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禅山记)和《石钟山记》两篇文章出自北宋时期的两大文豪之手。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文章魁首，他们二人同时并列在“唐宋八大家”之内，他们在当时留下的这两篇不朽杰作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两颗闪亮的明珠。
　　两文都是游记，但却与一般的游记不同。《游褒禅山记》虽写了游褒禅山前后两洞(主要是后洞)的经过，却引发了作者大段的议论，本文记游和议论几乎各占一半的篇幅。《石钟山记》也写了游石钟山的经历，但却又像一篇考察记，作者是在送长子苏迈赴任途中游览并且考察石钟山的，他在考察中探究了石钟山得名的原因。
　　两篇文章写的地点不同，景物有别，但在两位大家的议论中都说到了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究的问题。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强调的主要观点是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坚强的意志和足够的力量，并辅以一定的物质条件。除此之外，作者还以第四段的议论来回应第一段中关于褒禅山的另一个名字“华山”的“华”字的读音问题。作者认为褒禅山的本名应为“花山”，这从那块仆碑上残留的文字可以识别出来。但又为什么叫做“花山”呢?作者说这是“古书之不存”，和“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之也”，且字音又弄错了的缘故，
　　因“华”是最早的字，“花”是后起的字，古代的“华”既可读成阳平声，又可读成阴平声。其义项也有“华丽”的“华”和“花朵”的“花”二义。如“春华秋实”中的“华”就应读作“花”，因古无“花”字。“春华秋实”就是春天开花，秋天结果的意思。只是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把读音和流传的文字弄错了，就读成了“华山”，其实应该读成“花山”才对。由此作者提出了“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的论断。这可以看出作者在对待学问、文字上的探究要“深思而慎取”的实事求是的严谨的治学态度。
　　而苏东坡在《石钟山记》里则强调的是不轻信古人的说法，有疑必察的精神和强调实践、反对主观臆断的态度。这和王安石的“深思而慎取”的态度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则如出一辙，都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探究精神。在《石钟山记》中，苏东坡对古人的两则旧说表示怀疑，一定要亲自考察，以弄清石钟山得名的真正原因。这两则旧说：其一是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郦道元的关于石钟山得名原因的说法，郦道元认为石钟山“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可是这种说法却“人常疑之”。即人们大多不相信这种说法，理由是“把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
　　其二是唐代李渤的关于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的说法，“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李渤的这种说法，“余尤疑之”，因为“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可见苏轼对李渤的靠敲击石头发声而得名的这种说法表示怀疑。
　　对以上两种说法，作者并不盲从，而是要亲自实地考察一番。
　　考察的结果是“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深浅，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这段话是说石钟山的得名是因为江边石头多裂缝，多孔穴，江风鼓动着波浪，冲击着这些裂缝和孔穴因而发出一种拍打物体的似钟鼓一样的声音。作者经实地考察后“笑李渤之陋也”，完全否定了李渤的说法。对郦道元的说法则表示赞同，可是郦道元却“言之不详”，说得太简单了。至于那些士大夫们，则不肯像我一样在夜晚乘坐小船亲自到绝壁下来考察一番，当然就不知道石钟山得名的真正原因了。而那些“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因而“此世之不传也”，那种“以斧斤考击而求之”的人却是太浅薄了。
　　这里苏轼是从石钟山发声的方面来说的，也显得片面。实际上，石钟山的得名，除了声音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形”的方面的原因。如《春在堂随笔》第7卷第17条中说：“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以钟名。上钟山亦中空，此两山皆当以形论，不当以声论”。这说明石钟山的得名还全在于“形“的因素。遗憾的是苏东坡是在六月江水上涨之时去考察的，没有进入洞内，体会不到“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以钟名”的实际情形，因而未能看出山形来。
　　尽管如此，也不能苛责苏东坡。我们只能去体会作者的“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精辟论断，即实事求是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探究精神，领略其精髓就可以了。
　　综上所述，《游褒禅山记》和《石钟山记》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还不在于欣赏到文中描写的美好景物，文章中优美的精词妙语、名言警句，罕见的典故，还在于两位散文大家、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深思而慎取”和反对凭主观“臆断其有无”的实事求是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探索精神。
　　[作者通联：四川筠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