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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家思想在中国历代王朝中久经考验而不衰，归根结底是因为自身已经衍化成为统治阶层进行封建统治的有力武器，能潜移默化中使人自我规范，保持社会稳定。而非汉族的北朝统治者，仍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推崇汉儒思想、崇敬尊奉孔子、倡导儒学教育等政策，亦对儒学有所重视。
关键词：北朝；政策；导向
经过汉代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中原地区儒学深入人心。这种群众基础决定了由武力侵入中原的北朝少数民族统治者，必须延续中原地区儒学的统治思想。实际上，北朝统治者在儒学方面的政策诏令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思想建设产生了影响，从以下三方面简要说明：
一、推崇汉儒思想
北魏政权在北朝历史中持续时间最长，其中与其统治者自身对于儒家思想的必行性有着深刻认识，甚至其本人自觉或不自觉对儒学有着较高重视，孝文帝堪为典范。《北史·魏本纪第三》有言：
（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在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文也。
这种帝王之爱好导致上行下效，甚至从王朝父子祖辈之间代代相传的传统来讲，无疑是一种示范，后世仍有遗风。《魏书·孝静纪》：
（孝静帝）帝好文学，美容仪，力能挟石师子以踰墙，射无不中。嘉辰宴会，多命郡臣赋诗，从容沉雅，有孝文风。
史料中多次提及统治者对于儒家经典《孝经》、《礼经》的提倡，对于儒家的“礼制孝道”十分重视并发扬。由于初入中原，鲜卑语与汉语语言不通，这对于理解和统治中原有弊害。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汉语教育，甚至强制族人说汉语。针对儒家经典，他曾经令人将《孝经》翻译成鲜卑语以便族人学习。
据《北史·魏本纪第三》记载：“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对于礼制的重视，可从此类北魏针对乐制的改革略窥一二，表明其对雅正的追求。另外，在人才的任用以及选拔方式上，北朝的统治者也多根据其儒学才名定断。比如，齐文襄王改变前朝擢取人才的范式，唯才是举。尚书郎一职，择取各地优质才人补位，只要是因才华出众而得名的人士，皆被推荐提拔。甚至有才之士即使没有位至高位，皆被收于门下，每当山园游宴之时，聚于一处，各展所长。这种统治者礼贤下士、重视汉儒文化的现象在北朝历史中十分常见，如《北史·儒林传上》的叙述：“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甚至免除官职时，也依据此原则。《北史·魏本纪第五》中：“戊申，诏百官举士，举不称才者，两免之。”
儒教在北朝后期，逐步走上一个较高地位，这种地位的确定，与帝王的偏好与支持密不可分。周武帝于建德二年十二月，召集群官以及沙门道士等人，于正堂高座，带领众人辨释三教的先后排位，并确立“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的次序。奠定了儒教的至尊基础。与此同时，从培养下一代统治者的方面进行文学教育，设立了太子谏议四人，文学方面辅助十人，学士六人。而对于佛、道二教进行进一步打压，周武帝于丙子年开始诏令禁断佛、道二教，将经像尽毁，罢除沙门、道士等，令其还俗。种种统治者诏令使得儒教在其过程中奠定了重要地位。
二、崇敬尊奉孔子
北朝统治者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也通过一定的仪式化手段达到尊儒的目的。统治者主动尊崇儒家至圣孔子，采取“确立圣人地位，厚赏圣人后代”的措施，渐趋渐进、步步为营。首先，尊孔复礼以正民心。《北史·魏本纪第三》记载：“二月乙巳，诏曰：‘顷者，淮徐未宾，尼父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自今有祭孔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杂合，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礼。’”又有“九年春正月戊寅，诏禁图谶秘纬及名《孔子闭房记》，留者以大辟论。”以正言论思想。
进而，立孔庙，祀孔子，封赏后人。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庚申，孝文帝拓跋宏临幸鲁城，并且亲自祭祀孔子于庙中。辛酉，下诏立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又下诏选取孔子正宗后人一人封为崇圣侯，邑一百户，以此为孔子祭祀的一部分。并且诏令兖州当地为孔子建立园柏，修饰坟陇，又立碑铭，以求褒扬圣德。正光二年三月庚午，魏孝明帝行幸国子学，祭祀孔子，并且以颜回配。
三、倡导儒学教育
教育是对人思想进行根本性改变的手段，北朝的统治者对此也下了一番功夫。
首先，完善教育机构。北魏最为典型，因为明理的统治者认为，打天下是可以力取的，可在一时拥有，但是对于文化思想上的统治，还任重而道远。因而北魏初期始，机构逐渐系统完善，人才逐渐增加，与统治者政策诏令以及思想倾向密不可分。北魏道武帝刚刚平定中原的时候，即使日理万机，初兴建国家都邑，但也不忘在文化上加以重视，以经术为先。他诏令立太学，并置五经博士生员上千人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国子太学生员增加至三千人，数量之骤增，体现出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程度。延昌元年三月丁卯，宣武帝下诏曰：“迁京嵩县，年将二纪，博士端然虚禄。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这一诏令促使国子学、太学等机构更加规范完善，从而间接促使儒学在较高阶级中传播影响。在北朝对于这种儒学教育机构的完善政策，在《北史·儒林传》中梳理记载得较为清晰：
明元时，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学于城东……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宣武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正光三年，乃释奠于国学，命祭酒崔光讲《孝经》，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永熙中，孝武复释奠于国学……至兴和、武定之间，儒业复盛矣。始天平中，范阳卢景裕同从兄仲礼于本郡起逆，齐神武免其罪……及天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
其次，时常举办重要的儒学活动。天宝七年冬，齐文宣帝举办宫廷宴会，诏令朝臣文学者以及礼学官员参加，并令官员相互论议经义，亲自临听。不仅如此，由于平时对儒学的研究，太子对经义的理解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称赞。天宝九年，当文宣帝在晋阳的时候，太子监国，还召集诸儒讲《孝经》。这类的儒学文化活动比比皆是。如《北史卷十·周本纪下第十》记载：“戊午，幸太学，以太傅、燕公于谨为三老而问道焉。”这类讨论活动促使儒学在不断发展。
有些时候统治者甚至采取强硬态度与手段，让子女接受儒学教育。太平真君五年庚戌，魏世祖太武皇帝诏令，自三公已下至卿士的子息，都要到太学进学，而各种工伎驺卒的子息也要沿袭其父兄的手艺，不能上私立学校，违者其老师赐死，其人灭门。甚至这种教育政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王权继承者。天宝七年，文宣帝下诏任命国子博士李宝鼎为太子师傅。宝鼎去世后，又诏令国子博士邢峙侍讲。太子虽然年纪轻轻，但温裕开朗，有人君之度。“贯综经业，省览时政，甚有美名。”这让齐文宣帝觉得，太子有汉人的性情本质，并不像他，因而想要废太子立太原王。后来文宣登金凤台，诏令太子亲自手刃囚徒。太子当时无法下手行刑，文宣帝因此而怒，亲自用马鞭打了太子几下。这不难看出儒学的价值观、道德观对于帝王后人的影响，深入人心。
如此可见，儒学在北朝的影响与帝王的政策诏令以及思想导向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李延寿.《北史·齐本纪上第六》[M].中华书局.北京：1974.
李延寿.《北史·周本纪下第十》[M].中华书局.北京：1974.
李延寿.《北史·魏本纪第四》[M].中华书局.北京：1974.
李延寿.《北史·齐本纪中第七》[M]. 中华书局.北京：1974.
李延寿.《北史·魏本纪第二》[M].中华书局.北京：1974.
参考文献：
[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关键词：北朝；政策；导向
经过汉代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中原地区儒学深入人心。这种群众基础决定了由武力侵入中原的北朝少数民族统治者，必须延续中原地区儒学的统治思想。实际上，北朝统治者在儒学方面的政策诏令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思想建设产生了影响，从以下三方面简要说明：
一、推崇汉儒思想
北魏政权在北朝历史中持续时间最长，其中与其统治者自身对于儒家思想的必行性有着深刻认识，甚至其本人自觉或不自觉对儒学有着较高重视，孝文帝堪为典范。《北史·魏本纪第三》有言：
（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在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文也。
这种帝王之爱好导致上行下效，甚至从王朝父子祖辈之间代代相传的传统来讲，无疑是一种示范，后世仍有遗风。《魏书·孝静纪》：
（孝静帝）帝好文学，美容仪，力能挟石师子以踰墙，射无不中。嘉辰宴会，多命郡臣赋诗，从容沉雅，有孝文风。
史料中多次提及统治者对于儒家经典《孝经》、《礼经》的提倡，对于儒家的“礼制孝道”十分重视并发扬。由于初入中原，鲜卑语与汉语语言不通，这对于理解和统治中原有弊害。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汉语教育，甚至强制族人说汉语。针对儒家经典，他曾经令人将《孝经》翻译成鲜卑语以便族人学习。
据《北史·魏本纪第三》记载：“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对于礼制的重视，可从此类北魏针对乐制的改革略窥一二，表明其对雅正的追求。另外，在人才的任用以及选拔方式上，北朝的统治者也多根据其儒学才名定断。比如，齐文襄王改变前朝擢取人才的范式，唯才是举。尚书郎一职，择取各地优质才人补位，只要是因才华出众而得名的人士，皆被推荐提拔。甚至有才之士即使没有位至高位，皆被收于门下，每当山园游宴之时，聚于一处，各展所长。这种统治者礼贤下士、重视汉儒文化的现象在北朝历史中十分常见，如《北史·儒林传上》的叙述：“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甚至免除官职时，也依据此原则。《北史·魏本纪第五》中：“戊申，诏百官举士，举不称才者，两免之。”
儒教在北朝后期，逐步走上一个较高地位，这种地位的确定，与帝王的偏好与支持密不可分。周武帝于建德二年十二月，召集群官以及沙门道士等人，于正堂高座，带领众人辨释三教的先后排位，并确立“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的次序。奠定了儒教的至尊基础。与此同时，从培养下一代统治者的方面进行文学教育，设立了太子谏议四人，文学方面辅助十人，学士六人。而对于佛、道二教进行进一步打压，周武帝于丙子年开始诏令禁断佛、道二教，将经像尽毁，罢除沙门、道士等，令其还俗。种种统治者诏令使得儒教在其过程中奠定了重要地位。
二、崇敬尊奉孔子
北朝统治者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也通过一定的仪式化手段达到尊儒的目的。统治者主动尊崇儒家至圣孔子，采取“确立圣人地位，厚赏圣人后代”的措施，渐趋渐进、步步为营。首先，尊孔复礼以正民心。《北史·魏本纪第三》记载：“二月乙巳，诏曰：‘顷者，淮徐未宾，尼父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自今有祭孔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杂合，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礼。’”又有“九年春正月戊寅，诏禁图谶秘纬及名《孔子闭房记》，留者以大辟论。”以正言论思想。
进而，立孔庙，祀孔子，封赏后人。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庚申，孝文帝拓跋宏临幸鲁城，并且亲自祭祀孔子于庙中。辛酉，下诏立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又下诏选取孔子正宗后人一人封为崇圣侯，邑一百户，以此为孔子祭祀的一部分。并且诏令兖州当地为孔子建立园柏，修饰坟陇，又立碑铭，以求褒扬圣德。正光二年三月庚午，魏孝明帝行幸国子学，祭祀孔子，并且以颜回配。
三、倡导儒学教育
教育是对人思想进行根本性改变的手段，北朝的统治者对此也下了一番功夫。
首先，完善教育机构。北魏最为典型，因为明理的统治者认为，打天下是可以力取的，可在一时拥有，但是对于文化思想上的统治，还任重而道远。因而北魏初期始，机构逐渐系统完善，人才逐渐增加，与统治者政策诏令以及思想倾向密不可分。北魏道武帝刚刚平定中原的时候，即使日理万机，初兴建国家都邑，但也不忘在文化上加以重视，以经术为先。他诏令立太学，并置五经博士生员上千人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国子太学生员增加至三千人，数量之骤增，体现出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程度。延昌元年三月丁卯，宣武帝下诏曰：“迁京嵩县，年将二纪，博士端然虚禄。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这一诏令促使国子学、太学等机构更加规范完善，从而间接促使儒学在较高阶级中传播影响。在北朝对于这种儒学教育机构的完善政策，在《北史·儒林传》中梳理记载得较为清晰：
明元时，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学于城东……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宣武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正光三年，乃释奠于国学，命祭酒崔光讲《孝经》，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永熙中，孝武复释奠于国学……至兴和、武定之间，儒业复盛矣。始天平中，范阳卢景裕同从兄仲礼于本郡起逆，齐神武免其罪……及天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
其次，时常举办重要的儒学活动。天宝七年冬，齐文宣帝举办宫廷宴会，诏令朝臣文学者以及礼学官员参加，并令官员相互论议经义，亲自临听。不仅如此，由于平时对儒学的研究，太子对经义的理解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称赞。天宝九年，当文宣帝在晋阳的时候，太子监国，还召集诸儒讲《孝经》。这类的儒学文化活动比比皆是。如《北史卷十·周本纪下第十》记载：“戊午，幸太学，以太傅、燕公于谨为三老而问道焉。”这类讨论活动促使儒学在不断发展。
有些时候统治者甚至采取强硬态度与手段，让子女接受儒学教育。太平真君五年庚戌，魏世祖太武皇帝诏令，自三公已下至卿士的子息，都要到太学进学，而各种工伎驺卒的子息也要沿袭其父兄的手艺，不能上私立学校，违者其老师赐死，其人灭门。甚至这种教育政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王权继承者。天宝七年，文宣帝下诏任命国子博士李宝鼎为太子师傅。宝鼎去世后，又诏令国子博士邢峙侍讲。太子虽然年纪轻轻，但温裕开朗，有人君之度。“贯综经业，省览时政，甚有美名。”这让齐文宣帝觉得，太子有汉人的性情本质，并不像他，因而想要废太子立太原王。后来文宣登金凤台，诏令太子亲自手刃囚徒。太子当时无法下手行刑，文宣帝因此而怒，亲自用马鞭打了太子几下。这不难看出儒学的价值观、道德观对于帝王后人的影响，深入人心。
如此可见，儒学在北朝的影响与帝王的政策诏令以及思想导向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李延寿.《北史·齐本纪上第六》[M].中华书局.北京：1974.
李延寿.《北史·周本纪下第十》[M].中华书局.北京：1974.
李延寿.《北史·魏本纪第四》[M].中华书局.北京：1974.
李延寿.《北史·齐本纪中第七》[M]. 中华书局.北京：1974.
李延寿.《北史·魏本纪第二》[M].中华书局.北京：1974.
参考文献：
[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