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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只有扎扎实实地进行读背练习，下一番“死记硬背”的功夫，强化记忆训练，才能为语文的阅读理解、作文以及将来的做事和做人准备好应有的“本钱”，才能透彻地理解社会这部大书中的玄奥哲理，才会有一个幸福而快乐的人生。
【关键词】e时代；背诵；语文素养
这是一个老调重弹的问题：学语文要不要“死记硬背”一些东西？
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回答：当然。语文素质的提高靠的就是“死记硬背”。
现在，一个不得不谈的问题是：为什么学生不愿意“死记硬背”一些东西？
我找了一部分学生来了解情况。情况有几种：原来背了，现在忘了；原来就没有背，只突击一两首应付老师的检查；认为背与不背没有多大区别，考试只有几分而已。
这不禁让我陷入了对“为什么学生不愿意‘死记硬背’一些东西”这个问题的反思。
现在的高中生，基本上是九?誘后出生的，他们从识字开始就与电脑和网络结下了不解之缘。e时代网络上资料查找的便捷使得他们误认为背诵和记忆一些东西已不重要，“反正敲敲键盘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何必去背呢”是绝大多数学生的看法。他们用学习数理化惯用的理性的、逻辑的、分析的方法来学习语文，获得语文能力，漠视记忆背诵，更不愿意对不理解的知识去“死记硬背”，盲目扎入试卷之中，结果试题做了一大堆，到头来还是空空如也，出力不讨好。语文素质基本停留在识字的水平上。老师让学生“死记硬背”一些东西，学生大惑不解，理直气壮地发问道：“我们２１世纪的青年，还学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有什么用?”面对着这样一群无知无邪的学生，老师苦口婆心，好言相劝，但还是收效甚微。
然而我还是要说：同学们，语文学习没有了背诵，那还是语文吗？想想那些成为大家的前辈们说的话和他们的经历吧：
宋代朱熹有句治学名言：“读书之法，在循序渐进，熟读而精思，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之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
韩愈死后，后人在墓志铭中称其为“读书背文，功力兼人”。清代考据学家和文学家沈涛能背《十三经》，其师段玉裁称他“其背诵《十三经》如瓶泻水”（段玉裁：《十经斋记》）。
明代学者张溥，他每读一部书，都要用蝇头小楷工笔抄写一遍，然后烧掉；接着再抄再烧，如是者七，遂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七录斋”。很明显，张溥这“七录”，实际上是把别人的书录在心纸上了，所以他才诗文敏捷。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破”，据我体会，恐怕就有点熟读成诵的味道。读“破”了万卷书，写起文章来还会没有神来之笔吗？
章太炎是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当年，鲁迅、钱玄同等人都曾对他执弟子礼。他早年在台湾当记者时，有一次与同事李书闲聊，颇为自负地说，自己所读之书，百分之九十五可以背诵。李书不信，搬出自己所学的经书欲考倒章太炎。谁知章太炎不假思索，如数家珍地一一作答，甚至哪一句在哪一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一点不差。
鲁迅先生更以切身经历来肯定、推崇熟读。他在谈到写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准备工作时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可见，这背诵是与写作紧密相连的。这些名人背名篇、背名著，就如同不拒细流蓄水成渊一般，为他们的创作之流备足了丰富的水源，才有“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文传诵……
钱钟书于1933年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与同事顾献梁共居一室。那时候，顾氏正埋头苦攻一本外国文学批评史，钱钟书看到了，便说：“这本书以前我读过，不知现在记不记得，你抽一段考考我！”顾氏听罢，半信半疑，特意找出几段难念的问他，钱钟书都能流利地接下去背上一段。顾氏大惊失色，大为拜服。
著名学者南怀谨先生在回顾自己小时候念私塾背古文经历时曾说：“儿童时代背诵‘经’、‘史’和‘中国文化’等典籍，是这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巴金先生也说过：“有几百篇文章熟烂于胸，就好比打仗时有千军万马在身旁，招之即来，呼之即出。”
苏步青先生，读小学时，天天背诵《左传》、《唐诗三百首》，到毕业时，这两部书已经能背诵如流。刚进中学，老师不信他能写出《读〈曹刿论战〉》，顺口举了一篇《子产不毁乡校》让他背，他一口气背完，说：“整部《左传》，我都可以背出来。”
……
这些例子不外乎说明一个道理：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练就良好的“背”功让人终身受益。这也是他们作为文学家有着超人的语言能力的重要原因。背诵是为写作筑坝蓄水，只有大量储存，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输出。诵读与背诵，可以使人受到先哲思想的熏陶与道德的感召，受到智慧的启迪与情感的滋润。学生的诵读与背诵犹如在他的大脑里形成一座冰山，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增加，它会慢慢地融化滋养他的一生。
我还想告诉他们：
一、牢记一定数量诗文，可以使表达更加准确、简约、含蓄和有文化底蕴，做到出语不凡、出语不俗，有利于养成健康的人格，把自己培养成具有“绅士风度”的人。由于自己语言积淀丰厚，运用语言就会熟能生巧，巧而出新，出语惊人。俗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凑。”其实“肚子”里的“货”多了，就会融会贯通，什么语法、文法等，只要老师稍加点拨，自己就会“一通百通”。只要酷爱读书，喜欢记诵，就会乐于写诗作文。
二、牢记一定数量诗文，可以加速对简约、含蓄的语言和文本的理解。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学汉语，已过了识字、写字、语法、文法关之后，还听不懂我们的话，看不透我们的文章？因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底蕴太丰厚了，我们的掌故太多了，我们的语言习惯太有个性了。他们不仅对我们的话听得太少，而且对我们的书也读得不多，即“肚子”的“货”太少了。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学语文，学了就忘了，就难以学深学好。我们生活在母语环境中，随着媒体的普及，说话、听话、对话的机会始终跟随着我们。由于社会的发展，我们“走万里路”的机会也是有的。现在唯一缺的是“读万卷书”，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
三、牢记一定数量诗文，可以丰富自己的思想。你一个思想我一个思想加在一起就会产生更多的思想。不论是诗歌还是文章，都包涵有作者的思想。尤其是大家公认的经典作品，你阅读它，消化它，认同它，可以加速自己个性社会化的进程，为我们今后与他人合作共事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记诵多了，可以活跃自己的思维。同一个事物，相同的思想，相似的情境，在不同的诗文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些作品在我们的脑海里经过比较、分隔、融合，就会“发酵”，这样可以培养我们的创造思维。还可以丰富我们的感情世界。神奇的诗文毕现了人间热烈的、冷峻的、直白的、深沉的、豪放的、婉约的情愫，熟读背诵这些诗文可以开拓我们视野，使我们的情感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兴趣更为广泛。同时，还可以激发我们想象和联想。诗文中传播的思想、意境、情感不仅可以引起共鸣，而且可以使人向往，引发思考、想象和联想。这对今后学理工科的学生来说，特别重要。爱因斯坦曾经说，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得到的远比从他的老师数学家高斯那里得到的多。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华罗庚、杨振宁、丁肇中等老先生，小时都背诵了一定数量诗文。巴金曾经说，他小时候背诵的几十篇古文，为他以后的创作垫了底。而现在我们这些成年人，总觉得自己在中小学记诵的东西太少了，底子薄了。
许多年之前，著名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先生就沉痛地指出：“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个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都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对此，我们每一位语文老师都应该作出反思。我们有责任上好语文课，不仅仅是让每一位学生尽力考出一个像样的分数，还应该让每一位学生真正感受语文的魅力，接受人文的熏陶。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在语文教学中加强“背功”的训练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关键词】e时代；背诵；语文素养
这是一个老调重弹的问题：学语文要不要“死记硬背”一些东西？
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回答：当然。语文素质的提高靠的就是“死记硬背”。
现在，一个不得不谈的问题是：为什么学生不愿意“死记硬背”一些东西？
我找了一部分学生来了解情况。情况有几种：原来背了，现在忘了；原来就没有背，只突击一两首应付老师的检查；认为背与不背没有多大区别，考试只有几分而已。
这不禁让我陷入了对“为什么学生不愿意‘死记硬背’一些东西”这个问题的反思。
现在的高中生，基本上是九?誘后出生的，他们从识字开始就与电脑和网络结下了不解之缘。e时代网络上资料查找的便捷使得他们误认为背诵和记忆一些东西已不重要，“反正敲敲键盘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何必去背呢”是绝大多数学生的看法。他们用学习数理化惯用的理性的、逻辑的、分析的方法来学习语文，获得语文能力，漠视记忆背诵，更不愿意对不理解的知识去“死记硬背”，盲目扎入试卷之中，结果试题做了一大堆，到头来还是空空如也，出力不讨好。语文素质基本停留在识字的水平上。老师让学生“死记硬背”一些东西，学生大惑不解，理直气壮地发问道：“我们２１世纪的青年，还学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有什么用?”面对着这样一群无知无邪的学生，老师苦口婆心，好言相劝，但还是收效甚微。
然而我还是要说：同学们，语文学习没有了背诵，那还是语文吗？想想那些成为大家的前辈们说的话和他们的经历吧：
宋代朱熹有句治学名言：“读书之法，在循序渐进，熟读而精思，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之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
韩愈死后，后人在墓志铭中称其为“读书背文，功力兼人”。清代考据学家和文学家沈涛能背《十三经》，其师段玉裁称他“其背诵《十三经》如瓶泻水”（段玉裁：《十经斋记》）。
明代学者张溥，他每读一部书，都要用蝇头小楷工笔抄写一遍，然后烧掉；接着再抄再烧，如是者七，遂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七录斋”。很明显，张溥这“七录”，实际上是把别人的书录在心纸上了，所以他才诗文敏捷。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破”，据我体会，恐怕就有点熟读成诵的味道。读“破”了万卷书，写起文章来还会没有神来之笔吗？
章太炎是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当年，鲁迅、钱玄同等人都曾对他执弟子礼。他早年在台湾当记者时，有一次与同事李书闲聊，颇为自负地说，自己所读之书，百分之九十五可以背诵。李书不信，搬出自己所学的经书欲考倒章太炎。谁知章太炎不假思索，如数家珍地一一作答，甚至哪一句在哪一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一点不差。
鲁迅先生更以切身经历来肯定、推崇熟读。他在谈到写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准备工作时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可见，这背诵是与写作紧密相连的。这些名人背名篇、背名著，就如同不拒细流蓄水成渊一般，为他们的创作之流备足了丰富的水源，才有“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文传诵……
钱钟书于1933年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与同事顾献梁共居一室。那时候，顾氏正埋头苦攻一本外国文学批评史，钱钟书看到了，便说：“这本书以前我读过，不知现在记不记得，你抽一段考考我！”顾氏听罢，半信半疑，特意找出几段难念的问他，钱钟书都能流利地接下去背上一段。顾氏大惊失色，大为拜服。
著名学者南怀谨先生在回顾自己小时候念私塾背古文经历时曾说：“儿童时代背诵‘经’、‘史’和‘中国文化’等典籍，是这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巴金先生也说过：“有几百篇文章熟烂于胸，就好比打仗时有千军万马在身旁，招之即来，呼之即出。”
苏步青先生，读小学时，天天背诵《左传》、《唐诗三百首》，到毕业时，这两部书已经能背诵如流。刚进中学，老师不信他能写出《读〈曹刿论战〉》，顺口举了一篇《子产不毁乡校》让他背，他一口气背完，说：“整部《左传》，我都可以背出来。”
……
这些例子不外乎说明一个道理：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练就良好的“背”功让人终身受益。这也是他们作为文学家有着超人的语言能力的重要原因。背诵是为写作筑坝蓄水，只有大量储存，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输出。诵读与背诵，可以使人受到先哲思想的熏陶与道德的感召，受到智慧的启迪与情感的滋润。学生的诵读与背诵犹如在他的大脑里形成一座冰山，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增加，它会慢慢地融化滋养他的一生。
我还想告诉他们：
一、牢记一定数量诗文，可以使表达更加准确、简约、含蓄和有文化底蕴，做到出语不凡、出语不俗，有利于养成健康的人格，把自己培养成具有“绅士风度”的人。由于自己语言积淀丰厚，运用语言就会熟能生巧，巧而出新，出语惊人。俗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凑。”其实“肚子”里的“货”多了，就会融会贯通，什么语法、文法等，只要老师稍加点拨，自己就会“一通百通”。只要酷爱读书，喜欢记诵，就会乐于写诗作文。
二、牢记一定数量诗文，可以加速对简约、含蓄的语言和文本的理解。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学汉语，已过了识字、写字、语法、文法关之后，还听不懂我们的话，看不透我们的文章？因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底蕴太丰厚了，我们的掌故太多了，我们的语言习惯太有个性了。他们不仅对我们的话听得太少，而且对我们的书也读得不多，即“肚子”的“货”太少了。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学语文，学了就忘了，就难以学深学好。我们生活在母语环境中，随着媒体的普及，说话、听话、对话的机会始终跟随着我们。由于社会的发展，我们“走万里路”的机会也是有的。现在唯一缺的是“读万卷书”，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
三、牢记一定数量诗文，可以丰富自己的思想。你一个思想我一个思想加在一起就会产生更多的思想。不论是诗歌还是文章，都包涵有作者的思想。尤其是大家公认的经典作品，你阅读它，消化它，认同它，可以加速自己个性社会化的进程，为我们今后与他人合作共事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记诵多了，可以活跃自己的思维。同一个事物，相同的思想，相似的情境，在不同的诗文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些作品在我们的脑海里经过比较、分隔、融合，就会“发酵”，这样可以培养我们的创造思维。还可以丰富我们的感情世界。神奇的诗文毕现了人间热烈的、冷峻的、直白的、深沉的、豪放的、婉约的情愫，熟读背诵这些诗文可以开拓我们视野，使我们的情感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兴趣更为广泛。同时，还可以激发我们想象和联想。诗文中传播的思想、意境、情感不仅可以引起共鸣，而且可以使人向往，引发思考、想象和联想。这对今后学理工科的学生来说，特别重要。爱因斯坦曾经说，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得到的远比从他的老师数学家高斯那里得到的多。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华罗庚、杨振宁、丁肇中等老先生，小时都背诵了一定数量诗文。巴金曾经说，他小时候背诵的几十篇古文，为他以后的创作垫了底。而现在我们这些成年人，总觉得自己在中小学记诵的东西太少了，底子薄了。
许多年之前，著名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先生就沉痛地指出：“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个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都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对此，我们每一位语文老师都应该作出反思。我们有责任上好语文课，不仅仅是让每一位学生尽力考出一个像样的分数，还应该让每一位学生真正感受语文的魅力，接受人文的熏陶。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在语文教学中加强“背功”的训练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