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生动地描绘和准确地概括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很难的。现在动不动都用狄更斯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来搪塞。我本人也不例外，以为这么一说，既聪明智巧又滴水不漏，可以万事大吉了。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时代的许多最重要的特征，狄更斯也许根本没有想到过。
　　依我的亲身体验来说，这些年来，从自行车时代跃升到小汽车时代再进到高铁时代，一切都像童话中的梦一样，原以为根本不可能，转瞬就实现了。连我都开了十年汽车了。这个三级跳大约在不到二十年内即告完成。从时空上看，不但现在中国变小了，世界也变小了。随着太空暗物质的发现，嫦娥工程的突进，好像宇宙也变小了。家书、情书快失传了，打电报你会找不到地方。人们已经写不出一篇上千字的汁液饱满的情书了。给“父母大人”写信，本是很庄重的事，含有深厚的中华文化的伦理精神，现在可以不用这样了。发短信都算是慢的，用微信直接可以看见尊容。因为我们进入了微时代。然而，人和人的距离从来都没有这么近过，又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么远过。你想看的人，想掏心窝子的人，对方基本并不那么想，过分的天真和坦诚，对方也许以为你有病了或另有所图。就像刘震云说的，在中国，要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真正贴心知己的人，太难了，遂有“一句顶一万句”之叹。你若跟大家一样“呵呵”，那就没事了。
　　据说现在已经没人从头至尾一字不落地读完《战争与和平》了，这我基本相信。但穿越、盗墓、仙侠、后宫、谍战、情变等等，不论多么超长，似乎还是有人看的。信息每天都在爆炸，像蘑菇云一样升空、扩散，其增速是一件近乎恐怖的事情；想从铺天盖地的新闻信息、知识信息、娱乐信息、八卦信息的海洋中挣扎出来，获取自己最需要的一点可信的东西，非常困难。一切都是碎片化的，你永远都在看，永远都看不完；你看了很多很多，却又永远没法把它们连起来。永恒正在失去它旧有的吸引力。有人说，今天再大的事，到明天就变成了小事；今年再大的事故，到明年就变成了故事。如此等等。
　　这样的感慨我还有很多很多，不想再发下去了。这次是范小青的小说《我们聚会吧》引发了我的种种感想。我觉得在今天，一个作家要言说我们的时代，评价我们的时代，艺术地深刻地表现我们这个时代，有点老虎吃天，无处下嘴。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目前还没有人能够以巨大而深刻的超凡笔力，饱满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这使我想到，如此缤纷多样、变化万端、斑驳陆离、五光十色的世情世态图景，是多么需要现时代的巴尔扎克式的历史书记员啊，不记下就会错失良机，就会愧对历史；同样地，如此恍兮惚兮，花非花，我非我，充满了梦幻、异化、虚拟、反讽、荒诞，黑色幽默的前现代、后现代的生活，又是多么需要卡夫卡式的天才艺术家，来洞察我们现代人的困境啊。写不出，那就说明无力写出我们时代的某种精神和心理的真实，就会停留于表象。对目前的中国作家来说，透过地球之眼，探究时代的脉息和人心的奥妙，大多还只是在局部中进行，缺乏融洽整体感，太大太多的东西拢不起来。像范小青，也是从很小的切口进入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聚会吧》是写同学会文化的，一个叫周子恒的同学，在百年校庆时，来寻找他当年所在的五（5）班的同学们、老师们。可是，人没找见一个，却出现了多个歧异，互相缠绕，茫然不可解。一是，五（5）班到底存在不存在？我找了又找，找得头昏眼花，也没有找到我的班级五年级（5）班。为什么偏偏没有5班？二是，当时班上有一男一女两个魔头，刘国庆与王小兰，他们连老师都敢欺负，记得被招安，其一为班长，一为副班长。我回忆了两人的行为、模样，大家说“传神’，但是在个子高矮和发型上，却存在严重分歧。看来有这么两个角色，但又从来不出场。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存在与否？三是在打死俞老师这件事上，似乎大家又取得了共识，都争说有这个事，但人既死，何以又冒出个俞老师？为何班级花名册中也找不出凶手刘与王之名，谁打死的成为悬案，无头案，无法查对。四是，为此不得不建立个“吧”，居然立刻有人报到了，但常常驴唇不对马嘴。自称“吧里横“的说我当年专门欺负女生，这是没有的事，但我也只好嘿嘿一笑。问他真名，他又戏称”李猜“。人是来了不少，都不认识，坐在一起吃饭，言不及义，为聚会而聚会？荒唐！果然有个俞老师，还给吧起了个吧名，叫”野渡无人“。是从我周子恒的名字里分出来的。五是，说来说去，世界上就没有过这么一个班。李小丽说，我是代表我太太进来的，我太太是个孤独的人，尤其不喜欢和熟人打交道，所以我只看看，不说话，这样，她就算死了，也会很安心的。纪爱民说了，我坦白，我是4班的。我是來寻找存在感的，我在4班混得不行，人家一个吃鸡塞了牙缝，另一个人便秘了，都被狂赞，可我的信息永远石沉大海，无人理睬，在那个4班，我根本就不存在。六是，我发现我的同学根本不关心我是谁，我忍不住责问他们，你们都知道自己是谁，你们难道不想知道我是谁吗？同学异口同声说，我们怎么会不知道你呢，你是群主嘛，“野渡无人”的群主。但又说，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聚会了。总之，我同学我老师他们都不想知道我是谁，而且也不想让我知道我是谁。后来，我们真的成了像亲人一样的熟人了。再后来，和许许多多的群一样，就渐渐地，疏远了；渐渐地，没有声了。过了不多久，“野渡无人”就再也无人了。
　　这就是小说的大致内容。主要表现的似乎是，荒诞感，虚无感，我非我，失去了故乡，失去了记忆，“我”似乎存在，似乎又不存在。一群人为什么能迅速地聚拢在一起，聚在“野渡无人”名下，原来人们都需要寻找存在感 。在现实中找不到，就到虚拟世界中去找。高科技、多媒体、网络、微信，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虚拟世界。在物化时代，人成为技术的附庸，人变得渺小化、符号化、复制化了，完全丧失了个性，被淹没了，丧失了家园。怎样才能不被淹没呢？
　　于是，在某种意义上，校友会、同乡会、驴友团、微信群，都是人们企图战胜虚无和孤独，抱团取暖，相互指认其存在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不能说同学会文化没有其热爱生活、激发活力的积极的意义，它们是怀旧、伤逝，向失去的青春致敬，是找回，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是反抗遗忘，遁入幻境。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人是群体动物，标榜孤独，其实最怕孤独，自古皆然。有了一个团体，哪怕是虚拟的，也会好受许多。范小青小说中的那些人，似乎并非向失去的青春致敬者。他们纷纷进入微信群，归到“野渡无人”名下，其实各有目的。人们喜欢虚拟一个陌生组织，也与他们逃避现实存在的环境，希望换一个抹去了过去历史的新环境有关。那样也许会温暖得多，那些曾经的嫉妒、竞争、排斥、中伤、冷眼、被孤立的痛苦，都想一扫而光，哪怕它是虚拟的。事实证明，它长不了，最后仍逃不出乌托邦的命运。一切又回到原状，但人们仍乐此不疲。比如在小说中，找到了某个班，就找到了某个群，证明自己确实存在过。
　　至于同学会文化中，另有一种过分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不在论列。那是企图借同学会来显摆，寻找衣锦还乡感，出人头地感 ；或痴迷于重温初恋或算不上什么的恋；或寻找丢失的青春的，也有人或只为看看别人，比比自己，想想今后，找到一点儿自信的。这种文化的“现代性乡愁”的诗意固然不可否定，但在某种情况下正在遭到破坏，成为另一个虚拟的名利场。某些失意者的参加，当然只能当陪衬演员了，加倍地失落而已。
　　我不知我这样在比较中理解范小青的这篇小说对不对。也许无所谓对与不对，每个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范小青是一位才情横溢的高产女作家。近三十年来她成功地完成了“四重奏”，使我深为佩服。1980年代，她的《裤裆巷风流记》《栀子花开六瓣头》《顾氏传人》《老岸》等等中长篇小说，氤氲着江南烟雨，流荡着浓厚的江南情调，描绘着小城里各式各样小人物的生存情状和内心诉求。她立体化地开掘着苏州文化，偏重于静态的一面。我至今最喜欢的还是她的这些作品。《裤裆巷风流记》被改编成电视剧以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可以说是范小青的成名作。进入1990年代后，范小青笔风大变，主攻改革小说，淡化了性别意识和地域色彩，写了不少时代潮头上的弄潮儿，如《百日阳光》《城市表情》《女同志》中的人物，现实感、运动感和时代精神当然更强烈了，纪实性也比较浓厚，风格由明丽走向了阳刚，由恬静走向了喧哗，由狭小走向了广阔。
　　在这个直接攻坚改革题材的阶段过后，范小青又有过第三次变化，那就是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以及《城乡简史》等等的出现，人物又回到普通人，但又不是早期的市井小人物，人物也不是后撤到街角巷尾，而是行动着的染着时代风尘的普通劳动者。
　　近几年，小青的创作发生了第四次变化，进入了四重奏，这次的变化幅度最大。她对于新媒体、高科技对当代人的生活、心理、情感、思维，以及行为方式的影响非常敏感，发生了浓厚兴趣，写了一批轻喜剧型的不无反讽和戏谑的中短篇小说，令人耳目一新。而随着她的眼光集中于人的异化、悖谬、恍惚、失忆、精神错乱，及其荒诞感，她更多地着力于现代寓言的营造。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和《香火》便是其代表作。有人说她在写中国的《变形记》，有人说她在写中国的《我的名字叫红》。不过，一个人本性难移，一个作家的基调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在我看来，小青终究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我一面关注着小青小说的剧变；另一面，又感到作为小说是不是不那么太好看了，在处理虚与实的关系，抽象与具象的关系，故事性的元素，细节的生活化，及物的程度上，似都有待强化。包括这篇《我们聚会吧》也如此。我想，生活可以是碎片化的，但小说还得有故事线索可循；作者可以进入哲学迷宫，但作为小说还得有感性有细节来充盈；不管作者設置多么奇特的荒诞性境遇，在小说里，总还得通过人物体现其荒诞性。这可说是我在看了她的这篇小说引起兴味的同时，产生的一点小小的不满足。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