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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尖上，怎么行走？
麦家的小说，就喜欢险处求胜。谁是老鬼？谁来解密？从头至尾，悬念横生，逼迫你一口气想要揭开谜底。
这一本《刀尖》同样如此。每一次的情报传递是否能够成功？每一次的逃亡是否真的能虎口脱险？潜伏多年的林婴婴和金深水又将如何粉碎日军对中国实施的险恶计划？……每一个深入敌后的特工，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稍有差池，就将粉身碎骨。而读者，也随着特工扑朔迷离的命运起伏而惊心动魄，不能自已。
上了点年纪的读者自然不会陌生，1949年后的前17年间，也涌现了不少的谍战小说和电影，不论是《羊城暗哨》还是《野火春风斗古城》，那样一种惊险的观影或读书体验，是无数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可是，这个传统在之后慢慢式微，再没成为风潮。直到麦家横空出世，再经过热播电视剧《暗算》和电影《风声》的推波助澜，麦家的小说，一时洛阳纸贵，成了畅销榜上的常客，也成为各大影视公司互相争抢的香饽饽。
《刀尖》，先在今年《收获》第五、第六期上分两期连载，随后由北京磨铁公司推出上下两册，12月4日，由高希希执导的电视剧《刀尖上行走》开始轮番轰炸各大卫视，估计又将掀起一场收视风暴。
红透半边天，在北京鹏润酒店见到麦家的时候，麦家给人的印象却是低调、平易。这么多年来，麦家的名字都和“谍战小说”脱不了干系。可是，他却连这个让他成名的光环都要抹去：“我写的不是谍战小说！”是何道理？麦家成功之后，谍战横飞，他想的，不是沾沾自喜，以教父自居，而是急于与这些纷乱的世事划清界限。
不过，有的人注定了要成为谍战题材的主人。
算不算缘分？1981年7月27日，浙江富阳人民医院，麦家偶遇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五系招生官王亚坤，临时被安排入伍体检，终为该校福州分院录取。但之后1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段缘分而关系亲密，恰恰相反，直到麦家的小说走红大江南北之后，王亚坤夫妇才想到，这个因写谍战而暴得大名的小说家，不就是我们认识的蒋本浒（麦家本名）吗？
他们携带着自己父母的故事资料找到麦家，这些传奇的故事让麦家眼前一亮，欣然答应为之撰写小说。可是，之后的写作却没有那么顺利，一稿，二稿，推倒重来。历时8年，终于出炉，并向外界宣称，“我最后一部所谓的谍战小说”。
最后一部谍战
《新民周刊》：这真是你的最后一本谍战小说？之前就曾说要封笔。
麦家：肯定是最后一部，早就应该是了。
这部书稿写于8年前，比《风语》要早，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及时出版。其中一个原因是《收获》，跟我说要刊发，刊发之前自然不能出版，他们安排在今年第五、六期上，即上个月才发。你想，《收获》的稿子这么多，压了一年多才发，稿子太多，安排不过来。
坦率地说，《风语》应该是我最后一部所谓的谍战小说。其实，我自己并不觉得我的小说是什么谍战小说，《暗算》、《风语》都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谍战小说。
传统意义上的谍战小说，就是在敌后工作，用偷、抢、引诱、勾引等各种手段来套取情报，也就是我们说的地面间谍，而我写的，从《解密》、《暗算》到《风语》都不是地面间谍，而是躲在房子里，通过技术手段去窃听、侦听、破译密码而去获取情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谍战，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谍战。
这部《刀尖》倒是真正意义上的谍战。其实我个人并不擅长这种小说，也不想写，因为现在写这样小说的人太多了，但是写这部小说却是有特殊的原因。我小说一开始也写到，王亚坤，他是把我招到军校里去的一名招生官。这小说的材料应该说是她老婆的遺产，都是她父母的故事。
你要知道，收集资料的过程是很缓慢的。王亚坤夫妇第一次给我带来的资料，虽然有那么一箱子，看上去很多，但是可用的其实很少。
《新民周刊》：我也知道1981年，你在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偶遇招生官王亚坤，临时被安排入伍体检，才被该校福州分院录取。也算是种缘分，那之后，你们一直有联系？王亚坤夫妇是怎么找你来写这部长篇的？
麦家：之后其实也没有怎么联系。他们找我是后来我成名之后的事了。我的《解密》、《暗算》写的都是我老单位的事情，在整个总参三部都引起轰动。
我的书，在我们单位，不能说人手一本，但影响所及，老单位同志们都知道我写了两本书，反映的，是他们那个行业的历史和故事。
后来，电视剧播出之后，那更是，整个这条战线上的人都知道我了。我成了我们整个行业的知名人物。自然，他们都知道我在写小说，肯定也看了我的小说，所以他们很想把他们父辈的故事告诉我，也许是想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爱，他们想要我把他们的故事传承下来。
《新民周刊》：2003年9月—11月，你完成了第一稿，取名《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王亚坤夫妇看完觉得不够真实，不同意对外刊发？
麦家：我写了一稿，他们不满意，为什么？因为中间我加了不少我自己的想象。既然是小说，想象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可他们希望我写成历史记录或者人物传记，来回顾他们父母的一生。我对他们说，你们给我的材料不够我来写一本传记小说。他们还是不同意，不满意，我就把这些资料丢在一旁不管了。
转眼五六年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不停地在做抗战历史的解密工作，收集资料的手段或者方式，都比原来要方便得多了，包括台湾，我们现在进出台湾很方便，联络也越来越频繁。于是，他们断断续续又搜到了很多资料。
他们每搜到一些资料就寄给我（或者当面交给我），直到前年，我发现我收到的资料已足够我构造一部完整的小说，于是又有了创作的冲动。
《新民周刊》：到最后一稿，他们夫妇才比较认同？
麦家：第二稿他们就认同了。他们说这一稿写得好，基本上得到了首肯。但是后来他们抠细节还是抠得我要崩溃，他们会放大看每一个细节，有些细节说实在话，读者不会太在意，但他们就特别在意。比方说，他父母的一次吻，什么时候吻的，他们很在意很追究这些问题。总觉得那个时候怎么可能接吻呢？可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则觉得，这是我可以设计的细节。当然他们的感受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类似的修改就很累。
《新民周刊》：这样写了8年？
麦家：没写8年。从开始想写到最后完成一共是8年。写的过程很快，我第一稿4个月就写出来了。写完以后他们不同意嘛，就丢在那，然后他们给我不断地寄材料，季节好的时候，他们会到成都、杭州来玩，顺便把收集的东西给我看。第二稿也写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写得挺快的，就折腾，经历的过程比较曲折。
《新民周刊》：既然大部分内容来源于史料，完全写实，没有虚构？
麦家：史料毕竟是史料，不可能完完整整，难免有残缺。史料提供给我的就像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的一堆千年前破碎凌乱的瓷片，你拼了发现是一个观音像，但并不完整，一只手没了，已有的一只手又缺了一个指头。这些缺的部分就是要我靠想象去完成。这其实比凭空想象要难，如果没有那个像，我可以自行设计一个，造型、用材都可以自己定，但现在我必须对着那个观音像去想象，去模造，是照样画葫芦的意思，画不好很容易被人看出破绽。
《新民周刊》：你说你想通过这部小说来反映历史的真实？
麦家：对，我想要反映那段历史的真实风貌，这个故事是很好的壳。
你看现在很多谍战剧，里面的日本鬼子太弱智了。历史剧却极度地不尊重历史，最起码真实反映历史这一点都没做到。这种作品过多地出版，过多地出现在荧屏上，对我们民族和民族精神的重建都是有害的。某种意义上，它们歪曲了历史，拔高了我们国人自己的形象。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想跟风写这一类故事，那种谍战，谁都可以写，但我的谍战，别人未必能写。
麦家的小说，就喜欢险处求胜。谁是老鬼？谁来解密？从头至尾，悬念横生，逼迫你一口气想要揭开谜底。
这一本《刀尖》同样如此。每一次的情报传递是否能够成功？每一次的逃亡是否真的能虎口脱险？潜伏多年的林婴婴和金深水又将如何粉碎日军对中国实施的险恶计划？……每一个深入敌后的特工，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稍有差池，就将粉身碎骨。而读者，也随着特工扑朔迷离的命运起伏而惊心动魄，不能自已。
上了点年纪的读者自然不会陌生，1949年后的前17年间，也涌现了不少的谍战小说和电影，不论是《羊城暗哨》还是《野火春风斗古城》，那样一种惊险的观影或读书体验，是无数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可是，这个传统在之后慢慢式微，再没成为风潮。直到麦家横空出世，再经过热播电视剧《暗算》和电影《风声》的推波助澜，麦家的小说，一时洛阳纸贵，成了畅销榜上的常客，也成为各大影视公司互相争抢的香饽饽。
《刀尖》，先在今年《收获》第五、第六期上分两期连载，随后由北京磨铁公司推出上下两册，12月4日，由高希希执导的电视剧《刀尖上行走》开始轮番轰炸各大卫视，估计又将掀起一场收视风暴。
红透半边天，在北京鹏润酒店见到麦家的时候，麦家给人的印象却是低调、平易。这么多年来，麦家的名字都和“谍战小说”脱不了干系。可是，他却连这个让他成名的光环都要抹去：“我写的不是谍战小说！”是何道理？麦家成功之后，谍战横飞，他想的，不是沾沾自喜，以教父自居，而是急于与这些纷乱的世事划清界限。
不过，有的人注定了要成为谍战题材的主人。
算不算缘分？1981年7月27日，浙江富阳人民医院，麦家偶遇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五系招生官王亚坤，临时被安排入伍体检，终为该校福州分院录取。但之后1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段缘分而关系亲密，恰恰相反，直到麦家的小说走红大江南北之后，王亚坤夫妇才想到，这个因写谍战而暴得大名的小说家，不就是我们认识的蒋本浒（麦家本名）吗？
他们携带着自己父母的故事资料找到麦家，这些传奇的故事让麦家眼前一亮，欣然答应为之撰写小说。可是，之后的写作却没有那么顺利，一稿，二稿，推倒重来。历时8年，终于出炉，并向外界宣称，“我最后一部所谓的谍战小说”。
最后一部谍战
《新民周刊》：这真是你的最后一本谍战小说？之前就曾说要封笔。
麦家：肯定是最后一部，早就应该是了。
这部书稿写于8年前，比《风语》要早，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及时出版。其中一个原因是《收获》，跟我说要刊发，刊发之前自然不能出版，他们安排在今年第五、六期上，即上个月才发。你想，《收获》的稿子这么多，压了一年多才发，稿子太多，安排不过来。
坦率地说，《风语》应该是我最后一部所谓的谍战小说。其实，我自己并不觉得我的小说是什么谍战小说，《暗算》、《风语》都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谍战小说。
传统意义上的谍战小说，就是在敌后工作，用偷、抢、引诱、勾引等各种手段来套取情报，也就是我们说的地面间谍，而我写的，从《解密》、《暗算》到《风语》都不是地面间谍，而是躲在房子里，通过技术手段去窃听、侦听、破译密码而去获取情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谍战，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谍战。
这部《刀尖》倒是真正意义上的谍战。其实我个人并不擅长这种小说，也不想写，因为现在写这样小说的人太多了，但是写这部小说却是有特殊的原因。我小说一开始也写到，王亚坤，他是把我招到军校里去的一名招生官。这小说的材料应该说是她老婆的遺产，都是她父母的故事。
你要知道，收集资料的过程是很缓慢的。王亚坤夫妇第一次给我带来的资料，虽然有那么一箱子，看上去很多，但是可用的其实很少。
《新民周刊》：我也知道1981年，你在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偶遇招生官王亚坤，临时被安排入伍体检，才被该校福州分院录取。也算是种缘分，那之后，你们一直有联系？王亚坤夫妇是怎么找你来写这部长篇的？
麦家：之后其实也没有怎么联系。他们找我是后来我成名之后的事了。我的《解密》、《暗算》写的都是我老单位的事情，在整个总参三部都引起轰动。
我的书，在我们单位，不能说人手一本，但影响所及，老单位同志们都知道我写了两本书，反映的，是他们那个行业的历史和故事。
后来，电视剧播出之后，那更是，整个这条战线上的人都知道我了。我成了我们整个行业的知名人物。自然，他们都知道我在写小说，肯定也看了我的小说，所以他们很想把他们父辈的故事告诉我，也许是想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爱，他们想要我把他们的故事传承下来。
《新民周刊》：2003年9月—11月，你完成了第一稿，取名《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王亚坤夫妇看完觉得不够真实，不同意对外刊发？
麦家：我写了一稿，他们不满意，为什么？因为中间我加了不少我自己的想象。既然是小说，想象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可他们希望我写成历史记录或者人物传记，来回顾他们父母的一生。我对他们说，你们给我的材料不够我来写一本传记小说。他们还是不同意，不满意，我就把这些资料丢在一旁不管了。
转眼五六年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不停地在做抗战历史的解密工作，收集资料的手段或者方式，都比原来要方便得多了，包括台湾，我们现在进出台湾很方便，联络也越来越频繁。于是，他们断断续续又搜到了很多资料。
他们每搜到一些资料就寄给我（或者当面交给我），直到前年，我发现我收到的资料已足够我构造一部完整的小说，于是又有了创作的冲动。
《新民周刊》：到最后一稿，他们夫妇才比较认同？
麦家：第二稿他们就认同了。他们说这一稿写得好，基本上得到了首肯。但是后来他们抠细节还是抠得我要崩溃，他们会放大看每一个细节，有些细节说实在话，读者不会太在意，但他们就特别在意。比方说，他父母的一次吻，什么时候吻的，他们很在意很追究这些问题。总觉得那个时候怎么可能接吻呢？可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则觉得，这是我可以设计的细节。当然他们的感受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类似的修改就很累。
《新民周刊》：这样写了8年？
麦家：没写8年。从开始想写到最后完成一共是8年。写的过程很快，我第一稿4个月就写出来了。写完以后他们不同意嘛，就丢在那，然后他们给我不断地寄材料，季节好的时候，他们会到成都、杭州来玩，顺便把收集的东西给我看。第二稿也写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写得挺快的，就折腾，经历的过程比较曲折。
《新民周刊》：既然大部分内容来源于史料，完全写实，没有虚构？
麦家：史料毕竟是史料，不可能完完整整，难免有残缺。史料提供给我的就像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的一堆千年前破碎凌乱的瓷片，你拼了发现是一个观音像，但并不完整，一只手没了，已有的一只手又缺了一个指头。这些缺的部分就是要我靠想象去完成。这其实比凭空想象要难，如果没有那个像，我可以自行设计一个，造型、用材都可以自己定，但现在我必须对着那个观音像去想象，去模造，是照样画葫芦的意思，画不好很容易被人看出破绽。
《新民周刊》：你说你想通过这部小说来反映历史的真实？
麦家：对，我想要反映那段历史的真实风貌，这个故事是很好的壳。
你看现在很多谍战剧，里面的日本鬼子太弱智了。历史剧却极度地不尊重历史，最起码真实反映历史这一点都没做到。这种作品过多地出版，过多地出现在荧屏上，对我们民族和民族精神的重建都是有害的。某种意义上，它们歪曲了历史，拔高了我们国人自己的形象。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想跟风写这一类故事，那种谍战，谁都可以写，但我的谍战，别人未必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