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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二一年一月二十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作为美国历史上第四十五届总统，在执政仅一个任期且期内前无古人地遭到两次弹劾后，黯然离开白宫，结束了其执政生涯。然而，正如诸多政论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在位时间不长，但特朗普当年的获选，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到来。
如何理解特朗普的出现，以及行为如此迥异于传统政客的他，何以得到众多美国民众拥戴，这是知识精英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此背景下，有两部著作格外引人注目。一部是美国作家万斯（J.D.Vance）的《乡下人的悲歌》，被认为是“用一部小说讲透了美国社会底层如何失去了社会流动、上升、奋斗自强的空间、机会和动力的”。另一部是美国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故土的陌生人》，通过对特朗普支持者的深入访谈，穿越“同理心之墙”，去理解美国保守派在面对全球化与移民冲击中呈现出的愤怒与哀痛。美国权威媒体评论认为，读懂了这两部书，就“读懂了特朗普为什么能赢”。
在这场关于理解特朗普时代的声势浩大的讨论中，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缺席。美国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Dulfo），因共同研究贫困问题而荣膺二0一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是在这一年，俩人合作出版了《艰难时世的“好经济学”》（以下简称《好经济学》）。书中对“特朗普现象”所代表的时代非常悲观，甚至冠之以“艰难时世”（Hardtimes）。而且，在著作的结语中，他们更是直言：“这个世界制造了唐纳德·特朗普……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还将制造更多灾难。”但著作并非简单谴责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悖逆，而是试图从美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去理解特朗普及其拥护者的困境。著作还在反思传统主流经济学缺陷基础之上—这种缺陷无疑助推了特朗普时代—就我们时代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
因此，在我看来，这部著作的分量不仅可以比肩《乡下人的悲歌》以及《故土的陌生人》，而且可以从宏观经济学视角对后者的观点形成互补。
无论是《乡下人的悲歌》还是《故土的陌生人》，都潜存着这样一种观点：特朗普的出现，首先是诸多美国人的“美国梦”破灭的结果;而特朗普本人，就是美国庞大的“失意者”群体的代表。但这两部著作都无法清晰地解释，主流经济学及共和党人在历史上曾支持的移民与贸易自由，何以使得本土部分美国人反而成了“受害者”？
众所周知，特朗普二0一六年得以当选，得益于他“美国优先”的政治主张。而这一主张，恰呼应了美国社会中两个最大诉求：一是限制移民;二是保护美国本土企业。这两大诉求，后来也的确成为特朗普执政后最大的施政重点。在限制移民方面，特朗普不仅对来自中东北非地区动乱国家的难民关上大门，而且还兑现竞选时关于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以阻止来自南美偷渡者的承诺;在保护美国本土企业方面，特朗普不仅挑起了与中国旷日持久的贸易战，而且以退出各种全球性或区域性贸易协定或施加制裁相威胁，迫使昔日盟友让步，掀起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最大的逆流。这一切，都在于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失意者群体认为，移民与自由贸易，正一点点侵蚀美国本土劳动力的工作岗位与福利。
关于移民与自由贸易对国家的经济影响，主流经济学界此前是有共识的。
在一个标准的经济学框架下，移民的到来，是不会造成当地劳动者的失业或工资水平的下降的。因为移民的到来，固然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但同时也会因增加了当地的总需求而增加原有企业的开工率或新劳动岗位。与此同时，移民还因能进一步细化涌入地的劳动力市场分工水平，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
主流经济学对自由贸易的看法也同样如此。正如《好经济学》一书指出的那样：“自由贸易是有益的，这是现代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命题之一。”在主流经济学界看来，由于贸易使每个国家可以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因此，只要贸易发生，所有国家的总收入都会增长，也就是说，贸易带来的收益将必然超过其可能带来的局部损失。尽管在过去两百多年间，这一结论虽然受到过挑战，但挑战者几乎都来自发展中国家，且他们提出的观点也几乎一致：美欧等发达国家可能利用其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优势，剥削发展中国家，而独享自由贸易带来的收益。无论如何，自由贸易将有利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一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真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吗？从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及对待特朗普政策的态度中可看出，移民及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总体上还真是有利的。
从移民角度看，美国本身就建立在移民基础上，移民在推动美国经济科技发展方面扮演了关键性角色。美国创业中心（CAE）报告显示，二0一七年《财富》五百强中的美国企业，43% 是由移民或移民后代创立或共同创立的，十三个最具品牌价值的企业，有九个是由移民创立的。在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九十一家美国“独角兽”科技初创公司中，有五十家的创始人至少有一名移民。即使是非技术性移民，也被认为“鼓励企业雇用了更多低成本劳动力，同时使得本地劳动力转向了辅助性技术性更强且回报率更高的工作”。
自由贸易对美国的好处更是被萨缪爾森（Paul Samuelson）等经济学界大咖所确认。绝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提升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价值供所有人分配。”与此同时，自由贸易还使得美国人享受到价格更低的进口商品，因而被认为提高了普通人的福利。也因此，当二0一八年三月，特朗普在美国钢铁业从业者压力下，签署针对来自中国的钢铁和铝材征收新关税的行政令时，被认为聚焦了美国顶级经济学系的高级经济学教授的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会（IGM）咨询小组中，有65% 的人表示“坚决不赞同”，剩下的35% 均表示“不赞同”，竟然无一人表示同意。
但是，如果只是确认了上述事实，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同样是特朗普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的政策，在普通美国人当中的支持率，却高达54% ？而在美国“红州”，明确反对“移民抢去了当地人的饭碗”这一观点的普通人，仅仅只占调查对象的21% ？这正是《好经济学》一书所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当然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好经济学》认为，即使认同主流经济学家关于移民与自由贸易能增加总国民收入这一观点，也存在着增加了的国民收入如何分配这一更深层次问题。
对不同的行业和地区来说，来自移民与自由贸易的收益本身就不相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次分配”。比如，对劳动密集型以及传统钢铁与汽车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非技术移民与同质性商品进口，的确会对中低端劳动力市场形成挤出效应，同时也会对本地产品市场进行侵蚀和瓜分，进一步拉低本地就业率。也就是说，如果政府不进行由移民和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总收益的再分配，劳动密集型以及传统产业聚集地区，必定会成为局部受害者。
当然，理论上讲，“假设社会向自由贸易的赢家收税（比如美国大湾区、波士顿、西雅图等）并将这笔钱分配给输家（如底特律），那么即便是美国工人，也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况且，“既然许多人确实受益，我们应该愿意并能够补偿那些受到负面影响的人”。这就涉及我们所说的“政府二次分配”。然而，正如《好经济学》所指出的那样，二次分配更是一个“政治过程”。不幸的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近半个世纪的对国家在再分配中角色的质疑，使得执政者越来越没有意愿与能力掌控好這一政治过程”，导致局部受害地区与人群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根据一项研究成果，受自由贸易影响最严重地区的人均收入下降了五百四十九美元，而政府的福利支出仅上升了约五十八美元;而这上升的五十八美元人均福利支出，还因涌入的移民正逐渐拉低。
同样，来自“移民与自由贸易收益”分配的不平等，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并非不清楚这一点，但他们又有另外一个观点：只要劳动力能够自由迁徙，资本能够自由流动，这种收益分配的不平等还是能够被抑制。也就是说，当某一地区某一行业因移民或自由贸易导致本地劳动力收入被拉低时，只要劳动力市场是自由的，那么，本土劳动力将会往收益高的地区或行业流动。当某地区一个行业因为受进口冲击而亏损时，资本会往其他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转移。其结果是，只要在美国，劳动力最终拿到的工资，以及资本得到的回报，都会趋向均等化。
但是，《好经济学》的两位作者结合他们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事实情况并非主流经济学理论所言。
从劳动力迁徙看，即便没有任何法律对迁徙自由设限，作为移民与自由贸易利益相对受损者的低技术劳动力，其流动至少受到三种制约。首先是对迁徙与职业转换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恐惧。相对富裕地区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可能同样不高，而低技术劳动力要寻找并适应高技术岗位，则时间成本与学习成本很高。二是低技术劳动力从所谓铁锈地带向富裕地区转移，房价与房租之高造成的住房成本就是他们无法承受之重。因为美国相对富裕地区的房价，已经让高技术劳动力及富裕阶层抬得很高了。三是一个劳动力背后往往连带着一个家庭，离开家庭意味着劳动者失去了可能失业后的“财务和情感上的安全网”。正因此，即使是在美国国内，大多数失业者在心理上与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一样，把迁徙视为“鲨口余生”的畏途。最后的结果，美国国内人口年搬家率从五十年代的7%，下降至现在不到4%。低技术工人往富裕地区移民的速度，反而低于他们往相对贫困及失业率更高的贫困地区移民的速度！此时，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及中美洲的移民，同样是低技术劳动力，他们的涌入非但没有改善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反而二者的确构成了残酷竞争。
资本投资同样表现出黏性。一些被进口产品冲击较大的地区，企业倒闭产生了一系列“鬼城”，不仅有像底特律这样的大城市，也有田纳西布鲁斯顿（Bruceton）这样的小镇。按理说，这里因失业者众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房地产价格及租金低，资本可以投资于其他方向如非制造业。但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相反，由于这些地区原来产业集群化程度高，基础设施转换难，失业者众又导致当地商店和餐馆等门店消费萧条，地区税基灾难性的减少导致正常的治安、供水、教育、照明和交通等公共服务都难以维持。因此，即使有联邦政府的鼓励再投资措施，但真正来进行非制造业投资的资本少之又少，更谈不上能抵挡这些地区陷入“黏性陷阱”的厄运。
于是，我们看到，尽管移民与自由贸易的确总体有益于美国，但收益却集中于富裕地区与相对富裕人群;承担了成本的那部分人，却并未得到额外的补偿，成为失意者。而又由于劳动力迁徙成本高、资本黏性强，这些失意者很难再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职业前景。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也恰是这些人和因恐惧未来将加入他们中间的部分边缘中产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是特朗普竞选纲领的铁杆支持者。他们共同制造出了这位美国历史上“完全不一样”的总统！
按《好经济学》一书中的说法，无论是二0一六年还是二0二0年的美国大选，要预测某一个人是否支持特朗普，有效的办法是，“看他是否是内心深处对白人身份高度认同的共和党人”。这就涉及两个问题：种族问题与党派问题。特朗普之所以在二0一六年当选，并在二0二0年大选中掀起如此大的风暴，就是因为他利用并扩大了美国社会在种族与党派上的对立。这也与美国社会学界、政治学界的看法一致，后者亦认为，特朗普的出现，是美国政治极化的产物。《好经济学》一书，则运用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了美国政治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极化的。
首先还是从传统主流经济学“偏好”这一概念说起。所谓“偏好”，就是一个人在掌握了可能需要的一切信息后，依然倾向于的那个选择。这一概念的主要贡献者加里·贝克尔和乔治·斯蒂格勒也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认为，每个人的偏好是稳定的，不会被改变的;而整个社会的偏好则是连续性的，服从正态分布的。如果真是这样，则意味着社会中秉持中间立场的人总是大多数，且社会不会被分裂成两个极端。这也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社会偏好”基础。
然而，《好经济学》一书，则运用近年来新发展起的行为经济学成果认为，每个人其实都有多重人格，每种人格都代表一种偏好。而最终哪种偏好在特定情境下占上风，则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或者说，社会环境在决定我们的偏好，并持续塑造我们的偏好。美国的政治生态变化，恰好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何理解特朗普的出现，以及行为如此迥异于传统政客的他，何以得到众多美国民众拥戴，这是知识精英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此背景下，有两部著作格外引人注目。一部是美国作家万斯（J.D.Vance）的《乡下人的悲歌》，被认为是“用一部小说讲透了美国社会底层如何失去了社会流动、上升、奋斗自强的空间、机会和动力的”。另一部是美国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故土的陌生人》，通过对特朗普支持者的深入访谈，穿越“同理心之墙”，去理解美国保守派在面对全球化与移民冲击中呈现出的愤怒与哀痛。美国权威媒体评论认为，读懂了这两部书，就“读懂了特朗普为什么能赢”。
在这场关于理解特朗普时代的声势浩大的讨论中，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缺席。美国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Dulfo），因共同研究贫困问题而荣膺二0一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是在这一年，俩人合作出版了《艰难时世的“好经济学”》（以下简称《好经济学》）。书中对“特朗普现象”所代表的时代非常悲观，甚至冠之以“艰难时世”（Hardtimes）。而且，在著作的结语中，他们更是直言：“这个世界制造了唐纳德·特朗普……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还将制造更多灾难。”但著作并非简单谴责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悖逆，而是试图从美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去理解特朗普及其拥护者的困境。著作还在反思传统主流经济学缺陷基础之上—这种缺陷无疑助推了特朗普时代—就我们时代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
因此，在我看来，这部著作的分量不仅可以比肩《乡下人的悲歌》以及《故土的陌生人》，而且可以从宏观经济学视角对后者的观点形成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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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乡下人的悲歌》还是《故土的陌生人》，都潜存着这样一种观点：特朗普的出现，首先是诸多美国人的“美国梦”破灭的结果;而特朗普本人，就是美国庞大的“失意者”群体的代表。但这两部著作都无法清晰地解释，主流经济学及共和党人在历史上曾支持的移民与贸易自由，何以使得本土部分美国人反而成了“受害者”？
众所周知，特朗普二0一六年得以当选，得益于他“美国优先”的政治主张。而这一主张，恰呼应了美国社会中两个最大诉求：一是限制移民;二是保护美国本土企业。这两大诉求，后来也的确成为特朗普执政后最大的施政重点。在限制移民方面，特朗普不仅对来自中东北非地区动乱国家的难民关上大门，而且还兑现竞选时关于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以阻止来自南美偷渡者的承诺;在保护美国本土企业方面，特朗普不仅挑起了与中国旷日持久的贸易战，而且以退出各种全球性或区域性贸易协定或施加制裁相威胁，迫使昔日盟友让步，掀起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最大的逆流。这一切，都在于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失意者群体认为，移民与自由贸易，正一点点侵蚀美国本土劳动力的工作岗位与福利。
关于移民与自由贸易对国家的经济影响，主流经济学界此前是有共识的。
在一个标准的经济学框架下，移民的到来，是不会造成当地劳动者的失业或工资水平的下降的。因为移民的到来，固然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但同时也会因增加了当地的总需求而增加原有企业的开工率或新劳动岗位。与此同时，移民还因能进一步细化涌入地的劳动力市场分工水平，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
主流经济学对自由贸易的看法也同样如此。正如《好经济学》一书指出的那样：“自由贸易是有益的，这是现代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命题之一。”在主流经济学界看来，由于贸易使每个国家可以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因此，只要贸易发生，所有国家的总收入都会增长，也就是说，贸易带来的收益将必然超过其可能带来的局部损失。尽管在过去两百多年间，这一结论虽然受到过挑战，但挑战者几乎都来自发展中国家，且他们提出的观点也几乎一致：美欧等发达国家可能利用其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优势，剥削发展中国家，而独享自由贸易带来的收益。无论如何，自由贸易将有利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一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真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吗？从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及对待特朗普政策的态度中可看出，移民及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总体上还真是有利的。
从移民角度看，美国本身就建立在移民基础上，移民在推动美国经济科技发展方面扮演了关键性角色。美国创业中心（CAE）报告显示，二0一七年《财富》五百强中的美国企业，43% 是由移民或移民后代创立或共同创立的，十三个最具品牌价值的企业，有九个是由移民创立的。在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九十一家美国“独角兽”科技初创公司中，有五十家的创始人至少有一名移民。即使是非技术性移民，也被认为“鼓励企业雇用了更多低成本劳动力，同时使得本地劳动力转向了辅助性技术性更强且回报率更高的工作”。
自由贸易对美国的好处更是被萨缪爾森（Paul Samuelson）等经济学界大咖所确认。绝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提升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价值供所有人分配。”与此同时，自由贸易还使得美国人享受到价格更低的进口商品，因而被认为提高了普通人的福利。也因此，当二0一八年三月，特朗普在美国钢铁业从业者压力下，签署针对来自中国的钢铁和铝材征收新关税的行政令时，被认为聚焦了美国顶级经济学系的高级经济学教授的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会（IGM）咨询小组中，有65% 的人表示“坚决不赞同”，剩下的35% 均表示“不赞同”，竟然无一人表示同意。
但是，如果只是确认了上述事实，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同样是特朗普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的政策，在普通美国人当中的支持率，却高达54% ？而在美国“红州”，明确反对“移民抢去了当地人的饭碗”这一观点的普通人，仅仅只占调查对象的21% ？这正是《好经济学》一书所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当然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好经济学》认为，即使认同主流经济学家关于移民与自由贸易能增加总国民收入这一观点，也存在着增加了的国民收入如何分配这一更深层次问题。
对不同的行业和地区来说，来自移民与自由贸易的收益本身就不相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次分配”。比如，对劳动密集型以及传统钢铁与汽车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非技术移民与同质性商品进口，的确会对中低端劳动力市场形成挤出效应，同时也会对本地产品市场进行侵蚀和瓜分，进一步拉低本地就业率。也就是说，如果政府不进行由移民和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总收益的再分配，劳动密集型以及传统产业聚集地区，必定会成为局部受害者。
当然，理论上讲，“假设社会向自由贸易的赢家收税（比如美国大湾区、波士顿、西雅图等）并将这笔钱分配给输家（如底特律），那么即便是美国工人，也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况且，“既然许多人确实受益，我们应该愿意并能够补偿那些受到负面影响的人”。这就涉及我们所说的“政府二次分配”。然而，正如《好经济学》所指出的那样，二次分配更是一个“政治过程”。不幸的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近半个世纪的对国家在再分配中角色的质疑，使得执政者越来越没有意愿与能力掌控好這一政治过程”，导致局部受害地区与人群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根据一项研究成果，受自由贸易影响最严重地区的人均收入下降了五百四十九美元，而政府的福利支出仅上升了约五十八美元;而这上升的五十八美元人均福利支出，还因涌入的移民正逐渐拉低。
同样，来自“移民与自由贸易收益”分配的不平等，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并非不清楚这一点，但他们又有另外一个观点：只要劳动力能够自由迁徙，资本能够自由流动，这种收益分配的不平等还是能够被抑制。也就是说，当某一地区某一行业因移民或自由贸易导致本地劳动力收入被拉低时，只要劳动力市场是自由的，那么，本土劳动力将会往收益高的地区或行业流动。当某地区一个行业因为受进口冲击而亏损时，资本会往其他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转移。其结果是，只要在美国，劳动力最终拿到的工资，以及资本得到的回报，都会趋向均等化。
但是，《好经济学》的两位作者结合他们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事实情况并非主流经济学理论所言。
从劳动力迁徙看，即便没有任何法律对迁徙自由设限，作为移民与自由贸易利益相对受损者的低技术劳动力，其流动至少受到三种制约。首先是对迁徙与职业转换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恐惧。相对富裕地区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可能同样不高，而低技术劳动力要寻找并适应高技术岗位，则时间成本与学习成本很高。二是低技术劳动力从所谓铁锈地带向富裕地区转移，房价与房租之高造成的住房成本就是他们无法承受之重。因为美国相对富裕地区的房价，已经让高技术劳动力及富裕阶层抬得很高了。三是一个劳动力背后往往连带着一个家庭，离开家庭意味着劳动者失去了可能失业后的“财务和情感上的安全网”。正因此，即使是在美国国内，大多数失业者在心理上与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一样，把迁徙视为“鲨口余生”的畏途。最后的结果，美国国内人口年搬家率从五十年代的7%，下降至现在不到4%。低技术工人往富裕地区移民的速度，反而低于他们往相对贫困及失业率更高的贫困地区移民的速度！此时，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及中美洲的移民，同样是低技术劳动力，他们的涌入非但没有改善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反而二者的确构成了残酷竞争。
资本投资同样表现出黏性。一些被进口产品冲击较大的地区，企业倒闭产生了一系列“鬼城”，不仅有像底特律这样的大城市，也有田纳西布鲁斯顿（Bruceton）这样的小镇。按理说，这里因失业者众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房地产价格及租金低，资本可以投资于其他方向如非制造业。但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相反，由于这些地区原来产业集群化程度高，基础设施转换难，失业者众又导致当地商店和餐馆等门店消费萧条，地区税基灾难性的减少导致正常的治安、供水、教育、照明和交通等公共服务都难以维持。因此，即使有联邦政府的鼓励再投资措施，但真正来进行非制造业投资的资本少之又少，更谈不上能抵挡这些地区陷入“黏性陷阱”的厄运。
于是，我们看到，尽管移民与自由贸易的确总体有益于美国，但收益却集中于富裕地区与相对富裕人群;承担了成本的那部分人，却并未得到额外的补偿，成为失意者。而又由于劳动力迁徙成本高、资本黏性强，这些失意者很难再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职业前景。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也恰是这些人和因恐惧未来将加入他们中间的部分边缘中产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是特朗普竞选纲领的铁杆支持者。他们共同制造出了这位美国历史上“完全不一样”的总统！
二
按《好经济学》一书中的说法，无论是二0一六年还是二0二0年的美国大选，要预测某一个人是否支持特朗普，有效的办法是，“看他是否是内心深处对白人身份高度认同的共和党人”。这就涉及两个问题：种族问题与党派问题。特朗普之所以在二0一六年当选，并在二0二0年大选中掀起如此大的风暴，就是因为他利用并扩大了美国社会在种族与党派上的对立。这也与美国社会学界、政治学界的看法一致，后者亦认为，特朗普的出现，是美国政治极化的产物。《好经济学》一书，则运用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了美国政治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极化的。
首先还是从传统主流经济学“偏好”这一概念说起。所谓“偏好”，就是一个人在掌握了可能需要的一切信息后，依然倾向于的那个选择。这一概念的主要贡献者加里·贝克尔和乔治·斯蒂格勒也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认为，每个人的偏好是稳定的，不会被改变的;而整个社会的偏好则是连续性的，服从正态分布的。如果真是这样，则意味着社会中秉持中间立场的人总是大多数，且社会不会被分裂成两个极端。这也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社会偏好”基础。
然而，《好经济学》一书，则运用近年来新发展起的行为经济学成果认为，每个人其实都有多重人格，每种人格都代表一种偏好。而最终哪种偏好在特定情境下占上风，则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或者说，社会环境在决定我们的偏好，并持续塑造我们的偏好。美国的政治生态变化，恰好就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