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样的！敢于直面问题，知耻后勇！”“他是个叛徒，把他赶到贵州去算了！”……
　　一个多月来，赞誉和诋毁，都潮水般涌向同一个人：黄雷。
　　原因是，他写了一篇题为《贵州雄起背后的反思》的文章。文章发表在2018年11月19日出版的《河池日报》头版上，文章指出：十多年前，贵州黔南州还是广西河池的“小弟”，经济总量不及河池一半，但到2017年，黔南州经济总量几乎是河池的两倍！
　　面对黔南州的迅速崛起，《河池日报》的文章叩问：“我们到底差在哪儿？”
　　作为一张市委机关报，敢于直面问题，自我发难，且文章的作者黄雷正是河池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 所以引发河池市乃至整个广西从官场到民间的极大关注。
　　注意到这篇文章的，还有黔南州的官场。近日，《南风窗》记者在黔桂两地走访发现，很多受访官员都表示“看过这篇评论”。
　　不一样的是，黔南州的官场，多是津津乐道。河池官场，则多了些失落。当然，更深层次的反思还在进行着。

黔南逆袭

　　黔南州地处贵州南大门，河池市处于广西西北部，两地山水两连、人文相通，有差不多的自然条件。
　　黔南的罗甸、独山、荔波三县和河池的天峨、南丹、环江三县接壤。
　　黔南和河池都属喀斯特地貌，山多地少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两地所辖县份差不多，黔南辖12个县市，河池辖11个县区。两地人口都是400多万人。
　　十多年前，黔南州发展明显落后于河池。“20世纪90年代，对找不到老婆的困难户，我们都会说，去贵州去找啊，”2018年12月25日下午，在河池市委党校工作的黎杰松告诉记者，“现在，如果要找，也只好是我们的人去上门了。”
　　话语中，透露出一丝丝失落。
　　失落的背后，源于黔南州最近6年的迅速崛起。2012年是重要的节点，这年年初，河池两家矿企违法排污导致龙江河水镉含量严重超标，镉污染引发柳州等下游城市的用水恐慌，事件引发全国关注。
　　这一年，河池果断关停很多矿企，以回应外界关注。“这一年的整治，说得好是壮士断腕，说得不好是一刀切。”2018年12月26日上午，河池市投资促进局项目服务科科长周文卫告诉记者，此后，很多企业开始迁移到和河池相邻的黔南州。
　　2012年年底，统计发现，黔南州经济总量533亿元，同比增长15.5个百分点。河池经济总量497亿元，同比降了0.5个百分点，黔南州GDP开始超过河池。
　　2011年前，两地竞争中，一直是河池领跑，黔南州以“小弟”的身份跟跑。但到2011年，彼此距离拉近，这一年，河池经济总量518亿元，黔南州443亿元。
　　昔日一直“跟跑”的“小弟”，在2012年赶超河池后，以不可逆的势头，持续将这个昔日“大哥”远远甩在身后，到了2017年，黔南州GDP1160亿元，河池市GDP734亿元，前者几乎是后者两倍。
　　令河池担心的是，黔南州在这较大基数的基础上，依旧保持超12个百分点的增幅，但河池的增幅不及8个百分点。
　　调任《河池日报》社长前，黄雷曾在河池市下辖的巴马县做过宣传部长、副县长，此后调任河池市投资促进局任局长。
　　当一个了解内情并富于责任感的人，有了过硬文笔作为基础后，《河池日报》头版那篇《贵州雄起背后的反思》文章的出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因为河池确实着急了。

河池着急

　　着急首先源于两地在视感上带来的冲击。
　　从河池市南丹县进入黔南州独山县，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30多层以上的高楼大厦，车子在宽阔的双向8车道上疾行而过，整个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昔日一直“跟跑”的“小弟”，在2012年赶超河池后，以不可逆的势头，持续将这个昔日“大哥”远远甩在身后，到了2017年，黔南州GDP1160亿元，河池市GDP734亿元，前者几乎是后者两倍。

　　道路旁还有宽阔的大学城，有李记集团等大企业拉横幅招工：月薪3000元以上。独山县的核心区，更是热闹非凡。
　　麻尾是独山县下辖的一个镇，这个镇和南丹县六寨镇接壤。但麻尾镇道路宽阔，整个镇的建筑风貌被打造成风格整齐划一的特色民俗旅游小镇，镇上还有布依族民俗风情步行街。
　　但当车子拐入六寨镇，则是另一番景象：六寨镇由杂乱的民居自发形成集市，街道很窄，“两车相会，都压到临街铺面的门槛上”，长年开车往返于独山和南丹的莫师傅告诉记者，“在麻尾，我们都可以横着开”。
　　在独山县，随处可见已建好和在建的高楼，在建的一栋栋高层建筑外围，布满绿色的建筑网，黄色的吊臂在地上或楼顶的高空中，张牙舞爪、忙碌作业。
　　这样的场景，不只出现在独山县，也出现在黔南州州府所在地都匀市。都匀市的剑江两岸，处处是林立高楼，颇有现代之风。
　　而和黔南接壤的南丹县，陷入了可怕的沉寂，主要街道的建筑也停留在十年前的4-8層。河池市政府的驻地金城江区，自2017年宣布市政府将迁到宜州后，很多建筑停了下来，一些已建好的楼房，夜晚时分，是一片片的漆黑。
　　河池民间着急了。
　　着急的，还有官方。因为两地接壤，官方互动比较频繁。“最近几年，每次去贵州，感觉一年一个模样，”韦斌说，有时候，参观考察回来的车上，大家都不说话，因为一进入河池境内，情不自禁就对比起来了，心里挺难受。
　　看着黔南州“呼啦啦”快速崛起，韦斌也只能“干着急”，周文卫接过他的话感叹道，“有什么办法呢？谁不想干事？但主动权不在我们这里，需要顶层设计。”

投资拉动

　　和民间感官认知比，官方提供的数据更趋于理性。
　　黔南州的道路发展最明显。2018年12月21日上午，黔南州交通局工作人员杨峰给记者提供一份材料显示：2015年12月，黔南州就实现了“县县通高速”的目标，全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800多公里，公路通车总里程超过1.8万公里。
　　但改革开放初期，黔南州的公路总里程还不到2000公里。
　　2018年12月25日，河池市统计局提供给记者的资料显示，河池在改革初期的公路里程就有4801公里，彼时其是黔南州的2.4倍。
　　但如今，黔南州公路总里程已超1.8万公里，河池只有1.3万公里。河池高速公路的里程如今也就300多公里，不及黔南州的40%。
　　令河池官方着急的，还有前面所述黔南州GDP的逆袭。
　　黔南州的逆袭主要靠投资拉动。下面一组数据可以看到造成彼此巨大落差的直接原因：河池市统计局提供的材料显示，“从1950年到2017年底，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719亿元”。而黔南州在2014年至2017年的4年间，全州固定资产投资就累计完成5041亿元。
　　这意味着，黔南州用4年时间，就完成并超过了河池用近70年时间才完成的投资额。
　　巨大差距始于前述提及的2012年，这是个关键节点，也是河池在经济上“滑铁卢”的重要年份。因为2011年，两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的情况都差不多，当时黔南州是458亿元，河池市是435亿元。
　　但2012年镉污染事件发生后，两地的投资额朝两个极端方向发展：2012年，黔南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02亿元，河池只完成277亿元，同比下降36个百分点。
　　此后，从2013年起至今，黔南州每年完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都超过千亿元，但河池每年完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始终徘徊在400亿元左右。

检讨与反思

　　黔南州的快速崛起，让河池刮目相看，河池一些部门和县区到黔南州学习考察后，也在“检讨”和查找自身落后的原因。
　　“首先要抓干部作风整顿”，周文卫说，贵州那边各部门都围绕项目落地抓落实。
　　河池恰恰相反，干部做事瞻前顾后，总先找文件要求来证明“什么是不能干的”。
　　黔南快速崛起并非偶发现象，整个贵州都处于快速发展的最好时代，其在大西南崛起中，出现难能可贵的“贵州现象”。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2018年12月20日下午，记者向黔南州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周德扬说明采访意图后，他将明朝谋士刘伯温的预言，脱口而出。

黔南州的快速崛起，让河池刮目相看，河池一些部门和县区到黔南州学习考察后，也在“检讨”和查找自身落后的原因。

　　黔南快速发展主要在于调动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有能力就上，干部也敢于碰硬。”2018年12月21日上午，黔南州对外经济协作局干部余星进告诉记者，黔南州干部现在的干劲比以前大，想干事的氛围也比以前浓，形成了让干成事的人有舞台的氛围。
　　周文卫说，这些年，贵州一直在发展，它已成为大西南发展的标杆省份。
　　在周文衛看来，归根到底是贵州在顶层设计上，对干事创业的干部形成了保护机制，使他们放心、放胆干。周文卫说，一心为公、为地方发展的干部，其干事创业的激情应该得到鼓励和保护。
　　在《河池日报》的评论中，黄雷也指出：贵州不少地方在引进项目上，方式很灵活。
　　黄雷还举例说，“黔南州荔波县冰雪水世界项目原本要落户河池，但我们的服务跟不上，投资商无奈走了。”
　　周文卫承认，由于河池缺乏储备用地，很多时候都是有项目进来才开始征地，但项目从开始洽谈到落地生产需要耗费3～4年时间，而商业投资的机会稍纵即逝，最终可能老板放弃投资，地方错失发展机会。
　　在河池，一些重大项目，即便有主要领导跟进过问，也需要1～2年才能落地，这主要是政府的办事流程拖慢了进程。
　　但这些涉及权力的程序问题，也怪不得河池干部。
　　河池原本就有比较好的发展条件，是著名的“水电之乡”，有“华南电都”的美誉，其大型水电站资源占到了广西七成。国家在红河水建设的10座梯级电站中，有4座就在河池境内，分别是大化、岩滩、龙滩、百龙滩电站，其中龙滩电站为全国第三大水电站。
　　但这些电通过电网后，主要供应往广东等地，而且河池的电费还比广东、贵州的贵。“我们每度电比贵州贵2毛钱”，周文卫说，一些用电量大户的企业考虑到成本因素，会选择去贵州投资落户。
　　河池方面曾就此向上级反映，希望给电站所在地配额一定的优惠电价，以促进地方发展，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回复。
　　在黔南州考察学习，周文卫亲眼看到：当地投资促进局一个电话要求当地国土、规划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到局里开会，结果来的全是局长，而且很准时。“我们打个电话通知，来的顶多是个科长”，周文卫有些失落，为身处“弱势部门”的无奈，更为河池失去的10多年感到惋惜。
　　（文中韦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