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两块大石头一样放置在珠江边的广州大剧院；像四个白色馒头一样生长在故宫东侧的北京银河SOHO；像一件女士裙摆一样飘荡在里海沿岸的巴库阿里耶夫文化中心……你可能没有听过英国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名字，但你一定对她设计出的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神奇建筑有印象。
　　2016年3月31日，以设计风格大胆前卫著称的扎哈在美国迈阿密因病去世，享年65岁，给世界各地留下数个带有其强烈个人色彩的地标建筑及其事务所里上百个正在进行中的下一个潜在的传世之作。
　　喜欢扎哈的人认为她“无拘无束”，敢于挑战传统的建筑风格教条；不喜欢扎哈的人则批判她“形式主义至上”，华丽却不接地气。随着她的突然辞世，有关她个人设计风格的争议暂时被搁置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默哀和怀念——在广州大剧院的入口处，扎哈的画像周围摆满了粉丝献上的鲜花。
　　在建筑行业里，扎哈虽然并不总收获全部的掌声，但却取得了毫无争议的伟大成就：她建立的个人事务所每年净利润超过400万英镑，源源不断的合约让她成为商业领域炙手可热的金字招牌；她获得的普利兹克奖让她成为打破建筑业“男性俱乐部”的垄断，成为获得该项殊荣的首位女性……
　　“在谈论扎哈毕生成就的时候的确没有办法忽略掉她的身份特质。一个伊拉克出生的女性穆斯林在白人男性主导的建筑行业呼风唤雨，这毫无疑问是最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特色的励志职场故事。”《洛杉矶时报》如此写到。

叱咤伦敦的中东人

　　“是一种三连环一样的重击”。在回忆初到伦敦创业时的困恼时，扎哈·哈迪德曾经如此对BBC说，“我是个女人，这首先就是个问题；其次我还是个外国人，这又是个不小的障碍；最后我还要设计一些‘不符合常规’的东西出来，这对上世纪的英国社会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
　　尽管80年代初期就在伦敦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但直到2006年苏格兰维多利亚医院玛姬癌症康复中心这一小型建筑竣工之前，扎哈在英国并没有建成过一座属于自己的作品。在此4年之后，扎哈在伦敦的首座建筑伊芙琳·格蕾丝学院才宣告竣工，这座中学建筑为她赢得了2011年的斯特林大奖。
　　扎哈承认，在对传统文化有着坚守情结的大英帝国想要植入一座“扭扭曲曲”、“光怪陆离”的“扎哈式”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确要面临不小的阻力。而更为崇尚艺术（不管是传统还是后现代）的欧洲大陆以及经济发展带动下城市基建日新月异的亚洲，则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扎哈·哈迪德事务所的主要战场。
　　“针对外国设计师的偏见的确存在，但我在亚洲和欧洲大陆遇到的比较少。”扎哈说，反而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导的英美两国给了她不少的闭门羹，“或许不是因为我是个女人，而是个来自中东的穆斯林。”
　　30岁出道、40岁才有作品落地竣工的扎哈是个“大器晚成”的经典案例。在她短暂却又高产的建筑师生涯中，停留在图纸上没有建成的作品无数，但唯有位于威尔士的卡迪夫大剧院让她无法释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卡迪夫地方政府对外招标，希望建成一座“高水平”的文化地标。扎哈的投稿以黑白两色对撞的“海湾项链”方案在初期脱颖而出，此后还赢得多项国际大奖，这个地标一度被视为扎哈的囊中物。
　　但在1995年的圣诞节前三天，当地政府的弃标公告震惊了整个建筑界。“这个方案过于具有特色，因此不予采用。”后来《纽约时报》爆料称，是当地的一群极端保守政客和舆论人士在幕后扼杀了“海湾项链”。
　　卡迪夫大剧院事件后来演变成针对扎哈伊拉克裔身份的种族攻击：一位威尔士当地的议员称这个方案是“麦加大清真寺的翻版”，指控扎哈设计这个方案是为了传教；一些当地人甚至带有挑衅意味地质问她：“你的丈夫去哪儿了？是被关起来了吗？”
　　扎哈后来接受《纽约客》采访时称，那段时期“人们根本不再关心问题的本质（建筑的风格和设计），而只开始探讨那些吸引眼球、能引起冲突的东西”。
　　出生在前萨达姆时代的扎哈成长于巴格达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她从小被信仰天主教的修女带大。她认为自己不算“虔诚的穆斯林”，但与生俱来的种族和宗教标签却足以让有心搞偏见的人找到足够的借口。
　　此后刻意远离英国建筑行业的扎哈逐渐在世界其他角落找到了愿意欣赏她作品的人，而卡迪夫大剧院之后的十年恰好也是她加冕建筑“女魔头”、事业走向黄金期的十年。

建筑界的“扎哈女士”

　　《纽约客》曾经给这位建筑界唯一的女强人取过一个外号：扎哈女士（Lady Zaha），不仅因为它与流行偶像Lady Gaga的名字押韵，还在于两位女性之于女权运动的某种相似的领袖型影响力。
　　但比起流行音乐产业，建筑业则更显得对女性不友好——更不要说是像扎哈这样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我从来不使用自己的性别作为谈资，”扎哈2004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但如果年轻一代能够因为我的成功而获得打破性别天花板的动力的话，那我的确愿意成为模范。”
　　一份由美国建筑师协会旧金山分部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2015年学习建筑专业的女性占到了42%，但她们只占到建筑行业雇员的28%，而只有17%成功熬到了高级职位或合伙人的阶段。“尽管有像扎哈这样的励志者出现，但这个行业总体上还是被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所把持的。”《洛杉矶时报》说道。
　　女建筑师丹妮丝·布朗在2013年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称她不得不面对对她“颐指气使”以及“带有敌意”的工作同僚。“当他们开派对的时候，一般直接忽略我。因为我是家里的‘妻子’。”丹妮丝和他的丈夫以合伙人的方式共同经营着一家事务所，但她通常被置于附庸的地位。
　　事实上，和丈夫一起开事务所是很多女建筑师在行业立足的不得已选择。《纽约时报》报道称，即使有时候她们的成就已经明显高过作为其事业伙伴的丈夫，但在借机商讨重要议题的高尔夫聚会上，女建筑师通常不会接到邀请。 　　当扎哈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她选择了迎难而上而不是加以妥协。她自己的事务所只以自己的名字冠名，而不是像其他女建筑师那样“找个夫姓来冠”。实际上，直到她去世为止都一直未婚且无子女，她是真正意义上“嫁给建筑的女人”。
　　做事雷厉风行、标准高要求严的扎哈视建筑行业为传统家庭生活的禁区，她认为这一行不适合那些想要过朝九晚五生活的人。“你想要过得轻松的话，就不要选择做建筑师。我们的工作是随时随地的，没有上班和下班这种区分。”
　　“扎哈的离去对女性建筑师群体而言是个沉重的打击，”在纽约一间大学建筑系任教的斯塔克莱格教授指出，那些有意从事建筑行业的女性就好像“失去了人生导航的灯塔”。上述美国建筑师协会的报告同样指出，有三分之一中途退出这个行业的女性建筑师是因为看不到可见范围内的楷模。
　　“扎哈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是毫无疑问的，”Quartz网站的叙利亚裔编辑洛巴纳·迈瑞则坦言，自己从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扎哈，她长期以来被视为年轻穆斯林女性的偶像。“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父亲和兄长说，独立和成功的女性是存在的。”

绝不妥协的“女魔头”

　　通过一座又一座科幻感十足的建筑在世界各地成名的扎哈也在同全球建筑业者合作的过程中被赋予了一个毁誉参半的的外号：女魔头。有媒体解释说如此称呼她是因为她脾气实在暴躁，稍有不满即刻爆发；有的业内人士则坦言是因为她在决策过程中一向固执己见，听不进去其他人的建议，对自己的设计方案充满自信。
　　在广为流传的“扎哈十大名言”中，“如果周围环境就是个粪坑，那你还需要让我去跟那些屎妥协不成？”这一句话不仅成为她对自己笔下“丝毫不走寻常路”那种设计稿的最佳辩护，更成为她“女魔头”形象的侧面反映。
　　在扎哈的设计理念中，钢筋混凝土可以随心所欲，如同捏面团一般。在她的设计中，有着猛然下沉的地板、倾斜的墙面、仿佛要飞升的天花板，内外空间奇特地相互融合，仿佛是天外来客一般，坠落于城市之中。
　　这种自成一派的建筑虽然为不少城市缔造了新的地标，但也引来不少“破坏传统文化”和“影响整体视觉效果”的批评。此外，对视觉美感的首要保证在很多时候意味着牺牲建筑的经济型，这让拥有决策权的各地政府陷入两难。
　　扎哈在2012年提交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场馆方案在经历了三年的大讨论后最终于2015年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否决，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本土设计师更低调、更省钱的方案。
　　在扎哈的方案中，主场馆的外形如同一顶棒球帽，呈现非常分明的肌理感，主体结构连接处则辅以格子形外壳，整体呈流线型。场馆有数个椭圆形和卵形窗子，从内部看，犹如身处宇宙飞船内。
　　但这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方案却被大量日本民众批评为“花哨”和“不实用”，在一项民意调查中竟然有9成受访者表示不满这一方案。几次易稿后的扎哈方案虽然从外型上看有所变化，但仍然造价不菲。
　　最终扎哈事务所和日本政府分道扬镳，东京“新国立竞技场”成为“女魔头”扎哈无数疯狂建筑手稿中又一件未能完成的狂想之作。但无论如何，由扎哈领衔的这一波现代主义建筑热潮却并不会就此停止。
　　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表示，扎哈给了人类社会一张通往未来的通行证。他表示：“新世纪以来，由于造型能力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建筑固有的形态也随之改变。扎哈也成为了引领世界建筑界的先锋。扎哈的（国立竞技场）设计案可以作为一个新的象征。”
　　《纽约客》则说：“扎哈引领的革命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