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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低调的周正庆，11月3日，在证监会的办公室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还是9年前记者采访时见到他的风格，他对资本市场的问题言辞依然犀利。总结自己在任时的经历，“5·19”行情当属他的得意之作。
“琼民源”是我抓的最大案子
1996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依法查处了“琼民源”案，这是我在任期间抓的最大的案子。
这个案子经过了国务院证券委、审计署、央行、证监会近一年广泛深入的调查。当时查实的情况是，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琼民源”）1996年度报告和补充报告所称年实现利润5.7亿元，资本金共计增加6.57亿元的内容严重失实。其中5.4亿元利润是虚构的。
“琼民源”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通过关联公司及其他人签订的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合作建房、权益转让的无效合同是编造的。6.57亿的资本金是“琼民源”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是在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和确认的情况下编造的。“琼民源”的控股股东联手在“琼民源”公布1996年中期公报利好消息之前大量买进“琼民源”的股票，1997年3月前又大量抛出，获取暴利。
“琼民源”的第一个问题是利润和成本间的弄虚作假，第二是他们在弄虚作假的消息公布之前买进了大量的股票，然后公布了假消息，股票涨了之后赚大钱。
调查清楚之后，对该案做了严肃处理。通过此案的查处，使我们更加重视对上市公司的监督管理，在加强建立健全法规的同时，加快推进《证券法》的立法工作。
“5·19”行情的启示
在我出任证监会主席的日子里，最值得记忆的事就是“5·19”行情。
1997年至1999年年初，中国的资本市场持续两年低迷，上证指数在1100点左右徘徊。连续两年的徘徊，使资本市场萎靡不振，股民信心不足。
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那就是资本市场持续稳定增长的时候，它会发挥很大的作用，相反在持续低迷的时候，它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
面对两年的持续低迷，政府是否应进行干预和引导？
开始大家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说应听任市场的发展，证券主管部门不用管，只要加强监管就行了。有人说，市场低迷，政府和主管部门就应该想办法出措施来引导市场。
后来，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证监会是资本市场的主管部门，资本市场发展的好坏与证监会有着直接的关系，对资本市场出现的问题，证监会有责任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没有哪个国家不干预资本市场的，没有不用政策和措施去支持和引导市场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干预，用什么方法进行干预。
在资本市场持续两年低迷的时候，我觉得正是证监会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引导市场的最好时机。
通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1999年3月，我们给国务院写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的报告，提出了六条解决资本市场问题的措施。1999年5月中旬，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
当广大股民知道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文件后，5月19日那天，沪市上涨51点，深市上涨129点。随后，沪深股市一扫往日的低迷，走出大幅攀升的行情，30个交易日内股指上涨65%，最高点涨到了1700多点，股市开始扭转持续低迷、信心不足的现象。
从“5·19”行情后，我在证监会工作的两年里资本市场一直是牛市。2000年6月，上证指数涨到了2200多点。
“5·19”行情告诉我们，在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当中，政府和主管部门要时刻关心资本市场的发展动向，要针对存在的问题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正确引导市场，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与梁定邦商量保险资金入市
我在任时，经国务院同意聘请梁定邦先生当顾问。我们之间合作得很愉快。
记得有一件事，当时我国的保险资金是不准进入资本市场的。我和梁定邦经过调查了解到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险资金和商业保险资金一般都是通过资本市场达到增值的目的。于是，我跟梁定邦商量提出允许保险资金进入股市的建议，并委托他当面向国务院领导汇报讲明情况。后来证监会正式向国务院写报告得到批准后付诸实施。
那时凡是出台重要的法律法规，我都会征求梁定邦的意见和建议，他对推进证监会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顾问作用。
对话周正庆
中国资本市场不能照搬国外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说，中国的资本市场要学习西方国家，要金融自由化，政府不能干预，市场的问题只能由市场解决，证监会只能当裁判员。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周正庆：我认为，那种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要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做法，金融要自由化，政府不能干预，市场的问题要由市场解决，证监会只能当裁判员的观点是片面的，尤其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特色是在于学习借鉴外国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资本主义的庐山真面目，尤其是它消极阴暗的一面。过去我们把西方当老师，认为他们的东西都是好的，一味地照搬硬套。这次金融危机我们看到了它的消极的一面，纠正了我们不少的偏见和误区。因为资本主义资本市场具有它的特性，经过多年对资本主义资本市场的调查和研究，我将资本主义的资本市场归纳为“三性”。
《中国经济周刊》：是哪“三性”呢？
周正庆：第一是脆弱性。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了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昔日引人注目，但是现在却呈现出外强中干的一面。世界知名的五大投行顷刻间土崩瓦解，美国100多家银行纷纷倒闭，在此之前是估计不到的。这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市场的脆弱性。对此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不要盲目崇拜。
第二是贪婪性。过去我们认为美国的金融法律健全、信用可靠。现在我们看到了金融市场的看门人——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为了追逐利润，收取高额评级费，竟然违背职业操守，公然弄虚作假，还在上面贴上优质的标签，欺诈了全世界。
第三是欺骗性。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很多商业银行的贷款难以收回，美国的问题在于没有消化自己的不良贷款，而是转移风险，搞了各种名目繁多的衍生工具。这些衍生工具大部分是美国次贷危机形成的不良贷款。而三个信用评级机构将这些本来是不良贷款的债券评为优质，就是为了攫取最大的利润。
三个评级机构在议会上作证时承认，他们把良心出卖给了魔鬼。中国资本市场决不能搞美国那一套，我们决不能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搞弄虚作假、欺骗广大投资者。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新生事物，您刚才讲到中国资本市场的特色是在于学习借鉴外国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我们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周正庆：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是美国的贪婪本性，因欺骗的手法造成的。我们要吸取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不要盲目崇拜西方的某些做法，要学习借鉴对我们有利的，排斥对我们不利的，而且要看到自己的优势，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论与标准走自己的路，构建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周刊》：怎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周正庆：中国资本市场与西方相比都具有筹集资金的共性，但其性质与目的有所不同。
西方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其目的是为个人攫取最大的利润，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为了攫取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不顾社会利益的种种弊端。
而我国的资本市场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其目的是小平同志所讲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的。
因此，衡量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好坏就是要看是否实现了“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西方国家提出的什么标准。
中国资本市场20年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既不能脱离国际市场搞封闭运行，又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模式，一定要按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论与标准走自己的路，构建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琼民源”是我抓的最大案子
1996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依法查处了“琼民源”案，这是我在任期间抓的最大的案子。
这个案子经过了国务院证券委、审计署、央行、证监会近一年广泛深入的调查。当时查实的情况是，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琼民源”）1996年度报告和补充报告所称年实现利润5.7亿元，资本金共计增加6.57亿元的内容严重失实。其中5.4亿元利润是虚构的。
“琼民源”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通过关联公司及其他人签订的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合作建房、权益转让的无效合同是编造的。6.57亿的资本金是“琼民源”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是在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和确认的情况下编造的。“琼民源”的控股股东联手在“琼民源”公布1996年中期公报利好消息之前大量买进“琼民源”的股票，1997年3月前又大量抛出，获取暴利。
“琼民源”的第一个问题是利润和成本间的弄虚作假，第二是他们在弄虚作假的消息公布之前买进了大量的股票，然后公布了假消息，股票涨了之后赚大钱。
调查清楚之后，对该案做了严肃处理。通过此案的查处，使我们更加重视对上市公司的监督管理，在加强建立健全法规的同时，加快推进《证券法》的立法工作。
“5·19”行情的启示
在我出任证监会主席的日子里，最值得记忆的事就是“5·19”行情。
1997年至1999年年初，中国的资本市场持续两年低迷，上证指数在1100点左右徘徊。连续两年的徘徊，使资本市场萎靡不振，股民信心不足。
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那就是资本市场持续稳定增长的时候，它会发挥很大的作用，相反在持续低迷的时候，它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
面对两年的持续低迷，政府是否应进行干预和引导？
开始大家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说应听任市场的发展，证券主管部门不用管，只要加强监管就行了。有人说，市场低迷，政府和主管部门就应该想办法出措施来引导市场。
后来，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证监会是资本市场的主管部门，资本市场发展的好坏与证监会有着直接的关系，对资本市场出现的问题，证监会有责任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没有哪个国家不干预资本市场的，没有不用政策和措施去支持和引导市场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干预，用什么方法进行干预。
在资本市场持续两年低迷的时候，我觉得正是证监会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引导市场的最好时机。
通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1999年3月，我们给国务院写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的报告，提出了六条解决资本市场问题的措施。1999年5月中旬，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
当广大股民知道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文件后，5月19日那天，沪市上涨51点，深市上涨129点。随后，沪深股市一扫往日的低迷，走出大幅攀升的行情，30个交易日内股指上涨65%，最高点涨到了1700多点，股市开始扭转持续低迷、信心不足的现象。
从“5·19”行情后，我在证监会工作的两年里资本市场一直是牛市。2000年6月，上证指数涨到了2200多点。
“5·19”行情告诉我们，在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当中，政府和主管部门要时刻关心资本市场的发展动向，要针对存在的问题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正确引导市场，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与梁定邦商量保险资金入市
我在任时，经国务院同意聘请梁定邦先生当顾问。我们之间合作得很愉快。
记得有一件事，当时我国的保险资金是不准进入资本市场的。我和梁定邦经过调查了解到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险资金和商业保险资金一般都是通过资本市场达到增值的目的。于是，我跟梁定邦商量提出允许保险资金进入股市的建议，并委托他当面向国务院领导汇报讲明情况。后来证监会正式向国务院写报告得到批准后付诸实施。
那时凡是出台重要的法律法规，我都会征求梁定邦的意见和建议，他对推进证监会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顾问作用。
对话周正庆
中国资本市场不能照搬国外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说，中国的资本市场要学习西方国家，要金融自由化，政府不能干预，市场的问题只能由市场解决，证监会只能当裁判员。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周正庆：我认为，那种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要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做法，金融要自由化，政府不能干预，市场的问题要由市场解决，证监会只能当裁判员的观点是片面的，尤其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特色是在于学习借鉴外国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资本主义的庐山真面目，尤其是它消极阴暗的一面。过去我们把西方当老师，认为他们的东西都是好的，一味地照搬硬套。这次金融危机我们看到了它的消极的一面，纠正了我们不少的偏见和误区。因为资本主义资本市场具有它的特性，经过多年对资本主义资本市场的调查和研究，我将资本主义的资本市场归纳为“三性”。
《中国经济周刊》：是哪“三性”呢？
周正庆：第一是脆弱性。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了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昔日引人注目，但是现在却呈现出外强中干的一面。世界知名的五大投行顷刻间土崩瓦解，美国100多家银行纷纷倒闭，在此之前是估计不到的。这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市场的脆弱性。对此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不要盲目崇拜。
第二是贪婪性。过去我们认为美国的金融法律健全、信用可靠。现在我们看到了金融市场的看门人——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为了追逐利润，收取高额评级费，竟然违背职业操守，公然弄虚作假，还在上面贴上优质的标签，欺诈了全世界。
第三是欺骗性。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很多商业银行的贷款难以收回，美国的问题在于没有消化自己的不良贷款，而是转移风险，搞了各种名目繁多的衍生工具。这些衍生工具大部分是美国次贷危机形成的不良贷款。而三个信用评级机构将这些本来是不良贷款的债券评为优质，就是为了攫取最大的利润。
三个评级机构在议会上作证时承认，他们把良心出卖给了魔鬼。中国资本市场决不能搞美国那一套，我们决不能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搞弄虚作假、欺骗广大投资者。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新生事物，您刚才讲到中国资本市场的特色是在于学习借鉴外国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我们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周正庆：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是美国的贪婪本性，因欺骗的手法造成的。我们要吸取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不要盲目崇拜西方的某些做法，要学习借鉴对我们有利的，排斥对我们不利的，而且要看到自己的优势，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论与标准走自己的路，构建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周刊》：怎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周正庆：中国资本市场与西方相比都具有筹集资金的共性，但其性质与目的有所不同。
西方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其目的是为个人攫取最大的利润，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为了攫取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不顾社会利益的种种弊端。
而我国的资本市场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其目的是小平同志所讲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的。
因此，衡量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好坏就是要看是否实现了“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西方国家提出的什么标准。
中国资本市场20年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既不能脱离国际市场搞封闭运行，又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模式，一定要按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论与标准走自己的路，构建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