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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都属于辩证哲学的家族。马克思敲碎了黑格尔的坚果，拣起了一些碎片，他的伟大在于发现了结构矛盾与颠倒。巴斯卡与马克思分享了三种矛盾（结构矛盾、颠倒与科莱蒂矛盾），又增加了埃奇利矛盾。批判实在论指出，辩证法的本真面目是四重缺失：使对使缺失成为缺失的约束成为缺失。
关键词：辩证法；马克思；巴斯卡；批判实在论
作者简介:安德鲁·科利尔（Andrew Collier），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哲学系教授，从事政治哲学、批判实在论、宗教哲学、马克思、弗洛伊德与康德研究。
译者简介：强东红（1971-），男，陕西绥德人，咸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研究；陈静（1981-），女，甘肃天水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B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6-0005-07收稿日期：2006-04-12
黑格尔及其跟随者的绝对理念论、马克思及其跟随者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都属于辩证哲学的家族，这一点颇有深意。不过这是一个大家族，其中也包括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哲学。这些都分享了有机的本体论而不是机械的本体论，分享了亚里士多德式的而不是功利主义的实践理性（因为将柏拉图中的苏格拉底式的实践理性观视为亚里士多德式的是有益的，尽管是时代错误）。但在此，我想将辩证法聚焦于更确切和特定的意义上，聚焦于（几种意义的、包括颠倒现象的）矛盾观上，聚焦于通过解决矛盾而发展的思想。
一、黑格尔的坚果与马克思的榔头
黑格尔的辩证观是纯粹的一元论。逻辑矛盾、社会矛盾、通过解决矛盾达到绝对的思想进步、通过解决矛盾达到绝对自由的人类进步，这些都属于一个天衣无缝的理论。但我将指出这并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完全一致，我还将继续追问它是否与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的辩证法完全一致。
黑格尔可以将逻辑矛盾视为实在(reality)的特征，因为作为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实在本身拥有一种概念结构。马克思并不如此。因此，当马克思敲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者的硬壳（由来已久的比喻），抽取出辩证法的内核之际，他也在此过程中打破了内核，然后拣起了一些碎片。例如，逻辑矛盾与现实矛盾的思想分开了。我认为马克思并未以任何方式将辩证矛盾视为与逻辑矛盾有关（除了在语源学方面，其术语源于黑格尔）。在一个地方，他明确地作了比较：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于黑格尔的“矛盾”，一切辩证法的源泉，虽然十分生疏，但对各种荒唐平庸的矛盾却很内行［1］（P744）。
在此，在李嘉图与西尼耳的利润理论之中，荒唐平庸的矛盾大抵是逻辑矛盾。当恩格斯也意欲表明社会科学分门别类之后，哲学还剩下什么时，他说那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2］。形式逻辑依赖（非）矛盾律、即对立命题不可能同时都是真命题的定理。非常奇怪，哲学的另一成分——辩证法依赖对立定理，正如实际上所有那些谈论“辩证逻辑”的人有意假定的——虽然必须承认恩格斯自己在此并非无过。事实上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破碎的坚果中抢救出来的不是任何一种逻辑，而是两种适用于一些社会现实的思想：
第一，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是体系的结构特征，它必然生成该体系的机能障碍。重要的是这些矛盾是内在的：机能障碍并非仅仅来自体系的对立面的立场，而是来自体系自身的立场。这样阶级斗争与周期性危机（现在可以加上环境灾难）必然由资本主义生成，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机能障碍。在这种意义上矛盾不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思想，而且也使他避开任何其他激进政治思想家的乌托邦思想。我们与资本主义战斗，不是因为拥有来自乌有乡（nowhere）的观点，可以看到对于人类而言最好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有矛盾，在其内部可以看到矛盾，它伤害着人民，它可以被资本主义生成的资源解决，但只能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的方式。即使马克思在其他方面的论述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仍然是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只因为这一项发现。毕竟它是一种发现，不是只从黑格尔处借来的东西，因为在重要的方面，马克思的现实主义的矛盾思想恰恰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对立面。黑格尔的思想是巴门尼德式的（Parmenidean）：显现为实在的东西容纳着（逻辑地）矛盾，因此最终也根本不能成为实在，而只是现象。马克思的思想是赫拉克利特式的(Heraclitean)：实在似乎与矛盾无关，但这可能只是现象，潜在的实在可能是矛盾的（阶级斗争潜伏于公共利益的外饰下边）。
第二，但当马克思谈论辩证法时，他正是经常将辩证颠倒作为辩证矛盾。这对于青年马克思而言显然是真实的，从他的产品统治了生产者的异化思想可以看出这一点；但在《资本论》中活劳动被死劳动统治也被看作为一种颠倒。因而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这种颠倒，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的扭曲”［1］（P425）；而又一次写道：“一种反常现象，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工具（机器——作者注）经历了辩证的颠倒，竟成为将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1］（P532）。这种颠倒观，与矛盾观不同，引起了一种对超历史的东西的诉求：在产品统治生产者、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的秩序中，必定存在一本然的本体秩序，在其中生产者统治产品、活劳动统治死劳动。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保卫这样本然的本体秩序，但他所说的预先假定了它完全可以保卫。
那么这些就是构成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两种坚果的碎片。它们根源于黑格尔，但在形式上它们构成了马克思，它们呈现为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本体实在论。它们并非任何辩证的一元论的部分。
二、巴斯卡的《辩证法》之前的巴斯卡的辩证法
在罗伊·巴斯卡的大著《辩证法》之前，他谈到辩证法时，似乎
认可了类似于马克思辩证法的非一元观，尽管他主要涉及的与他自身有关的特别的坚果碎片并不与我刚提及的完全相同。在这个时期，巴斯卡的著作中最彻底地讨论辩证法是关于《召唤现实》中的话题的论文。在此他将马克思的辩证法显现为碎片化：
某种可能性由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的批判引起，它就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可能规定某种一元现象，但能规定许多不同的数字与话题。
这样的辩证法可能与普通的谱系关联，但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体系联系与其拥有普通本质、内核或萌芽并无关联，更何论其中一种能与（丝毫不变地）黑格尔重复相撞。［3］(P119)
巴斯卡继续在可称为辩证法的马克思的果实中区分几种明显的事物。在此文本中最惹人注目的首先是认识论（或方法论）的辩证法，马克思说它是圣彼得堡评论家对《资本论》的评论贡献给他的方法，虽然罗伊·巴斯卡将这种描述称为“富有特色地实证主义的”。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将自己的方法称为辩证法（正如一直被称为的那样）的含义有一定的困难，除非辩证法所指的不是任何理论而是组织思想的技艺（正如罗伊·巴斯卡后来更愿意将其描述为作为“思考区别与联系的一致性的艺术”的“辩证地思维”）。其次是结构矛盾的理论，如我已描述的“真正的包容性的对立面，由此矛盾项或矛盾的两极存在地互为前提”［3］（P120）。罗伊·巴斯卡也补充道，它们是“内在地关涉现象的神秘形式”，这是他在别的地方叫做科莱蒂矛盾（Colletti contradictions）的特征。
在《科学实在论与人类解放》中，罗伊·巴斯卡表明除了与逻辑矛盾有点相似之外，由社会科学发现的各种形式的矛盾并无相同之处［4］(P197)。与结构矛盾、颠倒相比，他在这里与在《自然主义的可能性》中提及的两种矛盾与逻辑矛盾有更为密切的关联。首先，是“科莱蒂矛盾”［5］（P70-71）。这发生于当一些社会实在呈现自身于我们的方式与实在真正所是的方式相矛盾时。例如，货币的实在是它统治着别人的劳动，而它将自身呈现为好像它是能被占有的物质而不能影响任何人。
罗伊·巴斯卡并没有给其论述的另一种矛盾命名，但既然它是在罗伊·埃奇利(Roy Edgley)的论文《作为辩证法的理性》（Reason as Dialectic,1976/1998）中第一次公开指出的，让我们称其为“埃奇利矛盾”(Edgley contradictions)。罗伊·埃奇利使人们注意到事实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意识——现实具有逻辑矛盾：人们的观点是现实的部分，人们的观点可以与别人的观点（逻辑地）矛盾。因此批判某个社会的一种方式是指出，在那个社会中流行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科学训练能得到与所研究的社会中的人们持有的定理相矛盾的定理,因此社会科学能以一种自然科学不能的方式批判它的对象。
我认为马克思使用术语“矛盾”时，他未曾有埃奇利矛盾的意思。但对于批判实在论而言，它们非常重要，因为解释批评是其例证。解释批评的重要案例，进行批判的社会科学显示了对某社会的看法流行于该社会，并且是错误的；另外它的流行并不偶然，它由那个社会的结构生成，并且对于那个社会的平稳运行也非常必要。为了阐明这一切，不能只批判错误观点，而且也要批判社会，同样重要地，也要激发改革该社会为并不必然虚假的社会。这种解释批判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科莱蒂矛盾，但必然包含埃奇利矛盾。关于所有这类矛盾，罗伊·巴斯卡非常清楚它们可以被不矛盾地（consistently）描述，也就是，某人为了描述它们或任何别的矛盾，并不必定犯逻辑矛盾的错误。例如，他说科莱蒂矛盾“可被不矛盾地描述，正如真正的那种更直截了当的逻辑矛盾一样”［5］(P70)。
我认为，与这些有价值的但明显的坚果碎片一起，两块无用的黑格尔的外壳从一些辩证唯物主义者中逃脱出来了。在继续去理解坚果与外壳如何在罗伊·巴斯卡的《辩证法》中的遭遇之前，我将简短地讨论这些。
三、要抛弃的坚果壳
对于黑格尔主义者而言，辩证法由理性强化了因此随处可见。对于实在论者而言，任何给定的实在是否具有一种或另一种辩证的特征，是一种经验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者犯的首要的也是最常见的错误是过于概括化地表达矛盾思想，以至于所有特色与尖刺都丧失殆尽。这并不是马克思自己做的，而是恩格斯做的，马克思在这方面可能赞成恩格斯的观点，虽然他自己在谈论矛盾时总是非常具体详细并且内容充实。我并非把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归功于马克思，把所有缺点归咎于恩格斯那类人，但对于恩格斯所论述的辩证法，我要坚持追问：“将这种关系称为矛盾，而将那种关系称为否定之否定之际，究竟在这种描述中添加了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只有琐碎的术语。”
辩证唯物主义者偶然犯的并经常被责难的第二种错误是否定（非）矛盾律，也就是主张前后矛盾的声明能描述实在。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式的结构矛盾、科莱蒂矛盾和埃奇利矛盾都可以被无矛盾地描述而不违背任何逻辑规则。某人为了描述它们并不必然前后矛盾，正如行为研究者描述狗的行为时并不必须吠叫。这似乎被辩证唯物主义者偶尔地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批评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如科莱蒂，经常认为对于任何辩证法而言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时人们听到他们主张存在这样的作为辩证逻辑的事物，它否定（非）矛盾律，但未曾有人拼写出这样的逻辑规则，或显示可以如何应用它来证明或不证明一个论点，他们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因为如果允许存在逻辑矛盾，那么一切声明都丧失了内容，这是由于对立面可被同样论断。人们必须小心翼翼地阐释辩证唯物主义者关于这种问题的文本，因为经常搞不清他们是在否定（非）矛盾律或只是论断结构矛盾的实在。因而普利泽（Politzer）告诉我们形而上学（即非辩证法）思想的特征之一是“厌恶矛盾”［6］（P75）。他的意思是“对立的事物不能同时（同地）共存”。但这种观念完全依赖人们借此表达的意义；他只给了生与死的例子，在此明显地承认这点：“真正地，在生与死的例子中，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但是当然生与死在不同的存在可以共存，没有任何逻辑矛盾：如蝴蝶的死与卵的生。“形而上学者”并不否定这点，辩证论者似乎并没有论断一个人可以在同时既生又死。辩证法仍然特有的只是论断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的可能性，即结构矛盾。同样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关于否定之否定的章节也是如此。只有一些真正的“否定”才有以“辩证法则”的标题下出现的资格；说“玫瑰不是玫瑰并非实情”不是辩证的运作——辩证的运作仅仅发生于真正的否定意义上的双重否定过程中，真正的否定是指真正的过程，而不是逻辑运作。而且，某人可能通过用靴子踩碎虫子而否定它，猜测地说，可能通过用门口的鞋垫子擦其靴子来否定那种否定，这虽然是真实的过程，但并不是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后者发生于所有的否定都是一些有机过程的部分之际：毛毛虫否定了卵，蝴蝶否定了毛毛虫，卵否定了蝴蝶，因为蝴蝶产下它们之后便死掉了（在此我们有三重否定，而恩格斯遗漏了中间的一环）。这种辩证法不是逻辑，而是关于事物存在的方式（更精确地说是一些事物存在的方式）的理论。那些不喜欢形式逻辑的人如此做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种学科是如何完全地平淡无味。无论如何它并不排除任何一种形而上学的（或辩证的）立场。它在形而上学上是中立的：它不阻止任何人承认蝴蝶产卵然后死掉。应该说分析哲学家要为这种错误理解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们总是呈现其形而上学观，就好像它们是由逻辑限定的，为了这样做使用毫无意义的术语，如“逻辑语法”、“观念真理”等。
为了复活另一种由辩证唯物主义者构建的并与对(非)矛盾律的否定混淆起来的好观点，在此需要对术语进一步澄清。（非）矛盾律（它不仅是形式逻辑依赖的而且是所有提供信息的话语依赖的）宣称，在精确的意义上讲，在实在中可以没有矛盾，也可以没有异己者：它宣称，矛盾的命题都不可能真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有几种其他意义的矛盾，它们可以存在于实在中，可以被无矛盾地描述而不违反任何形式逻辑的规则。但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有时认为他们必须在不同方面挑战形式逻辑：不去否定“P与非P”的必要的谬误，而去否定“A=A”的“同一性法则”。我认为在这种否定中重要与真实的观点被错误地表达了。当人们在特定的时间谈论特定的存在物种同一性即使在指定时间也不是可递的。因而我被告知大山雀的亚物种如物种A与物种B杂交（因此是作为物种B的同一物种的部分），B与C杂交，C与D杂交，但D并不与A杂交。因此A与D并不是相同的物种，虽然通过同一性的可递性，它们应该是。，A=A一般被人认可；但它并不坚持历时同一性（identity through time）。现在我认为在此否定的真正存在是历时同一性的可递性。同一性的可递性意味如果A=B，B=C，那么A=C。如果当我在2000年1月写道，工党的领导人是托尼·布莱尔，托尼·布莱尔是首相，那么就有工党的领导人是首相这样的命题。但当我们谈论历时同一性时，同一性的可递性并未保持：被拿破仑毁灭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查理大帝创立的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同一事物，尽管在任何中间的几个世纪的末期，神圣罗马帝国与那个世纪开始之初的它总真实地是同一事物。分析哲学家通过假定同一性的可递性必然在所有时间和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持存，而将自身捆扎成各种各样的结。正如一些分析哲学家的做法，如果有人将可递性包括进同一性定义中，那么他必须荒唐地断定没有任何永恒的同一性观点；但这样一来，同一性的思想丧失了与通常语言中的单词“相同”的联系，实际上成了无意义的——如果不是不可学得的话。
但是否定历时同一性的可递性并非根本上构建关于逻辑的观点；它不是论断A=非A，尽管误入歧途的辩论者有时认为如此例如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在一篇概括性的优秀论文《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On the Marxist Dialectic，in R.Norman and S.Sayers,Hegel, Marx and Dialectic,Brighton,Uk:Harvester,1980）中第一次正确地描述了结构矛盾的特点：“矛盾的辩证观是对立面之间的这样的冲突是必要与基本的。”但不幸地,他继续论述道：“表达这点唯一正确的公式是‘A与非A’。”但并非如此。资本主义包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基本冲突，但资本主义并不是既资本主义又非资本主义，也不是既资产阶级又非资产阶级。塞耶斯也犯了辩证法过分概括化的错误。在援引的两个句子之前他说：“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在其中既容纳否定性又容纳肯定性。”对于任何事物来说，这并不真实：资本主义如此，但柑桔就不是如此。。它是在构建关于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在标准的意义上，而不是在黑格尔与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的特殊意义上）。它是关于特殊变革（变革为别的事物）的方式的观点。基于（非）矛盾律的逻辑仍然完好无损。再一次，辩证哲学家反对形式逻辑的错误与分析哲学家的错误信仰不相上下，而且部分地为后者所辩护——他们在构建形而上学时也在构建逻辑。
四、辩证的批判实在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拥有一张有用的观念与理论的清单，它们由于共同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可称为辩证法，但它们以其去神秘化的形式并不形成辩证法的单一论部分，尽管它们是相容的、因而能成为并不矛盾的理论部分。我们也有两三块黑格尔主义的坚果壳，它们被一些辩证唯物主义者保留，但必须抛弃。由于批判实在论保留了辩证法思想（结构矛盾、颠倒、科莱蒂矛盾、埃奇利矛盾），在相同意义上可以和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一样被称为辩证论；对于方法论的辩证而言，批判实在论可能易于怀疑马克思的主张，但与马克思一起分享了三种矛盾（结构矛盾、颠倒、科莱蒂矛盾），而又另外加了一种（埃奇利矛盾）。
但随着罗伊·巴斯卡的著作《辩证法》的出版，我们获得了新的起点，因为它是一本集中探讨辩证法的著作，雄心勃勃意欲成为一种体系。它出版之后，罗伊·巴斯卡与别的批判实在论者开始谈论作为批判实在论的新发展的“辩证批判实在论”，这在早期的著作中并没有预示。在某些方面它肯定是一种新发展，因为它标出先前的批判实在论并未探索的广泛的哲学领域。但我在此想问的是：罗伊·巴斯卡是在继续“超越碎片”，意欲重新聚合碎裂的坚果吗?
正如我一样，可能对作为洞见与无价的观念工具的财富宝藏的《辩证法》有很高的评价，尽管仍然怀疑是否体系的身份已被获得、可能获得或应该有雄心去获得。我与克尔凯郭尔、尼采一样不信任体系构建，实际上我认为批判实在论有理由避免体系构建。毕竟，批判实在论清楚地显示了科学的多样性并非偶然，而是基于自然的分层，我们不可能获得单一论科学的思想。而且，它含蓄地显示了科学与来自日常实践的习惯知识并不连续（continuous），尽管它们并不矛盾，相互提供信息。在某一地方可能本体论地存在一个体系；但我们关于它的知识必然是碎片的，而极力使其成为体系将跌进盲人摸象的错误：一个抓住象尾说它像一根绳子，一个抓住象鼻说它像一根软管，一个抓住象牙说它像矛，诸如此类。每个人已经得到完美的知识碎片，但只要犯了把部分当作整体的错误，他的论述就是荒唐可笑的。即使盲人聚集于一起，他们完善其知识不过是说“部分像软管，部分像长矛”诸如此类的话。试图勾勒其画图将导向荒唐的结果。因此重新统一的辩证法的前景并不能给我留下好印象：马克思已经粉碎了它，没有让黑格尔主义加入。
罗伊·巴斯卡在《辩证法》中大量的关于辩证法的谈论与马克思和巴斯卡的早期著作中的碎片化的辩证法是协调的。他区分了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7］（P56），尽管他说两类矛盾是重叠的——大概在思维中与埃利奇矛盾叠合在一起。在辩证矛盾中，他区分了黑格尔的观点（它们因为必要而通用）、恩格斯的观点（它们因为经验一般而通用）与马克思的观点（它们特定于存在的一定区域，如资本主义）［7］（P151）。文本中充斥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辩证法现象的分类与亚分类。
然而，辩证观延伸到超越了矛盾论，而矛盾论自身被延伸了：“矛盾论可能被用作一种隐喻……表示某种不和谐、压力或紧张”［7］(P56)。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只是以学究气的四音节单词授予了长期熟悉的现象一个称号，以一个新的单词表示马克思的发现，即整体中的内在相关方面之间的革新导致的对抗。而且，“辩证矛盾＞对立＞冲突＞公然的斗争”［7］（P59）。必定存在辩证的矛盾，这种矛盾并不引起人类集体（如阶级）之间的冲突，如恩格斯的企业组织化与市场无序化之间的矛盾，或如现代环境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在相互破坏性倾向的意义上引起对抗。在辩证法思想的外延之处，巴斯卡写道：“绝不是所有的辩证法都依赖矛盾，甚至很少背离同一性与非矛盾的逻辑标准”［7］（P56）。
除了奇怪地承认一些辩证法背离逻辑标准外，这还允许将没有矛盾的现象归为辩证的。哪一种现象呢？整体中的各方面如果冲突就是辩证矛盾，他们之间的内关系本身现在则被称为辩证联系。不管一种组合是不是具有社会性因此满载概念或相反，只要它容纳辩证联系［7］（P67），就可称为辩证。事实上可数名词“辩证法”贯穿全书经常出现，它并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复杂的发展过程”（complex developmental process）罗伊·巴斯卡在这本书的开始处的绪论性的辩证法的定义（在反身名词的意义上）要比这更为具体：“辩证法已成为表示观念与社会（有时甚至自然）冲突、相互联系、变化的或多或少错综复杂过程，在其中对立面的生成、相互渗透、碰撞（导致了其超验性以更为充盈或更为充分的思想模式或生命/存在形式），起了重要作用。”（Dialectic:The Pulse of Freedom，P3）不幸地，他继续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否认、对立与对抗对于辩证法而言并非必要。这并不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它是更为松散的使用单词“辩证法”的决定。——参见《辩证法》中的辩证法的单子［7］（P201-202）。对我来说，所有这些都将辩证法的思想扩展得太宽泛也太浅薄——这是我谴责的一些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首要错误。巴斯卡一般不犯第二个错误，坚持辩证矛盾可以被描述而不用犯逻辑矛盾的错误：“所有这类（矛盾）可以描述、具有被没有矛盾地（在科学的内在方面）解释的潜能”［7］（P67）。虽然他接着说：“只有认识论的辩证法才必然地以特定的批判要素破坏同一性与非矛盾的正式原理。”尽管我不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一种对认识论辩证法（一个短语，在其中“辩证法”似乎有“复杂的发展过程”的意义）如何破坏这些原理的说明。
在同一页巴斯卡说辩证批判实在论“将要定位而不是仅仅否定‘逻辑’”，他还表明，在那章的标题“辩证法：不在场的逻辑”中，他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逻辑”的；因此他不是在构建作为形式逻辑的对手的辩证逻辑。然而有人觉得在此存在与“辩证逻辑"的危险的调情。这里他又一次突然抛出评论：“马克思并无破坏非矛盾的标准（尽管马克思主义必须破坏，如果它作为一门科学想取得点滴进步）。”［７］（Ｐ198）至于如何帮助马克思主义取得这样的进步，他没有详细说明，也不可能详细说明。
关于辩证观的外延的问题，当然可以非哲学地反对这种外延，只要这种反对对于他所延伸内容而言是清晰的。我发现稍微可惜的是，真正有价值的坚果（人类解放依赖的结构矛盾与颠倒的思想）在这种辩证的补丁中损失了很多，而在其他地方却很丰富。因此现在是可以转到第二章第十节的时间了，巴斯卡在这小节将辩证法的本质与解放连接起来，“转向辩证法的真正定义”。
五、辩证法的本真面目
在标题为“转向辩证法的真正定义”的小节中，巴斯卡发现辩证法的真正定义或本真面目是“使缺失成为缺失（the absenting of absence）”［7］（P176），而关于此，他随后重申为“使对使缺失成为缺失的约束成为缺失（absenting constraints on absenting absences）”［7］（P177），后来又通过下标的手段特别指明使约束成为缺失是社会地强加的约束［7］（P200）。
正如我在别的地方指出的，尽管这种公式非常抽象，但它很容易以具体的例子填补：失业是工作的缺失；得到工作会使那种缺失成为缺失；但是政府的通货收缩的经济政策可能是对使那种缺失成为缺失的约束；而改变那个政府可能使那种约束成为缺失［8］。来自传统的辩证法公式的最沉闷的回声是否定之否定。类似于此，它是递归的；并没有什么关于数字2或4的魔术；我已说明，蝴蝶的例子实际上是三重否定而不是双重否定，当然它被世世代代重申。同样，失业自身可被看作对使物品缺失成为缺失的约束，它阻止失业者购买；可能存在更进一步的对政府缺失的约束（如反抗力量的原子化），政治实践可能使其成为缺失。但是存在缺失的连续性的结构，它在传统的否定连续性中并不必然在场。它是一种更替好与坏的结构：工作的缺失是坏，而坏的缺失是好，约束这种缺失是坏，这种约束的缺失是好。我们拥有第一、第二、第三与第四顺序的缺失，奇数是坏，偶数是好。但为了形成这种更替，必须终止这种序列：第一顺序的缺失，可能是坏——“所有的坏可被视为缺失”［7］（P176）。但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事物可被视为缺失，这意味第一顺序的缺失必然是坏。这意味更进一步，即使事实上任何事物可被视为缺失（食物是饥馑的缺失，视力是盲目的缺失），也不是每一事物都能真实地被当作第一顺序的缺失（饥馑与盲目是第一顺序的缺失，食物与视力不是）；尽管缺失可能是第一顺序与更高顺序的缺失，正如自身的结束也能是别的结束的手段。缺失不只是由否定判断投射的形而上学的阴影，它总是可转换的；缺失属于本体论，是不可转换的。中世纪的哲学家是正确的：一些事实是内在的否定、存在的匮乏，所有的坏都是这样。这种四重缺失的公式因此需要如此区分真实的缺失与名义的缺失，如我在那个题目的论文中所论述的论文《真实与名义的缺失》（Real and Nominal Absences, in After Postmodernism: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Realism,London: Sage, 2001）。。
在这种四重缺失的结构中存在更进一步的区别。第二顺序缺失是满意的行为；第四顺序的缺失是解放的行为；第二顺序的缺失改善事件的状态；第四顺序的缺失改变结构。一般来说，偶数的缺失的顺序越低，越接近个人的满足感，顺序越高，结构转变更为深层。
一些这样连续缺失的结构正是描述那些古典辩证唯物主义者谈论否定之否定（如剥削者的被剥夺）时思考的政治例子。将这样的过程比作蝴蝶生成中的连续否定抹平了这种结构。否定之否定的理论可最好地被视为一种不充分（因为被不充分地构成）地试图构建解放的理论。而在构建解放的理论化方面，对使缺失成为缺失的约束的缺失的说明，取得了成功。现在我们明白了《辩证法》的真正成就之一。
我已经指出，从人类解放的立场看来，马克思的两个重要的辩证法的黑金块是结构矛盾与颠倒的思想。我们现在必须问，正如在《辩证法》中的定义，辩证法的本真面目如何涉及到这些。
我已在别的地方指出，由马克思发现的“历史规律”的身份是它们表示约束社会的再生与转变［9］。约束社会的转变容易理解。存在一定的有可能转变社会的方式，也存在着相应的一定的转变社会的必要条件。例如，在生产中没有财富所有权，就不可能为了消费而平等分配财富。约束社会的再生更为复杂，其理论化对于马克思而言更为原创。例如，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因此如果没有与那种进步相应的各方面的变化（资本增长的有机构成，资本集中于更少更大的公司等等），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再生产自身。那些约束资本主义再生的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没有生成某种日益增多的破坏性倾向——阶级斗争、周期性经济危机、环境破坏，资本主义就不能再生产自身。这些矛盾不仅约束使缺失成为缺失，而且约束生成缺失；这些矛盾还约束社会和谐的缺失、约束工作的缺失、约束环境的供养生命的特征的缺失。也存在约束这些约束的缺失：它们可以仅仅与生产其自身的资本主义关系在一起才缺失。那么矛盾并不是第一顺序的缺失；它们约束社会生成作为再生自身的必要条件的第一顺序的缺失。颠倒也能被视作一种约束：生产者与产品的颠倒约束生产者去侍候产品，而不是享受产品的使用等等。但是颠倒也能被视为它们自身的第一顺序的缺失。在自然的本体论的秩序中，理性存在优先统治缺乏理性的存在，意识存在优先统治缺乏意识的存在，生命存在优先统治缺乏生命的存在。颠倒（通俗地说：物优先统治人）将这些缺乏（缺失）的存在置于权力的位置。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心脏存在理性、意识、生命的缺失，而这些缺失的本体论的实在可被其深层的与宽泛的影响证明。
参考文献
［1］MARX. Capital,vol.I［M］.Harmondsworth:Penguin,1976.
［2］ENGLES. Anti-Duhring［M］.Moscow:Progress,1969.
［3］BHASKAR.Reclaiming Reality［M］. London:Verso,1989.
［4］BHASKAR.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M］.London:Verso,1987.
［5］BHASKAR.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M］.Brighton:Harvester,1979.
［6］POLITZER.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6.
［7］BHASKAR.Dialectic:The Pulse of Freedom［M］.London:Verso,1993.
［8］COLLIER.The Power of Negative Thinking［J］.Radical Philosophy,69.
［9］COLLIER.Scientific Realism and Socialist Thought［M］.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1989.
［责任编辑李小娟 付洪泉］
关键词：辩证法；马克思；巴斯卡；批判实在论
作者简介:安德鲁·科利尔（Andrew Collier），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哲学系教授，从事政治哲学、批判实在论、宗教哲学、马克思、弗洛伊德与康德研究。
译者简介：强东红（1971-），男，陕西绥德人，咸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研究；陈静（1981-），女，甘肃天水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B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6-0005-07收稿日期：2006-04-12
黑格尔及其跟随者的绝对理念论、马克思及其跟随者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都属于辩证哲学的家族，这一点颇有深意。不过这是一个大家族，其中也包括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哲学。这些都分享了有机的本体论而不是机械的本体论，分享了亚里士多德式的而不是功利主义的实践理性（因为将柏拉图中的苏格拉底式的实践理性观视为亚里士多德式的是有益的，尽管是时代错误）。但在此，我想将辩证法聚焦于更确切和特定的意义上，聚焦于（几种意义的、包括颠倒现象的）矛盾观上，聚焦于通过解决矛盾而发展的思想。
一、黑格尔的坚果与马克思的榔头
黑格尔的辩证观是纯粹的一元论。逻辑矛盾、社会矛盾、通过解决矛盾达到绝对的思想进步、通过解决矛盾达到绝对自由的人类进步，这些都属于一个天衣无缝的理论。但我将指出这并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完全一致，我还将继续追问它是否与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的辩证法完全一致。
黑格尔可以将逻辑矛盾视为实在(reality)的特征，因为作为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实在本身拥有一种概念结构。马克思并不如此。因此，当马克思敲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者的硬壳（由来已久的比喻），抽取出辩证法的内核之际，他也在此过程中打破了内核，然后拣起了一些碎片。例如，逻辑矛盾与现实矛盾的思想分开了。我认为马克思并未以任何方式将辩证矛盾视为与逻辑矛盾有关（除了在语源学方面，其术语源于黑格尔）。在一个地方，他明确地作了比较：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于黑格尔的“矛盾”，一切辩证法的源泉，虽然十分生疏，但对各种荒唐平庸的矛盾却很内行［1］（P744）。
在此，在李嘉图与西尼耳的利润理论之中，荒唐平庸的矛盾大抵是逻辑矛盾。当恩格斯也意欲表明社会科学分门别类之后，哲学还剩下什么时，他说那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2］。形式逻辑依赖（非）矛盾律、即对立命题不可能同时都是真命题的定理。非常奇怪，哲学的另一成分——辩证法依赖对立定理，正如实际上所有那些谈论“辩证逻辑”的人有意假定的——虽然必须承认恩格斯自己在此并非无过。事实上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破碎的坚果中抢救出来的不是任何一种逻辑，而是两种适用于一些社会现实的思想：
第一，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是体系的结构特征，它必然生成该体系的机能障碍。重要的是这些矛盾是内在的：机能障碍并非仅仅来自体系的对立面的立场，而是来自体系自身的立场。这样阶级斗争与周期性危机（现在可以加上环境灾难）必然由资本主义生成，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机能障碍。在这种意义上矛盾不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思想，而且也使他避开任何其他激进政治思想家的乌托邦思想。我们与资本主义战斗，不是因为拥有来自乌有乡（nowhere）的观点，可以看到对于人类而言最好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有矛盾，在其内部可以看到矛盾，它伤害着人民，它可以被资本主义生成的资源解决，但只能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的方式。即使马克思在其他方面的论述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仍然是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只因为这一项发现。毕竟它是一种发现，不是只从黑格尔处借来的东西，因为在重要的方面，马克思的现实主义的矛盾思想恰恰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对立面。黑格尔的思想是巴门尼德式的（Parmenidean）：显现为实在的东西容纳着（逻辑地）矛盾，因此最终也根本不能成为实在，而只是现象。马克思的思想是赫拉克利特式的(Heraclitean)：实在似乎与矛盾无关，但这可能只是现象，潜在的实在可能是矛盾的（阶级斗争潜伏于公共利益的外饰下边）。
第二，但当马克思谈论辩证法时，他正是经常将辩证颠倒作为辩证矛盾。这对于青年马克思而言显然是真实的，从他的产品统治了生产者的异化思想可以看出这一点；但在《资本论》中活劳动被死劳动统治也被看作为一种颠倒。因而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这种颠倒，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的扭曲”［1］（P425）；而又一次写道：“一种反常现象，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工具（机器——作者注）经历了辩证的颠倒，竟成为将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1］（P532）。这种颠倒观，与矛盾观不同，引起了一种对超历史的东西的诉求：在产品统治生产者、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的秩序中，必定存在一本然的本体秩序，在其中生产者统治产品、活劳动统治死劳动。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保卫这样本然的本体秩序，但他所说的预先假定了它完全可以保卫。
那么这些就是构成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两种坚果的碎片。它们根源于黑格尔，但在形式上它们构成了马克思，它们呈现为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本体实在论。它们并非任何辩证的一元论的部分。
二、巴斯卡的《辩证法》之前的巴斯卡的辩证法
在罗伊·巴斯卡的大著《辩证法》之前，他谈到辩证法时，似乎
认可了类似于马克思辩证法的非一元观，尽管他主要涉及的与他自身有关的特别的坚果碎片并不与我刚提及的完全相同。在这个时期，巴斯卡的著作中最彻底地讨论辩证法是关于《召唤现实》中的话题的论文。在此他将马克思的辩证法显现为碎片化：
某种可能性由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的批判引起，它就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可能规定某种一元现象，但能规定许多不同的数字与话题。
这样的辩证法可能与普通的谱系关联，但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体系联系与其拥有普通本质、内核或萌芽并无关联，更何论其中一种能与（丝毫不变地）黑格尔重复相撞。［3］(P119)
巴斯卡继续在可称为辩证法的马克思的果实中区分几种明显的事物。在此文本中最惹人注目的首先是认识论（或方法论）的辩证法，马克思说它是圣彼得堡评论家对《资本论》的评论贡献给他的方法，虽然罗伊·巴斯卡将这种描述称为“富有特色地实证主义的”。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将自己的方法称为辩证法（正如一直被称为的那样）的含义有一定的困难，除非辩证法所指的不是任何理论而是组织思想的技艺（正如罗伊·巴斯卡后来更愿意将其描述为作为“思考区别与联系的一致性的艺术”的“辩证地思维”）。其次是结构矛盾的理论，如我已描述的“真正的包容性的对立面，由此矛盾项或矛盾的两极存在地互为前提”［3］（P120）。罗伊·巴斯卡也补充道，它们是“内在地关涉现象的神秘形式”，这是他在别的地方叫做科莱蒂矛盾（Colletti contradictions）的特征。
在《科学实在论与人类解放》中，罗伊·巴斯卡表明除了与逻辑矛盾有点相似之外，由社会科学发现的各种形式的矛盾并无相同之处［4］(P197)。与结构矛盾、颠倒相比，他在这里与在《自然主义的可能性》中提及的两种矛盾与逻辑矛盾有更为密切的关联。首先，是“科莱蒂矛盾”［5］（P70-71）。这发生于当一些社会实在呈现自身于我们的方式与实在真正所是的方式相矛盾时。例如，货币的实在是它统治着别人的劳动，而它将自身呈现为好像它是能被占有的物质而不能影响任何人。
罗伊·巴斯卡并没有给其论述的另一种矛盾命名，但既然它是在罗伊·埃奇利(Roy Edgley)的论文《作为辩证法的理性》（Reason as Dialectic,1976/1998）中第一次公开指出的，让我们称其为“埃奇利矛盾”(Edgley contradictions)。罗伊·埃奇利使人们注意到事实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意识——现实具有逻辑矛盾：人们的观点是现实的部分，人们的观点可以与别人的观点（逻辑地）矛盾。因此批判某个社会的一种方式是指出，在那个社会中流行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科学训练能得到与所研究的社会中的人们持有的定理相矛盾的定理,因此社会科学能以一种自然科学不能的方式批判它的对象。
我认为马克思使用术语“矛盾”时，他未曾有埃奇利矛盾的意思。但对于批判实在论而言，它们非常重要，因为解释批评是其例证。解释批评的重要案例，进行批判的社会科学显示了对某社会的看法流行于该社会，并且是错误的；另外它的流行并不偶然，它由那个社会的结构生成，并且对于那个社会的平稳运行也非常必要。为了阐明这一切，不能只批判错误观点，而且也要批判社会，同样重要地，也要激发改革该社会为并不必然虚假的社会。这种解释批判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科莱蒂矛盾，但必然包含埃奇利矛盾。关于所有这类矛盾，罗伊·巴斯卡非常清楚它们可以被不矛盾地（consistently）描述，也就是，某人为了描述它们或任何别的矛盾，并不必定犯逻辑矛盾的错误。例如，他说科莱蒂矛盾“可被不矛盾地描述，正如真正的那种更直截了当的逻辑矛盾一样”［5］(P70)。
我认为，与这些有价值的但明显的坚果碎片一起，两块无用的黑格尔的外壳从一些辩证唯物主义者中逃脱出来了。在继续去理解坚果与外壳如何在罗伊·巴斯卡的《辩证法》中的遭遇之前，我将简短地讨论这些。
三、要抛弃的坚果壳
对于黑格尔主义者而言，辩证法由理性强化了因此随处可见。对于实在论者而言，任何给定的实在是否具有一种或另一种辩证的特征，是一种经验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者犯的首要的也是最常见的错误是过于概括化地表达矛盾思想，以至于所有特色与尖刺都丧失殆尽。这并不是马克思自己做的，而是恩格斯做的，马克思在这方面可能赞成恩格斯的观点，虽然他自己在谈论矛盾时总是非常具体详细并且内容充实。我并非把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归功于马克思，把所有缺点归咎于恩格斯那类人，但对于恩格斯所论述的辩证法，我要坚持追问：“将这种关系称为矛盾，而将那种关系称为否定之否定之际，究竟在这种描述中添加了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只有琐碎的术语。”
辩证唯物主义者偶然犯的并经常被责难的第二种错误是否定（非）矛盾律，也就是主张前后矛盾的声明能描述实在。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式的结构矛盾、科莱蒂矛盾和埃奇利矛盾都可以被无矛盾地描述而不违背任何逻辑规则。某人为了描述它们并不必然前后矛盾，正如行为研究者描述狗的行为时并不必须吠叫。这似乎被辩证唯物主义者偶尔地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批评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如科莱蒂，经常认为对于任何辩证法而言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时人们听到他们主张存在这样的作为辩证逻辑的事物，它否定（非）矛盾律，但未曾有人拼写出这样的逻辑规则，或显示可以如何应用它来证明或不证明一个论点，他们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因为如果允许存在逻辑矛盾，那么一切声明都丧失了内容，这是由于对立面可被同样论断。人们必须小心翼翼地阐释辩证唯物主义者关于这种问题的文本，因为经常搞不清他们是在否定（非）矛盾律或只是论断结构矛盾的实在。因而普利泽（Politzer）告诉我们形而上学（即非辩证法）思想的特征之一是“厌恶矛盾”［6］（P75）。他的意思是“对立的事物不能同时（同地）共存”。但这种观念完全依赖人们借此表达的意义；他只给了生与死的例子，在此明显地承认这点：“真正地，在生与死的例子中，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但是当然生与死在不同的存在可以共存，没有任何逻辑矛盾：如蝴蝶的死与卵的生。“形而上学者”并不否定这点，辩证论者似乎并没有论断一个人可以在同时既生又死。辩证法仍然特有的只是论断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的可能性，即结构矛盾。同样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关于否定之否定的章节也是如此。只有一些真正的“否定”才有以“辩证法则”的标题下出现的资格；说“玫瑰不是玫瑰并非实情”不是辩证的运作——辩证的运作仅仅发生于真正的否定意义上的双重否定过程中，真正的否定是指真正的过程，而不是逻辑运作。而且，某人可能通过用靴子踩碎虫子而否定它，猜测地说，可能通过用门口的鞋垫子擦其靴子来否定那种否定，这虽然是真实的过程，但并不是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后者发生于所有的否定都是一些有机过程的部分之际：毛毛虫否定了卵，蝴蝶否定了毛毛虫，卵否定了蝴蝶，因为蝴蝶产下它们之后便死掉了（在此我们有三重否定，而恩格斯遗漏了中间的一环）。这种辩证法不是逻辑，而是关于事物存在的方式（更精确地说是一些事物存在的方式）的理论。那些不喜欢形式逻辑的人如此做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种学科是如何完全地平淡无味。无论如何它并不排除任何一种形而上学的（或辩证的）立场。它在形而上学上是中立的：它不阻止任何人承认蝴蝶产卵然后死掉。应该说分析哲学家要为这种错误理解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们总是呈现其形而上学观，就好像它们是由逻辑限定的，为了这样做使用毫无意义的术语，如“逻辑语法”、“观念真理”等。
为了复活另一种由辩证唯物主义者构建的并与对(非)矛盾律的否定混淆起来的好观点，在此需要对术语进一步澄清。（非）矛盾律（它不仅是形式逻辑依赖的而且是所有提供信息的话语依赖的）宣称，在精确的意义上讲，在实在中可以没有矛盾，也可以没有异己者：它宣称，矛盾的命题都不可能真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有几种其他意义的矛盾，它们可以存在于实在中，可以被无矛盾地描述而不违反任何形式逻辑的规则。但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有时认为他们必须在不同方面挑战形式逻辑：不去否定“P与非P”的必要的谬误，而去否定“A=A”的“同一性法则”。我认为在这种否定中重要与真实的观点被错误地表达了。当人们在特定的时间谈论特定的存在物种同一性即使在指定时间也不是可递的。因而我被告知大山雀的亚物种如物种A与物种B杂交（因此是作为物种B的同一物种的部分），B与C杂交，C与D杂交，但D并不与A杂交。因此A与D并不是相同的物种，虽然通过同一性的可递性，它们应该是。，A=A一般被人认可；但它并不坚持历时同一性（identity through time）。现在我认为在此否定的真正存在是历时同一性的可递性。同一性的可递性意味如果A=B，B=C，那么A=C。如果当我在2000年1月写道，工党的领导人是托尼·布莱尔，托尼·布莱尔是首相，那么就有工党的领导人是首相这样的命题。但当我们谈论历时同一性时，同一性的可递性并未保持：被拿破仑毁灭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查理大帝创立的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同一事物，尽管在任何中间的几个世纪的末期，神圣罗马帝国与那个世纪开始之初的它总真实地是同一事物。分析哲学家通过假定同一性的可递性必然在所有时间和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持存，而将自身捆扎成各种各样的结。正如一些分析哲学家的做法，如果有人将可递性包括进同一性定义中，那么他必须荒唐地断定没有任何永恒的同一性观点；但这样一来，同一性的思想丧失了与通常语言中的单词“相同”的联系，实际上成了无意义的——如果不是不可学得的话。
但是否定历时同一性的可递性并非根本上构建关于逻辑的观点；它不是论断A=非A，尽管误入歧途的辩论者有时认为如此例如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在一篇概括性的优秀论文《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On the Marxist Dialectic，in R.Norman and S.Sayers,Hegel, Marx and Dialectic,Brighton,Uk:Harvester,1980）中第一次正确地描述了结构矛盾的特点：“矛盾的辩证观是对立面之间的这样的冲突是必要与基本的。”但不幸地,他继续论述道：“表达这点唯一正确的公式是‘A与非A’。”但并非如此。资本主义包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基本冲突，但资本主义并不是既资本主义又非资本主义，也不是既资产阶级又非资产阶级。塞耶斯也犯了辩证法过分概括化的错误。在援引的两个句子之前他说：“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在其中既容纳否定性又容纳肯定性。”对于任何事物来说，这并不真实：资本主义如此，但柑桔就不是如此。。它是在构建关于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在标准的意义上，而不是在黑格尔与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的特殊意义上）。它是关于特殊变革（变革为别的事物）的方式的观点。基于（非）矛盾律的逻辑仍然完好无损。再一次，辩证哲学家反对形式逻辑的错误与分析哲学家的错误信仰不相上下，而且部分地为后者所辩护——他们在构建形而上学时也在构建逻辑。
四、辩证的批判实在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拥有一张有用的观念与理论的清单，它们由于共同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可称为辩证法，但它们以其去神秘化的形式并不形成辩证法的单一论部分，尽管它们是相容的、因而能成为并不矛盾的理论部分。我们也有两三块黑格尔主义的坚果壳，它们被一些辩证唯物主义者保留，但必须抛弃。由于批判实在论保留了辩证法思想（结构矛盾、颠倒、科莱蒂矛盾、埃奇利矛盾），在相同意义上可以和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一样被称为辩证论；对于方法论的辩证而言，批判实在论可能易于怀疑马克思的主张，但与马克思一起分享了三种矛盾（结构矛盾、颠倒、科莱蒂矛盾），而又另外加了一种（埃奇利矛盾）。
但随着罗伊·巴斯卡的著作《辩证法》的出版，我们获得了新的起点，因为它是一本集中探讨辩证法的著作，雄心勃勃意欲成为一种体系。它出版之后，罗伊·巴斯卡与别的批判实在论者开始谈论作为批判实在论的新发展的“辩证批判实在论”，这在早期的著作中并没有预示。在某些方面它肯定是一种新发展，因为它标出先前的批判实在论并未探索的广泛的哲学领域。但我在此想问的是：罗伊·巴斯卡是在继续“超越碎片”，意欲重新聚合碎裂的坚果吗?
正如我一样，可能对作为洞见与无价的观念工具的财富宝藏的《辩证法》有很高的评价，尽管仍然怀疑是否体系的身份已被获得、可能获得或应该有雄心去获得。我与克尔凯郭尔、尼采一样不信任体系构建，实际上我认为批判实在论有理由避免体系构建。毕竟，批判实在论清楚地显示了科学的多样性并非偶然，而是基于自然的分层，我们不可能获得单一论科学的思想。而且，它含蓄地显示了科学与来自日常实践的习惯知识并不连续（continuous），尽管它们并不矛盾，相互提供信息。在某一地方可能本体论地存在一个体系；但我们关于它的知识必然是碎片的，而极力使其成为体系将跌进盲人摸象的错误：一个抓住象尾说它像一根绳子，一个抓住象鼻说它像一根软管，一个抓住象牙说它像矛，诸如此类。每个人已经得到完美的知识碎片，但只要犯了把部分当作整体的错误，他的论述就是荒唐可笑的。即使盲人聚集于一起，他们完善其知识不过是说“部分像软管，部分像长矛”诸如此类的话。试图勾勒其画图将导向荒唐的结果。因此重新统一的辩证法的前景并不能给我留下好印象：马克思已经粉碎了它，没有让黑格尔主义加入。
罗伊·巴斯卡在《辩证法》中大量的关于辩证法的谈论与马克思和巴斯卡的早期著作中的碎片化的辩证法是协调的。他区分了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7］（P56），尽管他说两类矛盾是重叠的——大概在思维中与埃利奇矛盾叠合在一起。在辩证矛盾中，他区分了黑格尔的观点（它们因为必要而通用）、恩格斯的观点（它们因为经验一般而通用）与马克思的观点（它们特定于存在的一定区域，如资本主义）［7］（P151）。文本中充斥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辩证法现象的分类与亚分类。
然而，辩证观延伸到超越了矛盾论，而矛盾论自身被延伸了：“矛盾论可能被用作一种隐喻……表示某种不和谐、压力或紧张”［7］(P56)。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只是以学究气的四音节单词授予了长期熟悉的现象一个称号，以一个新的单词表示马克思的发现，即整体中的内在相关方面之间的革新导致的对抗。而且，“辩证矛盾＞对立＞冲突＞公然的斗争”［7］（P59）。必定存在辩证的矛盾，这种矛盾并不引起人类集体（如阶级）之间的冲突，如恩格斯的企业组织化与市场无序化之间的矛盾，或如现代环境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在相互破坏性倾向的意义上引起对抗。在辩证法思想的外延之处，巴斯卡写道：“绝不是所有的辩证法都依赖矛盾，甚至很少背离同一性与非矛盾的逻辑标准”［7］（P56）。
除了奇怪地承认一些辩证法背离逻辑标准外，这还允许将没有矛盾的现象归为辩证的。哪一种现象呢？整体中的各方面如果冲突就是辩证矛盾，他们之间的内关系本身现在则被称为辩证联系。不管一种组合是不是具有社会性因此满载概念或相反，只要它容纳辩证联系［7］（P67），就可称为辩证。事实上可数名词“辩证法”贯穿全书经常出现，它并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复杂的发展过程”（complex developmental process）罗伊·巴斯卡在这本书的开始处的绪论性的辩证法的定义（在反身名词的意义上）要比这更为具体：“辩证法已成为表示观念与社会（有时甚至自然）冲突、相互联系、变化的或多或少错综复杂过程，在其中对立面的生成、相互渗透、碰撞（导致了其超验性以更为充盈或更为充分的思想模式或生命/存在形式），起了重要作用。”（Dialectic:The Pulse of Freedom，P3）不幸地，他继续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否认、对立与对抗对于辩证法而言并非必要。这并不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它是更为松散的使用单词“辩证法”的决定。——参见《辩证法》中的辩证法的单子［7］（P201-202）。对我来说，所有这些都将辩证法的思想扩展得太宽泛也太浅薄——这是我谴责的一些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首要错误。巴斯卡一般不犯第二个错误，坚持辩证矛盾可以被描述而不用犯逻辑矛盾的错误：“所有这类（矛盾）可以描述、具有被没有矛盾地（在科学的内在方面）解释的潜能”［7］（P67）。虽然他接着说：“只有认识论的辩证法才必然地以特定的批判要素破坏同一性与非矛盾的正式原理。”尽管我不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一种对认识论辩证法（一个短语，在其中“辩证法”似乎有“复杂的发展过程”的意义）如何破坏这些原理的说明。
在同一页巴斯卡说辩证批判实在论“将要定位而不是仅仅否定‘逻辑’”，他还表明，在那章的标题“辩证法：不在场的逻辑”中，他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逻辑”的；因此他不是在构建作为形式逻辑的对手的辩证逻辑。然而有人觉得在此存在与“辩证逻辑"的危险的调情。这里他又一次突然抛出评论：“马克思并无破坏非矛盾的标准（尽管马克思主义必须破坏，如果它作为一门科学想取得点滴进步）。”［７］（Ｐ198）至于如何帮助马克思主义取得这样的进步，他没有详细说明，也不可能详细说明。
关于辩证观的外延的问题，当然可以非哲学地反对这种外延，只要这种反对对于他所延伸内容而言是清晰的。我发现稍微可惜的是，真正有价值的坚果（人类解放依赖的结构矛盾与颠倒的思想）在这种辩证的补丁中损失了很多，而在其他地方却很丰富。因此现在是可以转到第二章第十节的时间了，巴斯卡在这小节将辩证法的本质与解放连接起来，“转向辩证法的真正定义”。
五、辩证法的本真面目
在标题为“转向辩证法的真正定义”的小节中，巴斯卡发现辩证法的真正定义或本真面目是“使缺失成为缺失（the absenting of absence）”［7］（P176），而关于此，他随后重申为“使对使缺失成为缺失的约束成为缺失（absenting constraints on absenting absences）”［7］（P177），后来又通过下标的手段特别指明使约束成为缺失是社会地强加的约束［7］（P200）。
正如我在别的地方指出的，尽管这种公式非常抽象，但它很容易以具体的例子填补：失业是工作的缺失；得到工作会使那种缺失成为缺失；但是政府的通货收缩的经济政策可能是对使那种缺失成为缺失的约束；而改变那个政府可能使那种约束成为缺失［8］。来自传统的辩证法公式的最沉闷的回声是否定之否定。类似于此，它是递归的；并没有什么关于数字2或4的魔术；我已说明，蝴蝶的例子实际上是三重否定而不是双重否定，当然它被世世代代重申。同样，失业自身可被看作对使物品缺失成为缺失的约束，它阻止失业者购买；可能存在更进一步的对政府缺失的约束（如反抗力量的原子化），政治实践可能使其成为缺失。但是存在缺失的连续性的结构，它在传统的否定连续性中并不必然在场。它是一种更替好与坏的结构：工作的缺失是坏，而坏的缺失是好，约束这种缺失是坏，这种约束的缺失是好。我们拥有第一、第二、第三与第四顺序的缺失，奇数是坏，偶数是好。但为了形成这种更替，必须终止这种序列：第一顺序的缺失，可能是坏——“所有的坏可被视为缺失”［7］（P176）。但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事物可被视为缺失，这意味第一顺序的缺失必然是坏。这意味更进一步，即使事实上任何事物可被视为缺失（食物是饥馑的缺失，视力是盲目的缺失），也不是每一事物都能真实地被当作第一顺序的缺失（饥馑与盲目是第一顺序的缺失，食物与视力不是）；尽管缺失可能是第一顺序与更高顺序的缺失，正如自身的结束也能是别的结束的手段。缺失不只是由否定判断投射的形而上学的阴影，它总是可转换的；缺失属于本体论，是不可转换的。中世纪的哲学家是正确的：一些事实是内在的否定、存在的匮乏，所有的坏都是这样。这种四重缺失的公式因此需要如此区分真实的缺失与名义的缺失，如我在那个题目的论文中所论述的论文《真实与名义的缺失》（Real and Nominal Absences, in After Postmodernism: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Realism,London: Sage, 2001）。。
在这种四重缺失的结构中存在更进一步的区别。第二顺序缺失是满意的行为；第四顺序的缺失是解放的行为；第二顺序的缺失改善事件的状态；第四顺序的缺失改变结构。一般来说，偶数的缺失的顺序越低，越接近个人的满足感，顺序越高，结构转变更为深层。
一些这样连续缺失的结构正是描述那些古典辩证唯物主义者谈论否定之否定（如剥削者的被剥夺）时思考的政治例子。将这样的过程比作蝴蝶生成中的连续否定抹平了这种结构。否定之否定的理论可最好地被视为一种不充分（因为被不充分地构成）地试图构建解放的理论。而在构建解放的理论化方面，对使缺失成为缺失的约束的缺失的说明，取得了成功。现在我们明白了《辩证法》的真正成就之一。
我已经指出，从人类解放的立场看来，马克思的两个重要的辩证法的黑金块是结构矛盾与颠倒的思想。我们现在必须问，正如在《辩证法》中的定义，辩证法的本真面目如何涉及到这些。
我已在别的地方指出，由马克思发现的“历史规律”的身份是它们表示约束社会的再生与转变［9］。约束社会的转变容易理解。存在一定的有可能转变社会的方式，也存在着相应的一定的转变社会的必要条件。例如，在生产中没有财富所有权，就不可能为了消费而平等分配财富。约束社会的再生更为复杂，其理论化对于马克思而言更为原创。例如，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因此如果没有与那种进步相应的各方面的变化（资本增长的有机构成，资本集中于更少更大的公司等等），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再生产自身。那些约束资本主义再生的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没有生成某种日益增多的破坏性倾向——阶级斗争、周期性经济危机、环境破坏，资本主义就不能再生产自身。这些矛盾不仅约束使缺失成为缺失，而且约束生成缺失；这些矛盾还约束社会和谐的缺失、约束工作的缺失、约束环境的供养生命的特征的缺失。也存在约束这些约束的缺失：它们可以仅仅与生产其自身的资本主义关系在一起才缺失。那么矛盾并不是第一顺序的缺失；它们约束社会生成作为再生自身的必要条件的第一顺序的缺失。颠倒也能被视作一种约束：生产者与产品的颠倒约束生产者去侍候产品，而不是享受产品的使用等等。但是颠倒也能被视为它们自身的第一顺序的缺失。在自然的本体论的秩序中，理性存在优先统治缺乏理性的存在，意识存在优先统治缺乏意识的存在，生命存在优先统治缺乏生命的存在。颠倒（通俗地说：物优先统治人）将这些缺乏（缺失）的存在置于权力的位置。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心脏存在理性、意识、生命的缺失，而这些缺失的本体论的实在可被其深层的与宽泛的影响证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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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小娟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