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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充分肯定了周公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而召公则被忽视。其实，召公对我国思想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是可与周公媲美的。这表现在召公：就如何对待“天”及发展西周王朝，提出了“天不可信”，振兴西周王朝这决定于我———“时我”，推进了从神本走向人本的历史进程；提出了处在共同体中的“休（美好）”、“恤（忧患）”矛盾的对立统一，强调防止“休”向“恤”转化，此实为和谐哲学的雏形；提出了“弥性”的性善说和“节性”的性恶说，开启了我国人性论的先导；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治国的新思想；提出了要以夏、殷“不敬德”而亡国为鉴。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