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界》是青年作家施立夫近期在黑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文学作品集，收入了他创作的散文、杂文、随笔107篇作品。《青春无界》引起我阅读兴趣的首先是作品的思想性。
　　思想性、文学性、娱乐性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的三要素。我们好走极端，一强调思想性，就淡化文学性和娱乐性，近二三十年来，由于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出现了一股强化娱乐性淡化思想性的文艺思潮，致使一些为娱乐而娱乐的文艺作品离思想性越来越远。古人云“诗言志”“文以载道”中的“志”和“道”就是思想性。“文”不载“道”，跑空“车”，“文”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要求文学作品必须有思想性，也不是中国独有的。上个世纪初，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就曾这样表述过：
　　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尽是些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堆砌辞藻，通篇假话，没有生命力。
　　当他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后，拥有了明确的写作目的，便笔下生花，写出了《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不是喊政治口号，而是把政治思想自然而然地融汇于内容之中。《青春无界》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到位。在注重文学性、娱乐性的同时，篇篇都有思想性。下象棋、观象棋本来纯属民间娱乐活动，可是在《棋是一种人生境界》和《观棋不语伪君子》两篇文章里，作家不仅充分体现了下棋、观棋的文学性和娱乐性，还赋予了浓烈的思想性。如在《棋是一种人生境界》一文中，作家这样写道：
　　弈虽小术，但足以观人。面对当头炮，关于是跳左边的马还是跳右边的马，思虑再三，迟迟不决的人，在生活里必定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一上来就拼命跟你换子，不顾其他，生活里必定是个急于求成的人；屡屡要求缓棋的人，在生活里大多原则性不强；让缓不缓者，生活中大多是耿直不懂变通的人；一输棋，面红耳赤者，若能“前嫌”尽弃者，应是够交的朋友；若耿耿于怀，此人当敬而远之，肚量过于窄小；若泰然处之，则此人城府颇深，仅就下棋而言当兴味索然；若强求再来一盘，不赢不罢休者，此人当好胜心强，心理承受能力略显薄弱……
　　作家从下棋人的种种表现，判断出下棋人的性格和人品。棋势种种，人也各异。棋盘虽小，却演绎着各种下棋人的性格，作品也就有了思想性。
　　作者对观棋看热闹的人也赋予了新的思想。“观棋不语真君子”是至理名言。作家却说：“观棋不语者是伪君子。”为什么说观棋不语是伪君子呢？作家的理由是：在赛场上观棋不语是对的，可是市井娱乐下棋，观者见死不救，让人联想到生活中的旁观者，见了当局者的失误、险情，为了当“君子”，躲清身，袖手旁观，能救也不救，岂不是伪君子？因此，“观棋语者才是真君子”。作家虽然赋予了下棋、观棋，这两项娱乐活动以思想性，却没有减弱作品的文学性和娱乐性。
　　再如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西游记》中的两个人物猪八戒和孙悟空。一提“八戒”，多数人只知道他是个憨厚、愚笨、丑陋的猪，“悟空”是个一个跟头能打八千里，会七十二变的无所不能的猴子，仅此而已。可是作家在《人生要八戒，更须悟空》一文中，却赋予了做人的道理。“八戒”是要求他戒除“杀生、偷盗、淫欲、妄语、过度饮酒、醉心于灯红酒绿之中”的恶习的。“悟空”则是要求人“把一切都看得平淡些，不必汲汲于功名利禄，以免成为欲望的奴隶和阶下囚”。这就使《人生要八戒，更须悟空》有了思想性。
　　写小兴安岭美丽的文章多如牛毛，但有些文章缺少思想性，靠堆砌辞藻装潢门面。有的连词语的确切意义也没弄清楚就反复使用，如“美轮美奂”这个词中的“轮”字原意是高大；“奂”是美丽，“美轮美奂”历来是用来形容房屋高大美丽的，有的人不明词义就乱用起来，连匍匐在地的蓝莓、白雪也用“美轮美奂”描写，词不达意。再如，“松柏长青”这个成语也屡屡被用来描写小兴安岭上美丽的森林，岂不知，小兴安岭上根本就没有柏树，如此等等。
　　施立夫也写小兴安岭美丽的大森林、白雪和五花山，但总是赋予新的思想，读起来发人深思。比如他在《漫步在雪中》写他一个人孤独地在雪中行走，也写雪旳洁白和美丽，却没只限于此，他回忆起儿时和小伙伴们堆雪人，妈妈给送棉衣和围巾，小伙伴们怕冻着雪人，争抢着把自己的围巾给雪人围上，赋予了孩子们童真、怜悯弱者的思想，同时思念起妈妈来，妈妈现在在做什么呢？洋溢着人性美。
　　但我读施立夫的文集，除了发现他的文章具有鲜明的思想性以外，还发现一个时下中国作家群乃至整个社会都极其缺乏的优点，值得今人学习 ，即诚恳地对待他人批评的精神。魯迅先生在《我是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文艺“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可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文艺界“好处说好”不仅做到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没好也说好，但没人说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鼓励批评家们，要敢于“做到‘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其实评论家不剜“烂苹果”的主要阻力是作家，一旦有谁指出某作家某作品中的缺点，不管批评的对与否，动机如何，一律会被视为仇敌，伺机报复。施立夫却与之相反，他对指出自己作品中缺点的人恭而敬之，视为师长。他在一次作文中把本来不吃鱼的大鹅写成了吃鱼，老师批评他：“本文纯属撒谎，鹅吃草尚可，鹅根本不吃鱼。”尽管言辞有些过火，但施立夫不但没忌恨，反倒把批评者视为“最崇高，最伟大的老师”。（见《鹅是不吃鱼的》）。时下老师劝阻他的弟子不要犯法，遭到弟子诬陷、围攻者已不为新鲜事了。
　　希望施立夫能勇敢地逆风而上，永远坚守自己独立的品格和操守，成为敢于剜“烂苹果”的创作者和评论者，也希望他能成为培育敢于剜“烂苹果”的园丁。其实对他的希望若推而广之，我更希望让虚心接受批评成为文艺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若能如此，文艺界便有了“源头活水”，会催生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整个社会也必将风清气正，充满阳光。
　　（姜孟之，山东乳山人，1963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学校长、编辑部主任、主编，伊春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市作协主席，中国林业文协、文联副秘书长，黑龙江省作协常务理事。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马齿苋苦斗记》《不可以等待》，中篇小说集《飞龙飞飞》，短篇小说集《借读生》《黄牌警告》《生活里的笑声》，散文集《绿色的摇篮》，长篇报告文学《大山的公仆》（合作）等。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黑龙江分会首届二等奖、菊花文学奖、《小说林》优秀作品奖、全军绿化委员会及林业部绿叶文学二等奖、林业部首届梁希文学一等奖、黑龙江省精品工程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