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既要关注供给侧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也要从需求侧，从共同富裕入手，去保障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实现潜在增长力。
发展财富，管理财富，增值财富，其实归根到底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走向共同富裕有很多道路，条条道路通向共同财富，我围绕着“共同富裕三途”讲几点看法，和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相关。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根据我们的测算，按照潜在增长能力，到2025年，我国人均GDP应该已经达到13000—14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到2035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了22000美元，就非常接近于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了。但是未来潜在的能力不是定数，通过改革可以获得改革红利。当我们讲改革红利的时候，实际上是指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做了一些模拟，就觉得如果我们一些必要的改革推进了，提高了潜在增长率，到了2035年，人均GDP可以接近于23000美元，这样就达到了相当于今天葡萄牙人均GDP水平，进入到了高收入国家中的中间这一组的门槛。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通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
但是有的时候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是可以分离的，历史上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常常是分离的。但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同步性非常强，只有保持了这个同步，才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这是一个基本的，为此我们就要继续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的份额以及劳动报酬的份额。这是第二个，要增长，要同步。
第三，还要分配。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就是基尼系数是有所下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下降，但是下降了几年以后，就平缓了，就不再下降了。目前，我们的基尼系数还在保持在0.46多的水平。但是我们知道，基尼系数不降到0.4以下，就不能叫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但我们也发现，在初次分配领域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这个水平，因此要想把收入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最终还是要借助于再分配的手段。从现在开始，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新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面，再分配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显示出了无论是经济增长也好，技术变革也好，全球化也好，都要做大蛋糕。
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
促进社会性流动的含义是什么呢？历史上我们讲流动的时候，是横向流动，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从小城镇、内陆地区到大城市、沿海地区，这是横向。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的，比如收入、身份、地位也提高了，有些人还得到了在岗位上的提升。原因是，第一，我们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之快，高校扩招，让更多的人进入教育序列当中;第二，经济发展非常快。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经济中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也显著放慢。在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向上的纵向的流动，这可能就更加重要。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这时的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和博弈，相当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以后，我就掉下去了，这种现象会产生社会冲突。所以关键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我们提出，应该开展一个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从数量上说，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倍增。有三个群体，第一个是脱贫之后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有接近1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他们脱贫以后绝大多数进入到了低收入群体。如何让这些人口逐渐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呢？这点非常重要。
第二个是进城的农民工，农民工也勉强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体，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很多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也不均等，因此只有把他们变成了城市居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否则的话，他们是非常不稳定的。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就造成了外出农民工和住在城镇的农民工显著减少。目前我国至少有2.9亿农民工。迅速把这部分人变成中等收入群体，足以实现倍增计划。
第三个是老年人。人口普查之后，我们发现老年人口比原来想象得多，老龄化程度比原来想象得高。目前65岁及以上老人高达1.9亿人，60岁以上高达2.7亿人，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群体后备军，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水平的生活，这是我们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
很多人可能都读过维尔特写的《国家竞争力》，书中提到经济增长跨越四个阶段：第一，要素驱动阶段，是靠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阶段，这时候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的资本，可以保持高速增长;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要使得技术和生产力提高;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阶段。但是，对维尔特来说，前三个驱动都是经济增长上行的，恰恰到了财富驱动的这个阶段，经济增长是减速的，是放慢的，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停滞。因此，对中国来说，我们的核心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让两者同时发挥作用。长期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供给侧的速度，是我们潜在增长能力。但从现在开始，随着中国人口越来越接近于零增长，大概在2025年之前，我们越来越会遭遇到来自需求侧的制约，也就意味着我们是被双重制约。我们要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两个阶段和两类手段结合，供需两侧同时发力。
我们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一个不能回避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國家建设。建立福利国家也保证了人的基本需求，可以实现社会政策托底，否则没有宏观层面的支撑，就永远会在微观层次，去保岗位、保产能、保企业、保产业，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的、低效率的企业不能退出。有的时候，人们说福利国家这个词，好像是从摇篮到坟墓，从生到死都有政府负责，其实不是，国力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必然要走这个路。当然我们有中国特色，就是七个“有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我们既要关注供给侧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也要从需求侧，从共同富裕入手，去保障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实现潜在增长力。
（本刊编辑据2021青岛·中国财富论坛蔡昉演讲综合整理）
发展财富，管理财富，增值财富，其实归根到底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走向共同富裕有很多道路，条条道路通向共同财富，我围绕着“共同富裕三途”讲几点看法，和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相关。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根据我们的测算，按照潜在增长能力，到2025年，我国人均GDP应该已经达到13000—14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到2035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了22000美元，就非常接近于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了。但是未来潜在的能力不是定数，通过改革可以获得改革红利。当我们讲改革红利的时候，实际上是指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做了一些模拟，就觉得如果我们一些必要的改革推进了，提高了潜在增长率，到了2035年，人均GDP可以接近于23000美元，这样就达到了相当于今天葡萄牙人均GDP水平，进入到了高收入国家中的中间这一组的门槛。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通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
但是有的时候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是可以分离的，历史上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常常是分离的。但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同步性非常强，只有保持了这个同步，才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这是一个基本的，为此我们就要继续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的份额以及劳动报酬的份额。这是第二个，要增长，要同步。
第三，还要分配。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就是基尼系数是有所下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下降，但是下降了几年以后，就平缓了，就不再下降了。目前，我们的基尼系数还在保持在0.46多的水平。但是我们知道，基尼系数不降到0.4以下，就不能叫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但我们也发现，在初次分配领域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这个水平，因此要想把收入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最终还是要借助于再分配的手段。从现在开始，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新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面，再分配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显示出了无论是经济增长也好，技术变革也好，全球化也好，都要做大蛋糕。
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
促进社会性流动的含义是什么呢？历史上我们讲流动的时候，是横向流动，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从小城镇、内陆地区到大城市、沿海地区，这是横向。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的，比如收入、身份、地位也提高了，有些人还得到了在岗位上的提升。原因是，第一，我们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之快，高校扩招，让更多的人进入教育序列当中;第二，经济发展非常快。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经济中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也显著放慢。在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向上的纵向的流动，这可能就更加重要。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这时的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和博弈，相当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以后，我就掉下去了，这种现象会产生社会冲突。所以关键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我们提出，应该开展一个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从数量上说，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倍增。有三个群体，第一个是脱贫之后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有接近1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他们脱贫以后绝大多数进入到了低收入群体。如何让这些人口逐渐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呢？这点非常重要。
第二个是进城的农民工，农民工也勉强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体，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很多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也不均等，因此只有把他们变成了城市居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否则的话，他们是非常不稳定的。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就造成了外出农民工和住在城镇的农民工显著减少。目前我国至少有2.9亿农民工。迅速把这部分人变成中等收入群体，足以实现倍增计划。
第三个是老年人。人口普查之后，我们发现老年人口比原来想象得多，老龄化程度比原来想象得高。目前65岁及以上老人高达1.9亿人，60岁以上高达2.7亿人，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群体后备军，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水平的生活，这是我们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
很多人可能都读过维尔特写的《国家竞争力》，书中提到经济增长跨越四个阶段：第一，要素驱动阶段，是靠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阶段，这时候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的资本，可以保持高速增长;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要使得技术和生产力提高;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阶段。但是，对维尔特来说，前三个驱动都是经济增长上行的，恰恰到了财富驱动的这个阶段，经济增长是减速的，是放慢的，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停滞。因此，对中国来说，我们的核心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让两者同时发挥作用。长期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供给侧的速度，是我们潜在增长能力。但从现在开始，随着中国人口越来越接近于零增长，大概在2025年之前，我们越来越会遭遇到来自需求侧的制约，也就意味着我们是被双重制约。我们要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两个阶段和两类手段结合，供需两侧同时发力。
我们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一个不能回避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國家建设。建立福利国家也保证了人的基本需求，可以实现社会政策托底，否则没有宏观层面的支撑，就永远会在微观层次，去保岗位、保产能、保企业、保产业，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的、低效率的企业不能退出。有的时候，人们说福利国家这个词，好像是从摇篮到坟墓，从生到死都有政府负责，其实不是，国力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必然要走这个路。当然我们有中国特色，就是七个“有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我们既要关注供给侧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也要从需求侧，从共同富裕入手，去保障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实现潜在增长力。
（本刊编辑据2021青岛·中国财富论坛蔡昉演讲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