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小学教书时，认为考试分数没有明确的标准，只是用来区分学生成绩的优劣。因此，改卷时分数过八十就算高分，极少有在八十五分以上的。因此，一个班肯定有低于六十分以下的学生，分数不及格可以给一次补考的机会。他也把这个经验，运用到燕京大学的教学中。
　　钱穆刚到燕京大学时，教授两个班的国文，新生和二年级各一个班。一次月考时，他照例给了几个学生不及格。学生告诉他，按燕大的规定，新生月考不及格就必须退学。钱穆见学生有来自福建、广东等地的，上了一个月就要退学，他们能到哪里去呢？因此，他赶紧到考务办公室索取考卷，想更改分数。对方说学校没有这样的先例。他说：“我是今年新来的老师，不知道学校有这个规定，否则新生月考决不会给以不及格的分数。”对方说：“此乃私情，你现在不知道学校的规定，所批分数乃更见你的公正无私。”钱穆说：“我一人批分数是我一人之私，学校不能凭我一人之私以为公，我心有不安，一定要取回另批。”对方十分为难，与校方商量后才表示同意。最后，钱穆取回试卷重新批过，再报到学校，因此新生就没有退学的了。
　　教育家傅斯年，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作为校长，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发掘到高才生加以鼓励。他特意举行全校作文竞赛，颁发奖金。他亲自出题阅卷，看到好文章就约作者面谈。有一次，他看到一篇好文章，极为欣赏作者的文才。在两人谈话时，他了解到该生家境贫寒又患深度近视，就问为什么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患脑溢血去世。没几天，卫生署的刘瑞恒来到他家，交给傅夫人俞大彩一副眼镜。俞大彩问是怎么回事，刘瑞恒说是傅斯年专门托他到香港为一个学生配的。俞大彩接过眼镜，说要给钱。对方连连摇着双手说：“不用了，孟真早已付给我了！”这是傅斯年为学生办的最后一件事。
　　教育家蔡元培，1901年在上海南洋公学教书，他经常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因此学生动辄批评时政，对清廷表示不满。学校当局唯恐被政府取缔，就下令严禁学生谈论时政。一些学生为了表示抗议，竟愤而退学。外地学生离校后，住在小旅馆中，几乎无法生活，他们派代表向中国教育会求助。蔡元培、吴稚晖等老师是中国教育会的主要成员，当时就接受了学生的请求。蔡元培自告奋勇，四处奔走，找人贷款。当他准备去南京时，他的长子还生着重病。蔡元培为了不让二百多个学生饿肚子，不顾爱子病重，毅然启程。全校师生十分感动，纷纷送他到轮船码头。正当大家挥手告别之际，蔡家的佣人气喘吁吁地赶来，高声大喊：“先生！大少爷不行了，你赶快回来！”蔡元培心如刀绞，含泪启程。三天后，蔡元培带着一千多块大洋回到上海，暂时解决了学生的伙食问题，但是他再也看不到爱子了。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三位大师当为后人敬仰。
　　（编辑/张金余 贾培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