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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融资需要开拓和创新,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何以财政资金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小企业融资打开新途径,以及中小企业融资如何在机制和模式上开拓创新,是近年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贾康所长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在第二届中国管理科学大会上,贾所长在大会发言中,阐述了建立、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以机制创新,让财政资金产生放大效应,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政策建议。本刊记者以访谈的形式将他的发言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记者:贾所长,您在大会上发言中提到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构建问题。据我所知,政策性金融体系实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就意识到了。在我国建立中央银行体制以后,提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分轨运行,再以后建立了国家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又陆续组建了另外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地方大大小小类似的、实际上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的机构。请问,您近年来特别关注和研究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是基于什么样的经济环境和经济背景呢?
贾康: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是我近几年一直思考的问题,2008年,使我对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触,认为应该采取措施,加快进展,这件事情非常迫切。2008年有几件大家非常关注的事情:第一,严重自然灾害之后怎么样救灾和实现灾后重建。汶川大地震之后各家金融机构纷纷表态要支持灾后重建,但是现在看来这只能归于一种政治表态。在实际运行机制上面,在决定运行机制的更深层的制度构建中,有什么长效的东西使他运行,找不到。因为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是商业性定位的。第二,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小企业碰到了严峻的困难,大家都在喊支持扶助中小企业发展,各家金融机构也纷纷表态,但也是政治表态性质的。我认为动机是无可指责的,表明对全社会的态度。但是后面跟着的是什么?是你找不到支撑这种行为的长效机制。就在前不久我得到有关部门的数据,2008年前三个季度统计下来,支持中小企业的贷款比起上年是明显降低的。第三,“三农”问题对于我国的现代化至关重要。这个话不用多说。中央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就是农村的发展和改革,各家银行金融机构表态支持“三农”发展,也作了很多努力,但是仍然看不到稳定的可以长效运行的机制性的东西。在这几件大事中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使我特别想到只有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并创新和开拓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政策性融资发挥稳定的、长效的作用。
记者: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到底难在什么地方?
贾康:中小企业融资难在哪里?从研究的角度至少指出两点。一是在市场体系中提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所有渠道,都要进行成本比较。大中小企业在成本方面差距很明显。一般企业规模越大,融资成本越低。因为从每笔贷款来说固定成本差不多,对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一笔做下去可能只有100万左右的贷款,大企业一般是上亿元。二是风险的差异,同样做一笔贷款,不考虑成本,首先考虑的是风险,这个事情要安全,任何商业定位的银行金融机构都会考虑如何规避风险。给一个大企业贷款支持,和给一个小企业贷款支持,风险度评价也是很明显的。小企业的发展确定性是很难把握住的。有些小企业三年到五年时间段就消失了,能存在十年的小企业已经凤毛麟角。要成为百年老店,都必须是千挑万选的。大企业发展了几十年,已经处于稳定的状态,而小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是很多的。正是由于商业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发展贷款支持存在两难问题,就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予中小企业支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记者:我国现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行状况如何?怎样才能建立和规范政策性金融体系呢?
贾康: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主体,原来中央级有三家,现在可以说已经找不到这方面主力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央还有另外一个机构,是信用担保机构。当年财政部和经贸委各出2.5亿元组建了一家政策性定位的担保公司。这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运行中往往落入了两难状况,如果追求政策性的目标,这是他设立的初衷,就要面临资产萎缩的压力,而这个萎缩对上上下下都是无法交代的,所以它考虑自己的生存必然要调整它的内在动机,消减政策性的作用,把主要的兴奋点放到商业性活动上来。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实际上需要政策性金融,便催生了地方层面从省级到市(也包括某些县)多少有点规范性,但从金融体系建设来说其规范性是很不够的,实际上是变相的政策性融资的主体,由地方政府操控形成融资平台,作政策性融资事项。在上海浦东、重庆、合肥乃至改革开放走到最前面的顺德,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地方政府行为,形成不称作政策性金融,但是发挥类似政策性金融作用的机构和行为,其规范性很低。打造规范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理清,这涉及从政策性金融体系到不同类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各自相对清晰的职能定位和这样一个体系里面的必要分工与合理机制的塑造,及有效的管理模式等等。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打造一个风险共担机制,使财政资金可持续介入。商业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有相关企业和财政系统,如不是风险共担,便很容易导致大家一下子把最后所有的责任、买单的压力全部单项传导到财政身上。财政部门便会认为这是一个独担风险的机制,是不合理的,不是按照责权统一的、长效制约机制的方式,很难持续投入资金的支持。所以形成贴息、信用担保等等后续的财政必要后盾力量,必然要求风险共担,否则不可能持续。有了这样一种风险共担机制,在市场一线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企业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及财政之间,才可以形成一个政策性金融概念下必要的“政策性定位、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的中间地带。
记者:请您谈谈建立和发展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和政策性金融体系的作用好吗?
贾康:好的。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很多优化结构、实现政策性倾斜的事情,要运用这样一个政策性的融资体系,这个体系的好处就是可以明显提高公共资源使用的效益。政策性金融机构虽然不追求营利,但是它与市场兼容,以市场化运营的面目出现,可以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可有效连通财政后盾,使资金“四两拨千斤”地发挥作用,传导到市场主体,也传导到给市场增信,传导到我国的金融深化,以及我国金融深化支持的中国现代化赶超。这样一个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必要性,我认为是不可替代的。从国际经验看,即使是号称最发达的、最承认不干预原则的美国,也包括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包括战后出现过经济奇迹的日本,都存在着非常清晰的财政透明的长效介入机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从事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对于农业方面的特殊扶助,等等。
为了在现在这个阶段上更有效地实施支持中小企业、支持“三农”、支持自主创新、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司合作伙伴关系这类机制的发展,解决加快优化结构的问题,应对现在金融危机中特别典型的阶段性的风险问题,以及处理好从长期演进来看实现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问题,应当尽快建成立和发展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记者:您在大会发言中提到杭州西湖区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实践,具有值得重视的创新价值和意义。请您具体谈谈杭州西湖区的经验。
贾康:杭州西湖区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核心在于构建一种政策性支持、金融式放大、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的机制,让财政资金产生可持续的放大效应,把原来“消耗性”的较低效的投入,变为循环性的、较高效的基金。应该说,这种机制和模式是现实生活中所急需的以财政资金扶持小企业发展的开拓创新,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小企业融资打开了新途径。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有目共睹,按照一个粗线条的说法:中小企业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要达到税收50%以上,经济总量的60%以上,科技创新的70%以上,提供就业机会的80%以上。如何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对于他们给予融资支持的呼声很高,但商业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并没有形成可持续的支持机制。既然中小企业融资迫切需要开拓、创新,那么在杭州西湖区产生的并付诸于行动的小企业融资基金模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作为全国首家财政支持、多方理性参与、形成合力持续运行的小企业融资基金,总结其经验、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将具有全面的意义。我国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在财政部的支持下,设立了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每年至少公布两批名录,采取无偿资助或者贴息方式支持企业发展,但对于全国数量如此巨大的中小企业来说仍可谓是杯水车薪,有待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都有更多的行动。杭州西湖区的做法在地方政府层面上非常具有必要性和先导性。
从财政角度考察,西湖区实践中的一大特色,是以财政政策性资金介入,银行、担保公司、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如科技局和中介组织等多方支持、参与,面对市场,降低与分散风险,即实行多方的风险共担,从而降低门槛并择优支持,实现增信,并保持规范运作和发展。正如西湖区实践的积极参与者所总结的:这是多方的理性经济行为,多种经济因素的理性参与和整合。我认为,正是因此而形成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可持续性。应当强调,这就是中国正在成长的PPP,公司合作伙伴关系的一种方式。商业银行的定位是企业化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商业银行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讲直接的经济效益。财政资金则还应追求超越“直接效益”眼界的“综合效益”和“社会效益”,要介入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事项。如何变“消耗性”为“循环性”,提高效率和效益,“四两拨千斤”地产生放大效应,这对于公共财政建设至关重要。如何把理论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就需要承接国际前沿理念,开创中国特色的PPP模式。西湖区实践中点石成金的例子,就是很好的回应。财政部门所出的资金和中新力合公司的民间资本、海外资本、社会资本等资金力量,加上银行的理财产品机制,市场化的债权、股权机制,与西湖区政府、科技局的政策导向,以及企业评定委员会的筛选机制,共同形成合力,选择支持对象、考虑不同的产品、不同类型方式的升级。如此而使财政资金产生放大的效应,把“消耗性”过程变为循环性的、可持续性的基金运作过程,形成和推进“政策性资金、金融式放大、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机制创新,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值得继续探索、完善、总结经验和学习推广。
记者:您提出的建立和发展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福音。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将大大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降低融资成本,给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注入血液和活力。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责编:郑钊)
记者:贾所长,您在大会上发言中提到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构建问题。据我所知,政策性金融体系实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就意识到了。在我国建立中央银行体制以后,提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分轨运行,再以后建立了国家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又陆续组建了另外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地方大大小小类似的、实际上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的机构。请问,您近年来特别关注和研究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是基于什么样的经济环境和经济背景呢?
贾康: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是我近几年一直思考的问题,2008年,使我对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触,认为应该采取措施,加快进展,这件事情非常迫切。2008年有几件大家非常关注的事情:第一,严重自然灾害之后怎么样救灾和实现灾后重建。汶川大地震之后各家金融机构纷纷表态要支持灾后重建,但是现在看来这只能归于一种政治表态。在实际运行机制上面,在决定运行机制的更深层的制度构建中,有什么长效的东西使他运行,找不到。因为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是商业性定位的。第二,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小企业碰到了严峻的困难,大家都在喊支持扶助中小企业发展,各家金融机构也纷纷表态,但也是政治表态性质的。我认为动机是无可指责的,表明对全社会的态度。但是后面跟着的是什么?是你找不到支撑这种行为的长效机制。就在前不久我得到有关部门的数据,2008年前三个季度统计下来,支持中小企业的贷款比起上年是明显降低的。第三,“三农”问题对于我国的现代化至关重要。这个话不用多说。中央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就是农村的发展和改革,各家银行金融机构表态支持“三农”发展,也作了很多努力,但是仍然看不到稳定的可以长效运行的机制性的东西。在这几件大事中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使我特别想到只有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并创新和开拓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政策性融资发挥稳定的、长效的作用。
记者: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到底难在什么地方?
贾康:中小企业融资难在哪里?从研究的角度至少指出两点。一是在市场体系中提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所有渠道,都要进行成本比较。大中小企业在成本方面差距很明显。一般企业规模越大,融资成本越低。因为从每笔贷款来说固定成本差不多,对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一笔做下去可能只有100万左右的贷款,大企业一般是上亿元。二是风险的差异,同样做一笔贷款,不考虑成本,首先考虑的是风险,这个事情要安全,任何商业定位的银行金融机构都会考虑如何规避风险。给一个大企业贷款支持,和给一个小企业贷款支持,风险度评价也是很明显的。小企业的发展确定性是很难把握住的。有些小企业三年到五年时间段就消失了,能存在十年的小企业已经凤毛麟角。要成为百年老店,都必须是千挑万选的。大企业发展了几十年,已经处于稳定的状态,而小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是很多的。正是由于商业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发展贷款支持存在两难问题,就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予中小企业支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记者:我国现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行状况如何?怎样才能建立和规范政策性金融体系呢?
贾康: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主体,原来中央级有三家,现在可以说已经找不到这方面主力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央还有另外一个机构,是信用担保机构。当年财政部和经贸委各出2.5亿元组建了一家政策性定位的担保公司。这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运行中往往落入了两难状况,如果追求政策性的目标,这是他设立的初衷,就要面临资产萎缩的压力,而这个萎缩对上上下下都是无法交代的,所以它考虑自己的生存必然要调整它的内在动机,消减政策性的作用,把主要的兴奋点放到商业性活动上来。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实际上需要政策性金融,便催生了地方层面从省级到市(也包括某些县)多少有点规范性,但从金融体系建设来说其规范性是很不够的,实际上是变相的政策性融资的主体,由地方政府操控形成融资平台,作政策性融资事项。在上海浦东、重庆、合肥乃至改革开放走到最前面的顺德,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地方政府行为,形成不称作政策性金融,但是发挥类似政策性金融作用的机构和行为,其规范性很低。打造规范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理清,这涉及从政策性金融体系到不同类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各自相对清晰的职能定位和这样一个体系里面的必要分工与合理机制的塑造,及有效的管理模式等等。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打造一个风险共担机制,使财政资金可持续介入。商业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有相关企业和财政系统,如不是风险共担,便很容易导致大家一下子把最后所有的责任、买单的压力全部单项传导到财政身上。财政部门便会认为这是一个独担风险的机制,是不合理的,不是按照责权统一的、长效制约机制的方式,很难持续投入资金的支持。所以形成贴息、信用担保等等后续的财政必要后盾力量,必然要求风险共担,否则不可能持续。有了这样一种风险共担机制,在市场一线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企业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及财政之间,才可以形成一个政策性金融概念下必要的“政策性定位、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的中间地带。
记者:请您谈谈建立和发展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和政策性金融体系的作用好吗?
贾康:好的。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很多优化结构、实现政策性倾斜的事情,要运用这样一个政策性的融资体系,这个体系的好处就是可以明显提高公共资源使用的效益。政策性金融机构虽然不追求营利,但是它与市场兼容,以市场化运营的面目出现,可以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可有效连通财政后盾,使资金“四两拨千斤”地发挥作用,传导到市场主体,也传导到给市场增信,传导到我国的金融深化,以及我国金融深化支持的中国现代化赶超。这样一个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必要性,我认为是不可替代的。从国际经验看,即使是号称最发达的、最承认不干预原则的美国,也包括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包括战后出现过经济奇迹的日本,都存在着非常清晰的财政透明的长效介入机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从事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对于农业方面的特殊扶助,等等。
为了在现在这个阶段上更有效地实施支持中小企业、支持“三农”、支持自主创新、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司合作伙伴关系这类机制的发展,解决加快优化结构的问题,应对现在金融危机中特别典型的阶段性的风险问题,以及处理好从长期演进来看实现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问题,应当尽快建成立和发展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记者:您在大会发言中提到杭州西湖区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实践,具有值得重视的创新价值和意义。请您具体谈谈杭州西湖区的经验。
贾康:杭州西湖区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核心在于构建一种政策性支持、金融式放大、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的机制,让财政资金产生可持续的放大效应,把原来“消耗性”的较低效的投入,变为循环性的、较高效的基金。应该说,这种机制和模式是现实生活中所急需的以财政资金扶持小企业发展的开拓创新,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小企业融资打开了新途径。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有目共睹,按照一个粗线条的说法:中小企业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要达到税收50%以上,经济总量的60%以上,科技创新的70%以上,提供就业机会的80%以上。如何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对于他们给予融资支持的呼声很高,但商业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并没有形成可持续的支持机制。既然中小企业融资迫切需要开拓、创新,那么在杭州西湖区产生的并付诸于行动的小企业融资基金模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作为全国首家财政支持、多方理性参与、形成合力持续运行的小企业融资基金,总结其经验、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将具有全面的意义。我国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在财政部的支持下,设立了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每年至少公布两批名录,采取无偿资助或者贴息方式支持企业发展,但对于全国数量如此巨大的中小企业来说仍可谓是杯水车薪,有待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都有更多的行动。杭州西湖区的做法在地方政府层面上非常具有必要性和先导性。
从财政角度考察,西湖区实践中的一大特色,是以财政政策性资金介入,银行、担保公司、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如科技局和中介组织等多方支持、参与,面对市场,降低与分散风险,即实行多方的风险共担,从而降低门槛并择优支持,实现增信,并保持规范运作和发展。正如西湖区实践的积极参与者所总结的:这是多方的理性经济行为,多种经济因素的理性参与和整合。我认为,正是因此而形成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可持续性。应当强调,这就是中国正在成长的PPP,公司合作伙伴关系的一种方式。商业银行的定位是企业化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商业银行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讲直接的经济效益。财政资金则还应追求超越“直接效益”眼界的“综合效益”和“社会效益”,要介入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事项。如何变“消耗性”为“循环性”,提高效率和效益,“四两拨千斤”地产生放大效应,这对于公共财政建设至关重要。如何把理论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就需要承接国际前沿理念,开创中国特色的PPP模式。西湖区实践中点石成金的例子,就是很好的回应。财政部门所出的资金和中新力合公司的民间资本、海外资本、社会资本等资金力量,加上银行的理财产品机制,市场化的债权、股权机制,与西湖区政府、科技局的政策导向,以及企业评定委员会的筛选机制,共同形成合力,选择支持对象、考虑不同的产品、不同类型方式的升级。如此而使财政资金产生放大的效应,把“消耗性”过程变为循环性的、可持续性的基金运作过程,形成和推进“政策性资金、金融式放大、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机制创新,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值得继续探索、完善、总结经验和学习推广。
记者:您提出的建立和发展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福音。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将大大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降低融资成本,给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注入血液和活力。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责编:郑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