾况，无一不是晋唐时期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因此，除了金石学意义上的考察之外，该作的书法艺术自宋代以来就被广泛地接受，黄庭坚云：“大字无过《瘗鹤铭》。”又云：“第一断崖残壁，岂非至宝？”而黄庭坚本人的大字书法亦深深受益于《瘗鹤铭》。经过大文豪、大书家的推扬与阐发，其书史形象自然丰满起来。加之此石随着焦山崖崩落水，对其的打捞与传拓等都蒙上了一股神秘色彩，使其善本愈加珍贵。而《石门铭》的作者王远则远远逊色于这些人，从清人毕沅的考察即见一斑——“（王）远无书名”（见《关中金石记》）。欧阳修虽然将其载人《集古录跋尾》，但不是從其书法艺术的立场来考察的，而是本着“史失其事”的金石学著录的态度来考察的。那么，在学书必师名家的时代，这两件作品的书法艺术在宋代以来所遭遇的待遇则不得不归因于其作者身份的问题。
　　自清代金农提出“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以来，学书必师名家的历史局面被打破了，随着“碑学”运动及其理论体系的建构，人们的书学理念也开始发生转变，书法艺术接受的视域被扩大化了，人们开始关注作品本身的艺术形象与审美价值。在这种历史境遇下，康有为在构建碑学体系时将《石门铭》列为“神品”，评之曰：“《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笼也。”（康氏在讨论书作的渊源所白时往往会有比附之语，这一点刘涛先生有专文讨论）康氏并在《石门铭》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书法艺术语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见图3）。这使得《石门铭》自晚清近代以来颇受学书者的重视。因此，我们可以说，《石门铭》的书史形象与清代书学观念及审美视域的扩大不无关系，那么，当我们去欣赏其书法艺术形象时就需要对这一历史背景有所研究。
　　那么，基于这些背景，我们在分析、阐述这两件作品的书法形象与审美价值时，自然也会有所区别。换句话说，自清代“碑学”运动以来，我们观照《瘗鹤铭》的时候也自然会受到碑学理念的影响。
　　《瘗鹤铭》现存30余字，就其书法艺术而言，历来对其结构赞赏最多，如黄庭坚云：“结密而无间，如焦山崩崖《瘗鹤铭》。”由于该碑漫漶较甚而存字较少，我们无法在用笔与章法方面对其进行赏析，故而只好将赏析的重心置于其结构上。该铭在结字上着实独具匠心。苏轼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即大字的结构容易流于松散无神，黄庭坚则以此铭的结构作了同应，足见此铭书法结字之妙。此铭结字最大的特点在于体势开张，从容典雅，平中寓奇，极具变化，每一字有每一字可以玩味的地方，无丝毫烟火尘俗之气。其平正稳健者如“鹤”“得”“纪”“流”等字，安闲肃穆，平稳持重；其开张放逸者如“禽”“朱”“外”“石”等字，大开大合，收放自如；其纵势疏放者如“事”“华”“篆”等字，体势丰伟，气度豪迈。另外还有一些颇不寻常的结字，极具艺术效果，其错位者如“胎”，其欹侧者如“丹”，其疏朗者如“浮”，其夸张者如“势”等，可谓独具匠心。这些字也是清人《瘗鹤铭》集联的佳选（见图4）。另外，这些字的结构处理并无刻意之嫌，而是轻松自如，流露出一片天机。清人王澍评曰：“大字如小字，唯《瘗鹤铭》之如意指挥，斯足当之。”
　　《石门铭》存字较多，在北朝石刻中亦属伟构。其用笔以网笔为主，运笔凝练深浑，提按变化内含而不刻露，与汉代名隶《石门颂》有相通之处（而康有为认为出自《石门颂》则有附会之嫌），用笔轻松自如，时有草笔，足见其笔意生动之至。梁启超评曰：“《石门铭》笔意多与《石门颂》相近，彼以草作隶，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也就是说，梁氏是立足于该铭“以草作楷”的用笔特点来评判其气息品格。就该作结字而言，亦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其结字奇逸开张，飞动自然，体势雄伟，气度豪迈，在北碑中独树一帜。其变化浑融天然，长者任其长，宽者任其宽，各尽文字本身的姿态，而这种飞动之势在临创的过程中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可谓超迈绝伦。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该铭的结字有一种天然的向左倾斜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增加了该铭结字的艺术效果。在章法方面，该铭刊之于摩崖，虽有行列，然又不限于此，大小、方网、欹正、轻重等皆有天马行空之感。整体呈现出一种“不衫不履”“大朴不雕”的艺术美感，白有一派逸气充盈其间。
　　诚然，这两种摩崖都是大字经典之作，而各具千秋，前者有南书之清雅，后者有北刻之雄肆。尽管不同的批评语境下，二者的书史形象有所差别，但在学术视域更加宽阔的今天，二者作为摩崖名作，我们更应关注其书法艺术形象，从而丰富我们的审美世界。刘熙载在辨析南帖、北碑的书法时曾云：“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白有南之骨也。”那么，我们若以此态度来观照此二铭，应当能够解读出更多有价值的审美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