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海外8年的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10月18日下午回到其支持群众聚集的卡拉奇市，19日凌晨，其车队在前往国父真纳的墓地途中遭遇两次爆炸袭击，贝·布托因在防弹卡车下层一个小隔间内小憩而幸免于难，但是爆炸造成百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成为巴基斯坦前所未有的恐怖惨案。巴军方给贝·布托下马威?
　　因为在先后两任总理任上超过亿万美元的大宗腐败案，罪证确凿，贝·布托几年前在欧美声名狼藉，一直是西方政界主流的“拒绝来往户”。如今时来运转，衣锦还乡，从法国《世界报》到美国《纽约时报》，西方传媒纷纷坦言是布什政府的导演安排，加上巴基斯坦前殖民宗主英国的大力帮衬。这主要是在穆沙拉夫军事专制政权日暮途穷之际，华盛顿迫切需要在巴基斯坦重建“民主”外表，以继续其“反恐”战争大计。
　　
　　但是卡拉奇的恐怖爆炸案，充分表明白宫要在巴基斯坦“包办”民主的困难重重。爆炸案首先暴露的，是“穆布配”是一场双方都极不情愿的“包办婚姻”。说得再难听一些，是还未同床，便已异梦。
　　爆炸案之后，贝·布托的夫婿阿西夫·扎尔达里立即指责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涉案，贝·布托本人也谴责前军事领袖支持者协助发动恐怖袭击，表露了对军方的极大猜疑。
　　暂且不论贝·布托夫妇这次的指责有多少事实根据，巴基斯坦军方尤其三军情报局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根深蒂固的关系，众所周知。穆沙拉夫本人在巴国议会依赖的基本党团，也是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的分裂派系(PML—Q)。
　　其次，巴基斯坦军方有制造“苦肉计”的悠久传统，就连穆沙拉夫总统近来连连被刺未遂事件，印度朝野也—直有人怀疑是有意精心策划上演，至少是事先知情、秘密安排替死鬼的闹剧，在于让白宫和西方知道，巴国局面非穆沙拉夫支撑便会大乱。
　　除了这些背景，还有贝·布托方面事先已经特意警告穆沙拉夫政府可能的恐怖袭击，另外英语《亚洲时报》透露：尽管巴国政府派出了大量军警“保护”贝·布托车队，这些警戒部队大都是来自外省的“杂牌军”，而非穆沙拉夫的中央嫡系精锐，表面上数字可观，实际滥竽充数，效果有限。
　　所以贝·布托回国遭到的恐怖大爆炸“欢迎”，固然再次说明巴基斯坦宗教极端势力非但在边境省份无法无天，就连巴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也是极端力量积极渗透活动的地盘，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不妨看成是巴基斯坦军方和穆沙拉夫有意放纵的下马威，要贝·布托在这场“民主包办婚姻”中“恪守妇道”，而不能忘乎所以而“牝鸡司晨”。
　　
　　下层民意驱动的“街头”政治
　　
　　穆沙拉夫对华盛顿强迫的“穆布配”非常不情愿，甚至宁愿以紧急状态的铁腕维持自己的统治，也不肯与既腐败又与军方有杀父世仇的女强人贝·布托强颜共事，这绝不是秘密，同时也使得双方谈判几乎在最后关头流产。
　　“穆布配”大婚终于实现，是因为穆沙拉夫看到的是自己权力的短期利益，而华盛顿看到的是军方主政即便不因民心沦丧而导致天下大乱，也会因下一代反西方军事领袖接班而演变为更糟糕的噩梦，故以亿万美元的经援和军援为诱饵，令穆沙拉夫无法抗拒白宫的意志。
　　然而卡拉奇市内的恐怖大爆炸，显示山姆大叔在穆斯林国家“包办民主”的根本困难：再是摆平上层集团，也无法控制受到下层民意驱动的“街头”政治。
　　华盛顿选中贝·布托，是她代表了左翼的巴基斯坦传统世俗力量，至少在布托家族的信德省基地，可以“搞定”穆布联合政府的“民主合法性”，使得巴基斯坦能够继续与华盛顿的“反恐”战争合作。但是布托家族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在意识形态上类似埃及的纳赛尔主义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除了社会主义，还奉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信念。
　　正是因此，巴基斯坦人民党近年来一直是处处紧跟华盛顿的穆沙拉夫政权的死对头，其国内组织从上到下都对贝·布托转向与穆沙拉夫合作感到困惑。如果贝·布托本人因为在流亡海外期间经历的世态炎凉，而领会到华盛顿青眼的重要，整个人民党机器难以马上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听从她的指挥棒。
　　另外还有谢里夫的“正牌”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PML-N)，其民意基础决不亚于人民党，特别是在谢里夫的家乡、巴国人口最多的旁遮普省。谢里夫近日企图回国立遭放逐，一是说明穆沙拉夫对其政治号召力的恐惧，另外也刺激了谢里夫在旁遮普省的大量追随者的极大愤慨。贝·布托刚刚着陆，谢里夫的支持者马上详细公布了布托家族成员在国内外的亿万美元家产，重新炒热贝·布托及其家人腐败贪污的这一政治致命伤。
　　总之，美国寄予厚望的巴基斯坦下届议会大选如果按期举行，即便有执政军政府的操纵配合，布托的人民党也会面临来自宣传民粹主义的谢里夫与其它宗教政党的激烈竞争，而难以按照美国的“民主蓝图”行事。
　　
　　“老民主”遇到了“新问题”
　　
　　巴基斯坦错综复杂的现状，从更广的角度，其实正好反映了美国在穆斯林世界“推行民主”难以逾越的障碍。
　　正如布什政府近年来自我渲染的，自从二次大战以来，从欧洲到日本，山姆大叔的确有在海外“推行民主”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但是新近拿到穆斯林世界，这些原来无坚不摧的“民主经验”却一筹莫展。
　　根据《纽约时报》资深记者Tim Weiner的新书《灰烬遗产——中央情报局秘史》揭露，从战后的欧洲、日本，直到近年的“颜色革命”，华盛顿在海外“推行民主”的主要武器不是其他，正是百试不爽的美元现金(cold cash)。
　　例如1948年，中情局罗马站主任动用了1000万美元(按照购买力接近今天的1亿美元，当时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欧洲简直是天文数字)，“装满现金的箱子在四星旅馆里交接”，结果在意大利大选中击败了势力如日中天的意大利共产党。此后长期执政的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及其许多领袖，一直维持了与中情局的秘密金钱关系。
　　在日本，前战犯岸信介出任首相完全是中情局的一手创造。在战后日本贫穷的经济环境中，中情局长期是日本自民党及其领袖的主要经费来源。日本侵华时代近衛内阁和东条内阁的大藏大臣、曾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战犯贺屋兴宣，更成为中情局的直接特工，受到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秘密接见，除了当选国会议员，还在中情局的支持下成为佐藤荣作首相的高参。
　　整个日本战后民主体制，尤其是所谓“构造污职”，与中情局这一历史角色休戚相关。中情局东京站站长Horace Feldman自豪地吹嘘：“我们在占领时期管理日本，在占领结束后变相管理日本。”
　　顺便提一下，除了扶植赡养世界各地的许多“民主领袖”，连如今周旋于欧美政府的“穿Gucci皮鞋的政治老和尚”(美国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形容)第14世达赖喇嘛，在1950～1960年代的生活和活动费用也全部来自中情局。对于两者间这一长久衣食父母关系，欧美传媒近年来讳莫如深。
　　随着中情局名声的恶化，华盛顿近年来的“推广民主”，尤其是各种牌号的“颜色革命”，越来越通过与美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其实这也是继承中情局的悠久传统，只不过把“非政府组织”的经费来源改成美国国会以及各种“民间”基金会而已。
　　但是美国这一“老民主”可以说在穆斯林世界遇到了“新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对付共产主义和其他世俗敌手行之有效的“现金方式”，面对伊斯兰信仰却突然失灵，巴基斯坦是华盛顿这一“包办民主”困难的很好写照。
　　正如黎巴嫩亲西方《每日星报》主编胡里(Rami Khouri)近日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尖锐指出，山姆大叔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指挥棒日益失灵，其实正是伊斯兰民主潮流发展的结果。基层穆斯林社会的政治觉醒和成熟，以及强烈的宗教信仰，使得华盛顿的“现金方式”难以再“包办民主”，也是美国右翼保守派将西方世界与“伊斯兰国际”的文明冲突，看成是另一场你死我活斗争，甚至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
　　所以可以充分理解《纽约时报》的下述报道：卡拉奇市恐怖大爆炸后，白宫“高层官员”担心在布什政府剩下的15个月任期中，巴基斯坦会在基地组织、塔利班和核武器交织的环境中，出现政治解体(politicalmeltdown)的“噩梦场景”。
　　最后不妨提醒南亚次大陆巴基斯坦和印度共享的一个晦气政治传统——领袖人物的凶死。在巴基斯坦，有老布托及其死敌齐亚·哈克将军，在印度则有英·甘地夫人及其长子拉杰夫。希望“穆布配”的两位主角不至于在“噩梦场景”中步其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