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近二十年来，由于国内政策环境对于农村问题的关注，学者们渐渐发现，乡村精英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影响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重要而独立的群体。并且，乡村精英的角色、地位与功能随着历史的发展、整个宏观环境的变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本文在实地调查访谈的基础上，结合对以往学者研究的整合，分别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类别的乡村精英考察，得出新旧乡村精英对比的差别以及三个领域的精英各自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关键词乡村精英新旧对比政治经济社会
作者简介：王玮，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社会学。
一、概念界定
“精英”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最初是用来表示精美的、质量上乘的商品，而后演变为指代具有优势地位的某类人。帕累托在其著作《精英的兴衰》一书中这样定义：“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其后米尔斯打破以帕累托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社会精英理论对“精英”这个概念的界定，而创造性地提出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拥有较高个人素质并能运用大量政治权力的这一类人就是精英。
近些年来，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精英进行研究时，国内外学者对待“精英”这个概念的界定也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解。笔者通过访谈调查与文献归纳，将乡村精英定义为那些通过代际遗传获得或者自身后天努力获得比一般普通村民更多的威望、影响力，并且通过这些威望和影响力可以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人。以下将从学术界最为普遍的分类，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三个方面，根据访谈实录从乡村精英的人生经历史来探讨其是如何影响其他村民行为选择、如何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及是否运用这些资源等问题。
二、精英的分类及其表现
（一）政治精英
政治精英指的是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整合等功能的人。其代表人物就是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为代表的村干部,还包括在群众中具有较高声望并热心政治的村民。
胡甲是安徽省Z村现任村长，今年59岁。他祖辈世代经商，凭借自己的勤奋刻苦考上了高中。因1999年该村的村民委员会改选实行直选有机会当上了村委，同年8月补选当上村委会的主任，连任至今。胡甲所管辖的Z村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建村历史已逾千年的皖南古村落。胡甲自身爱好文学，文笔很是不错，他于工作之余潜心徽学和农村社会学研究，成果卓著，先后出版了反映家乡历史的《龙井春秋》、《胡雪岩、胡适家世家乡》两本书籍，使本已有些沉寂的Z村悠久的文化底蕴重新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出书以后的胡甲一时间名声大噪，被人们称为“文化村长”，经常有单位邀请他去做讲座、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会议，还被选为第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胡甲连任13年村长，不仅在乡村治理上颇有建树，个人家庭的发展他也是相当满意的。儿子现在杭州月薪万元以上，女儿即将前往日本进修服装业年薪也在十几万以上，自己和妻子现居住在县城，村里的房子供自己隔三差五回来处理村务。
（二）经济精英
大多数研究认为对于中国农村社区而言，经济精英主要指的是管理者、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家及经济上成功之人士。甚至有学者将私营企业主作为农村经济精英的代名词。其实，由于不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在一个农村社区中，经济精英的界定往往具有相对性，在一个社区内被称为经济精英的人，在另外一个社区就可能是一般平民百姓。
今年68岁的胡乙是Z村的农民企业家。胡乙的个人经历比较坎坷，小时候家里非常贫困，由于个人读书欲强烈家中勉强供其读到初中。八十年代的时候听闻卖纸箱包装很赚钱，便回到Z村和几个亲戚一起集资办了一个纸箱厂。胡乙在做企业方面颇有天赋，不仅把纸箱厂经营得有声有色，还在原厂旁边又办了一个新的光纤制造厂，年利润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企业成为村里、镇里的明星企业，胡乙本人也成了县里有名的乡镇企业家，因此也获得了不少的荣誉，结识了不少有权势的人。也因这些人脉的不断积累，胡乙的企业越办越好。
现在年届七旬的他将两个厂子分别交给两个儿子打理，自己因为身体硬朗也不愿意闲下来，还在厂里做着技术工程师。两个儿子分别在上海、黄山市等地有住房，孙辈也都在城市里上学、工作。办厂赚的钱在胡乙的主张下，会投资一些服务业，比如镇里正在建造的最高档的宾馆就是其投资的。
胡乙谈到，镇里领导和自己很熟悉，曾不计其数地找到自己希望可以出任Z村的主要村干部。由于自己认为进入组织会受到很多束缚，并且收入很低便屡屡拒绝。不过，自己有余力也还是会为村里做贡献的。据Z村村民说，胡乙是个很有爱心的企业家，现在担任村里老年协会的会长。每逢遇到建造村里的公共设施如水库、马路，他总是又出钱又出力，因而在村中威望非常高。不过，据笔者观察，胡乙多年前便随企业搬到了离Z村较远的经济开发区居住，平时和村民们的接触很有限，可能并不会对村民的日常一些行为选择产生过多的直接影响。
（三）社会精英
对于社会精英而言，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精英是在人品、知识、威望和经验等方面存在着相对优势的社区成员。
笔者采访到Z村一位87岁的乡村老教师胡丙，其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胡丙是家中长子，小时候跟着秀才爷爷在家中学习古典经书。由于爷爷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不希望胡丙在饱读诗书之后会进入官僚体系助纣为虐，便不允许其继续读大学。于是胡丙在高中毕业之后便回到了Z村，当了一辈子的乡村教师，也曾为了给不识字的村民普及文化而办过扫盲班，因而在Z村一带享有很高的声誉。
胡甲退休以后的晚年生活还是非常充实的，年轻时因和现在的老伴在文艺方面志趣相投（胡甲拉二胡，其老伴弹电子琴）而喜结连理，如此仍保有此爱好常常琴瑟和鸣使得老年生活并不空虚。由于知书达理懂得的道理多，村民们时常有问题请教老人，连村长也喜欢常常到老人家里坐一坐，共同商讨Z村的发展计划。
老人的几个子女由于家境并不好都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发展得较好的女儿是初中文化，现在黄山市景区里工作；最差的三儿子在家务农，还需要老俩口常常补贴。老人表示自己并没有多少能力帮助子女，不过有一次Z村有推荐当兵的名额，自己便找到村长推荐了自己的四儿子。四儿子也因那次入伍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退伍转业后留在了黄山市里。
三、结论
通过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精英的访谈，笔者发现当代乡村精英较历史中乡村精英的特点有较大的变迁，且三个领域中的精英也各自呈现其独特的地方，较其他两个领域有所区别。
（一）新旧乡村精英的对比
传统社会中的士绅，即乡村的精英阶层，是联系国家政权与广大农村社会的中间环节，是乡村政治的中心，具有相当的道德解释权与评价权。费孝通（2006）在论述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特点时指出，士绅可以通过他的一切社会关系将下层社会的压力传到上层，直到皇帝本人。因而那个时期的乡村精英一定要拥有正统的、道德性的文化知识，保持一定的道德威望是他们实现对乡村权力控制的必要前提。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地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辐射，伴随着工业化所引发的变化，精英由传统的单一的在道德方面有威望的人演变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有一定建树的人，其外延在扩大，类型也在增多。也就是说，村民们由过去的单一地对道德威望的认同转为对政治、经济等新兴领域杰出表现的认同。
新的乡村精英并不像之前，其威望、特殊地位通常来自代际的遗传，他们往往出身贫寒的家庭，由于自身的努力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功并获得村民的认可。因而，当代的乡村精英并不像过去那样与村庄有“一体共同感”，也就是说对村庄、其他村民的责任感并不强。这点广泛地表现在他們对待村庄的责任、对待村民的帮助仅停留在“富有余力”且“举手之劳”的层面上。
（二）不同领域乡村精英的区别与相互关系
调查中笔者发现，政治精英拥有最多的资源且最善于利用这些资源。表现在如政治精英的子女后代发展得普遍比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要好；政治精英拥有更多的人脉资源，并且不仅限于本村、本县、本市甚至本省内，外人也更希望和政治领域的精英建立联系。
原因可能在于“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的旧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乡村精英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性质的转变与几次土地革命改变了曾经的‘乡土社会’，颠覆了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和文化规范，新的权力秩序和文化要求给了传统士绅阶层致命一击。原来的各种乡村精英，无论是传统士绅、宗族领袖还是地方保护人，都在建国后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被彻底打倒。新国家政权严密的科层制的管理，使得乡村社会被紧紧地掌控于国家政权之下，政治、经济与文化都依赖于国家统一的计划体制，新的乡村精英更多地代表国家政治利益。”传统文化的没落导致文化资源陷入匮乏的境地，不得不过度地依赖政权和政治话语的支持，因此，政治精英也顺其自然地掌握了比其他精英更多的可用资源。
相比之下，社会精英处于最为劣势的地位。传统文化的没落、民间技艺的凋敝、贫困的出身导致他们并非在文化造诣、个人技能方面有过人的成就，而可能仅仅在于“在村里教了一辈子的书”、“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而得到村民们的认可。换句话说，他们既不像经济精英拥有可以直接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物质财富，也不像政治精英掌握可以改变他人命运的权力，他们的威望建立在人们对于正面形象（如善良、正直、无私奉献）的认同上，并且认同程度因人而异。在某些特定时期可能说精神的力量、道德的认同感高于一切，但是在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这些于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村居民而言仿若空中楼阁。
而不同领域精英之间的相互转化这一点在农村社会表现得并不明显。相较于社会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相互转化的概率更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农村社会，经济精英并不倾向于成为政治精英，他们对自己的现状通常比较满意，乐于享受物质上所获得的成就，而不热衷于对政权的追逐。
参考文献：
[1]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2)．
[2]史雪莲．对农村经济精英的社会学考察．南京师范大学．2007．
[3]仝志辉．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社会学研究．2002(1)．
[4]吴限红．转型时期村落精英的角色变化与风险承担．安徽农业科学．2009(21)．
[5]吴玮．农村精英回流现象分析——以山东省某村为例．法制与经济(下旬)．2011(2)．
[6]龚晓洁，丛晓峰，苟天来．农村发展中的困境——精英掠权和精英庇护的研究综述．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7]刘颖婷．我国农村精英研究的文献综述．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4)．
[8]折晓叶，陈婴婴．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及“中间”形态．社会学研究．1997(6)．
[9]张长立，刘胜国．试论我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转换．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學版)．2010(3)．
关键词乡村精英新旧对比政治经济社会
作者简介：王玮，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社会学。
一、概念界定
“精英”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最初是用来表示精美的、质量上乘的商品，而后演变为指代具有优势地位的某类人。帕累托在其著作《精英的兴衰》一书中这样定义：“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其后米尔斯打破以帕累托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社会精英理论对“精英”这个概念的界定，而创造性地提出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拥有较高个人素质并能运用大量政治权力的这一类人就是精英。
近些年来，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精英进行研究时，国内外学者对待“精英”这个概念的界定也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解。笔者通过访谈调查与文献归纳，将乡村精英定义为那些通过代际遗传获得或者自身后天努力获得比一般普通村民更多的威望、影响力，并且通过这些威望和影响力可以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人。以下将从学术界最为普遍的分类，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三个方面，根据访谈实录从乡村精英的人生经历史来探讨其是如何影响其他村民行为选择、如何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及是否运用这些资源等问题。
二、精英的分类及其表现
（一）政治精英
政治精英指的是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整合等功能的人。其代表人物就是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为代表的村干部,还包括在群众中具有较高声望并热心政治的村民。
胡甲是安徽省Z村现任村长，今年59岁。他祖辈世代经商，凭借自己的勤奋刻苦考上了高中。因1999年该村的村民委员会改选实行直选有机会当上了村委，同年8月补选当上村委会的主任，连任至今。胡甲所管辖的Z村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建村历史已逾千年的皖南古村落。胡甲自身爱好文学，文笔很是不错，他于工作之余潜心徽学和农村社会学研究，成果卓著，先后出版了反映家乡历史的《龙井春秋》、《胡雪岩、胡适家世家乡》两本书籍，使本已有些沉寂的Z村悠久的文化底蕴重新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出书以后的胡甲一时间名声大噪，被人们称为“文化村长”，经常有单位邀请他去做讲座、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会议，还被选为第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胡甲连任13年村长，不仅在乡村治理上颇有建树，个人家庭的发展他也是相当满意的。儿子现在杭州月薪万元以上，女儿即将前往日本进修服装业年薪也在十几万以上，自己和妻子现居住在县城，村里的房子供自己隔三差五回来处理村务。
（二）经济精英
大多数研究认为对于中国农村社区而言，经济精英主要指的是管理者、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家及经济上成功之人士。甚至有学者将私营企业主作为农村经济精英的代名词。其实，由于不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在一个农村社区中，经济精英的界定往往具有相对性，在一个社区内被称为经济精英的人，在另外一个社区就可能是一般平民百姓。
今年68岁的胡乙是Z村的农民企业家。胡乙的个人经历比较坎坷，小时候家里非常贫困，由于个人读书欲强烈家中勉强供其读到初中。八十年代的时候听闻卖纸箱包装很赚钱，便回到Z村和几个亲戚一起集资办了一个纸箱厂。胡乙在做企业方面颇有天赋，不仅把纸箱厂经营得有声有色，还在原厂旁边又办了一个新的光纤制造厂，年利润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企业成为村里、镇里的明星企业，胡乙本人也成了县里有名的乡镇企业家，因此也获得了不少的荣誉，结识了不少有权势的人。也因这些人脉的不断积累，胡乙的企业越办越好。
现在年届七旬的他将两个厂子分别交给两个儿子打理，自己因为身体硬朗也不愿意闲下来，还在厂里做着技术工程师。两个儿子分别在上海、黄山市等地有住房，孙辈也都在城市里上学、工作。办厂赚的钱在胡乙的主张下，会投资一些服务业，比如镇里正在建造的最高档的宾馆就是其投资的。
胡乙谈到，镇里领导和自己很熟悉，曾不计其数地找到自己希望可以出任Z村的主要村干部。由于自己认为进入组织会受到很多束缚，并且收入很低便屡屡拒绝。不过，自己有余力也还是会为村里做贡献的。据Z村村民说，胡乙是个很有爱心的企业家，现在担任村里老年协会的会长。每逢遇到建造村里的公共设施如水库、马路，他总是又出钱又出力，因而在村中威望非常高。不过，据笔者观察，胡乙多年前便随企业搬到了离Z村较远的经济开发区居住，平时和村民们的接触很有限，可能并不会对村民的日常一些行为选择产生过多的直接影响。
（三）社会精英
对于社会精英而言，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精英是在人品、知识、威望和经验等方面存在着相对优势的社区成员。
笔者采访到Z村一位87岁的乡村老教师胡丙，其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胡丙是家中长子，小时候跟着秀才爷爷在家中学习古典经书。由于爷爷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不希望胡丙在饱读诗书之后会进入官僚体系助纣为虐，便不允许其继续读大学。于是胡丙在高中毕业之后便回到了Z村，当了一辈子的乡村教师，也曾为了给不识字的村民普及文化而办过扫盲班，因而在Z村一带享有很高的声誉。
胡甲退休以后的晚年生活还是非常充实的，年轻时因和现在的老伴在文艺方面志趣相投（胡甲拉二胡，其老伴弹电子琴）而喜结连理，如此仍保有此爱好常常琴瑟和鸣使得老年生活并不空虚。由于知书达理懂得的道理多，村民们时常有问题请教老人，连村长也喜欢常常到老人家里坐一坐，共同商讨Z村的发展计划。
老人的几个子女由于家境并不好都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发展得较好的女儿是初中文化，现在黄山市景区里工作；最差的三儿子在家务农，还需要老俩口常常补贴。老人表示自己并没有多少能力帮助子女，不过有一次Z村有推荐当兵的名额，自己便找到村长推荐了自己的四儿子。四儿子也因那次入伍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退伍转业后留在了黄山市里。
三、结论
通过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精英的访谈，笔者发现当代乡村精英较历史中乡村精英的特点有较大的变迁，且三个领域中的精英也各自呈现其独特的地方，较其他两个领域有所区别。
（一）新旧乡村精英的对比
传统社会中的士绅，即乡村的精英阶层，是联系国家政权与广大农村社会的中间环节，是乡村政治的中心，具有相当的道德解释权与评价权。费孝通（2006）在论述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特点时指出，士绅可以通过他的一切社会关系将下层社会的压力传到上层，直到皇帝本人。因而那个时期的乡村精英一定要拥有正统的、道德性的文化知识，保持一定的道德威望是他们实现对乡村权力控制的必要前提。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地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辐射，伴随着工业化所引发的变化，精英由传统的单一的在道德方面有威望的人演变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有一定建树的人，其外延在扩大，类型也在增多。也就是说，村民们由过去的单一地对道德威望的认同转为对政治、经济等新兴领域杰出表现的认同。
新的乡村精英并不像之前，其威望、特殊地位通常来自代际的遗传，他们往往出身贫寒的家庭，由于自身的努力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功并获得村民的认可。因而，当代的乡村精英并不像过去那样与村庄有“一体共同感”，也就是说对村庄、其他村民的责任感并不强。这点广泛地表现在他們对待村庄的责任、对待村民的帮助仅停留在“富有余力”且“举手之劳”的层面上。
（二）不同领域乡村精英的区别与相互关系
调查中笔者发现，政治精英拥有最多的资源且最善于利用这些资源。表现在如政治精英的子女后代发展得普遍比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要好；政治精英拥有更多的人脉资源，并且不仅限于本村、本县、本市甚至本省内，外人也更希望和政治领域的精英建立联系。
原因可能在于“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的旧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乡村精英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性质的转变与几次土地革命改变了曾经的‘乡土社会’，颠覆了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和文化规范，新的权力秩序和文化要求给了传统士绅阶层致命一击。原来的各种乡村精英，无论是传统士绅、宗族领袖还是地方保护人，都在建国后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被彻底打倒。新国家政权严密的科层制的管理，使得乡村社会被紧紧地掌控于国家政权之下，政治、经济与文化都依赖于国家统一的计划体制，新的乡村精英更多地代表国家政治利益。”传统文化的没落导致文化资源陷入匮乏的境地，不得不过度地依赖政权和政治话语的支持，因此，政治精英也顺其自然地掌握了比其他精英更多的可用资源。
相比之下，社会精英处于最为劣势的地位。传统文化的没落、民间技艺的凋敝、贫困的出身导致他们并非在文化造诣、个人技能方面有过人的成就，而可能仅仅在于“在村里教了一辈子的书”、“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而得到村民们的认可。换句话说，他们既不像经济精英拥有可以直接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物质财富，也不像政治精英掌握可以改变他人命运的权力，他们的威望建立在人们对于正面形象（如善良、正直、无私奉献）的认同上，并且认同程度因人而异。在某些特定时期可能说精神的力量、道德的认同感高于一切，但是在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这些于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村居民而言仿若空中楼阁。
而不同领域精英之间的相互转化这一点在农村社会表现得并不明显。相较于社会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相互转化的概率更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农村社会，经济精英并不倾向于成为政治精英，他们对自己的现状通常比较满意，乐于享受物质上所获得的成就，而不热衷于对政权的追逐。
参考文献：
[1]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2)．
[2]史雪莲．对农村经济精英的社会学考察．南京师范大学．2007．
[3]仝志辉．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社会学研究．2002(1)．
[4]吴限红．转型时期村落精英的角色变化与风险承担．安徽农业科学．2009(21)．
[5]吴玮．农村精英回流现象分析——以山东省某村为例．法制与经济(下旬)．2011(2)．
[6]龚晓洁，丛晓峰，苟天来．农村发展中的困境——精英掠权和精英庇护的研究综述．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7]刘颖婷．我国农村精英研究的文献综述．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4)．
[8]折晓叶，陈婴婴．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及“中间”形态．社会学研究．1997(6)．
[9]张长立，刘胜国．试论我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转换．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學版)．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