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跟云雷喝酒是件舒服自在的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从不打“酒官司”。这样的人我也遇见过，除了天生具有好酒量，还需具备一种癫狂的气质——比如我们小镇上绰号“佐罗”的保险推销员。“佐罗”一入席就成了天然的主宰者，挨个打圈，每人一瓶百威啤酒，站着咕咚咕咚一气灌完，再得意地拍拍肚子说些叽里呱啦的祝酒词。云雷不是这样的人，你敬他酒他就喝，喝多喝少由你决定，从不驳人面子，也极少花哨的言语，脸上始终是那种憨厚的、略显羞涩的笑。
　　我第一次见他是左岸文化网网友聚会上。那是次让人难忘的相聚。北京的夏天，空气里浮游着莫名其妙的热烈和甜美。那天坐了四五桌朋友。我看到云雷轮桌敬酒。后来我问他喝了多少？他笑着说快撑不住了，喝了一瓶半。喝了一瓶半牛栏山二锅头的云雷又跟我们去唱歌。他唱的《梅花三弄》。相对于他的酒量，他的歌声要逊色很多。
　　就慢慢熟起来了。间或去了北京，也愿意招呼他小聚。我本质上是个胆怯的人，跟仰慕的前辈或个性张扬的人相处，总会无端地紧张、不自在。但和云雷在一起就不这样。他身上天生散发着一种淡然的气场，面对面相坐，会让你觉得安然宁静，无需掩饰或卖弄，犹如一位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知根知底、沉默寡言的兄长（其实他比我还小两岁）。尤其是上鲁迅文学院的那半年，因为学校离中国艺术研究院较近，我们一帮狐朋狗友常常唤他来喝酒，以至他和同事刘涛成了我们的“编外同学”。
　　在我记忆里，我们在酒场上只是单纯的吃吃喝喝，从没有正儿八经谈论过文学以及跟文学沾边的话题。这很好，我们都不是酸文假醋的人，我们跟那些从不读书、从不写作的人一样，有着粗糙的、真实的存在感。那是一种必要的、与生活达成某种妥协的仪式。我相信云雷也喜欢沉浸在这种市侩的仪式中。那些占据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孤独、虚无、理想和虚幻的仙境，就交给单纯的夜晚吧。我知道我和他，和这个沉默的人，在文学、在艺术上有着太多通感。比如对贾樟柯的看法，云雷曾批判过他，说他电影中的世界是一个沉寂的中国，不是“活”的中国。他只是从外部、在高处来看这个世界，这样他影片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表情，或者说只有一个表情，那就是麻木、忍耐、逆来顺受这样的表情，而真实的中国、真实的底层肯定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内在的生活逻辑。我觉得云雷说的也是我想说的。有些作家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他们俯视下的世界，只是一个麻冷的、程式化的、没有温度的扁平世界，他们俯视下的人，缺乏那种生动的、立体的、狂躁的、狂欢式的甚至是恶毒的喊叫和抗争。
　　还比如谈到“底层文学”时，云雷说，如果我们将“底层写作”与“纯文学”简单地对立起来，我们就无法看到它们在反抗新意识形态与商业文化上的共同性。正是在对现实与此二种文化的反抗中，“底层写作”与“纯文学”发展出了不同的精神、艺术追求的路向。我对“底层文学”这样的理论知之不多，不过，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云雷的目光是独到的、犀利的。曹文轩先生曾经说过，今天这个世界不缺解构主义者、不缺颓废主义者、不缺向一切泼污的虚无主义者，缺的是保守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在我看来，云雷就是这样一个貌似沉默恬静，实则悲天悯人、旗帜鲜明、语出惊雷的理想主义者。
　　在众声喧哗的酒场上，我们不会谈这些。我们当然不会谈这些。
　　只有一次，我们喝多了去“鸡爪王”吃烧烤，我和他委实争论了一回。争辩的主题和某个人物有关。在对这个人的看法上，他毫无疑问是肯定的，而我是近乎决绝的否定。我记得我当时的声音庞大而急切。我是个没有理论素养的人，对这些复杂的是非问题上也缺乏精细的论证和数据，只是凭着天然的感知磕磕巴巴地跟他较劲。在我们争辩的过程中，他一直微笑。我知道我们肯定都说服不了对方，上了出租车后我们还在不停地说。下车时风大而硬，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张楚，下次我们再好好聊。他的声音浑厚温暖，让我心生歉疚。
　　和云雷争辩后不久，我们又喝了一顿酒。那次是苏童老师来北京，云雷知道我是他的粉丝，特意叫我去会上一面。由于堵车，我晚到了将近半个小时，到饭店时，云雷正在门口等我。让我惊喜的是，没想到在酒桌上还碰到了格非老师和其他几位前辈。在酒桌上苏童和格非两位故友互开玩笑。每当苏童招呼格非“刘勇”，格非就一脸严肃地说，童忠贵怎么怎么样。我们都大笑起来。这时云雷拍着我的肩膀说，张楚，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也都是这样的好哥们。
　　他的手臂很有力，或许是有些微醺，他的目光何止是真诚，简直是炙热——他的大学师友们也说过，他眼睛虽不大，却目光明亮，一忽闪，柔和却又灼人。我看着这个平时看起来有些木讷、有些寡言、激动时还有些磕巴的理想主义者，廉价的伤感让我不知如何作答。后来，我重重地拍了拍他宽厚的、典型的山东人的肩膀，说：“那当然。”
　　（作者单位：河北省滦南县国税局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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