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萧山进化镇欢谭乡欢谭村最近出现了很多陌生人，除了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还有当地的司法工作人员，他们给这个村子里带来了一个广泛传播的消息：17年前，这个村里的3个年轻人，很快就要从监狱里放出来了，并且表示当时的案件审判存在失误。
　　他们分别是欢谭村的田伟冬、朱又平、田孝平，邻村的陈建阳和城厢镇石岩湖东村的王建平。
　　1997年7月11日，这5个20岁左右的青年因两起抢劫杀人案分别被判处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
　　2012年，浙江省公安部门在侦查其他案件时，发现了其中一起案件的线索，并认为可能对上述案件的判决有影响。2012年的最后一天，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报告此事。2013年1月4日，省高院决定对该案立案复查。
　　这或许是个好消息，但眼下，他们已等待了17年的家人，并没有表现得特别开心。

一审辩护思路：证据不足

　　王建军现在仍然认为，那是他经手的一个失败案例。
　　1997年，30岁左右的王建军在杭州市萧山市（2001年萧山并入杭州市成为萧山区）司法局下属事务所工作。那一年中旬，他被分派了一个工作，负责为一个叫朱又平的年轻人进行刑事辩护。
　　公诉机关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在1995年3月20日至同年10月5日期间，朱又平、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田孝平5人，单独或分别结伙在萧山市农垦一场和坎山镇青风加油站附近，采用骗租出租车、持刀威胁及石块猛击头部等暴力手段，抢劫作案4次，共计劫得现金人民币1600元以及其他物品，并导致被害人徐彩华、陈金江死亡，应依法予以惩处。
　　王建军很快调到案件卷宗分析，但此时距离开庭不到两个月，并且案件已经过去了两年。
　　这一年的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在接下这起辩护案前两个月，刚30岁出头的王建军还被派往北京，参加司法部组织的刑事辩护律师高级培训班学习。
　　这次学习班，浙江省只有3个名额，王建军年纪最小，不过正是这次学习机会，使王建军最终走上了刑辩的道路。
　　接到朱又平这一案件，王建军意识到这将是他要面对的第一个大案。
　　和王建军一起接下这起案件的另外几个律师很快开始研究卷宗，经过综合分析，事务所几名律师的集体讨论和汇报，王建军和他的同事决定进行证据不足辩护，并请示领导批准。
　　“一开始我们想通过新刑诉法里提到的疑罪从无进行无罪辩护（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但新法刚出来，这么大个案子，而且多年下来的审判惯性，我们担心一上来就进行无罪辩护，对公诉方和检察院的冲击太大，为了保险起见，便采用了证据不足辩护，最终达到无罪的判决目的。”1月22日，王建军在自己的事务所里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司法局局长当时和我们座谈的时候，也通过了这个思路，并且我们都认为这个案子是不应该定罪。”
　　“在法庭上，其实他们都没有认罪”
　　1997年7月11日，这一当时被称为“3·20”的案件开庭，但没有目击证人出庭。
　　和现在的庭审过程不同，1990年代的庭审过程，第一步是核实身份；第二步进行法庭调查，即公诉人宣读证据，法官问辩护律师几个问题后，法庭调查便宣布结束。
　　“第三步称为法庭辩论，公诉人和辩护律师辩论，证据、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一起辩，就像大家在抖包袱一样，而不是针对细节进行逐个核实。”王建军说。
　　据他回忆，在起诉书里，第一被告是陈建阳，依次是田伟冬、朱又平、王建平和田孝平。
　　“我的被告人排在第三，陈建阳、田伟冬的律师和我，都分别提出了口供里的矛盾之处，另外对没有指纹、对目击证人的证词提出质疑，说了很多。”王建军说。
　　“接着是韩美琴为王建平辩护，她说得比较简单，就说自己的意见和我们的一致，并向法院表示：‘这是关系到一条命的问题，希望法院能依据法律作出公正合理的审判。’”
　　但结果和他们预测得并不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掌握的这份《刑事判决书》【（1997）杭刑初字第127号】显示，5名嫌疑人分别在1995年10月6日至12月2日期间被收容审查，1996年9月28日逮捕，押于萧山市看守所。
　　审判结果为：
　　被告人陈建阳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田伟冬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王建平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朱又平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田孝平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的判决依据是，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及现场照片所分别反映的情节均与被告人供认的相关情况相吻合；尸体检验报告被告人供述的抢劫时所采用的手段、凶器特征及加害部位等相吻合；证人俞爱仙、范水芳的证言与被告人当庭供述的相关情节相印证；证人朱富娟的证言证明其听他人说，被告人在钱江农场过去一点地方杀了一开车的男司机的情况； 现场出租车上提取的双股白色电线随案佐证；被告人多次有罪供认记录在案，且所供的相关情节与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在证人没有到场、没有指纹、衣服上没有血迹这些确凿的证据时，这么判明显是不合适的。”王建军说。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当年浙江高院在复核该案件时就存在争议，审委会在讨论该案时，认为证据存在诸多疑点，比如，一审法院移送的材料中，缺少最重要的指纹证据。
　　《中国新闻周刊》掌握的这份判决书还表明：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朱又平提出其“未参与抢劫作案的辩解，经查均与事实不符，纯系推诿罪责之词，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人田伟冬归案后抗拒交待其犯罪事实，认罪态度极差。”
　　王建军也证实说：“在法庭上，其实他们都没有认罪。”

没有青春的青春

　　“当然不认罪啊，一审的时候，他们几个都把衣服脱掉了，让大家看身上的伤。”在欢谭村的自家厨房，田永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是田孝平的大哥，另一个身份是村里的村民小组组长。
　　因为未满18岁，认罪态度较好，田孝平当时被判无期徒刑。依据减刑条例，2012年末，田孝平就应该刑满释放了。“但是他在监狱里跟人家打了一架，所以又加了三个月。”田永说。
　　对于5人庭审脱衣服展示伤痕的举动，律师王建军说，“没有太确切的印象。”不过他承认，在那段时间，他经历过很多类似的场面。
　　田孝平的二哥田永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看守所中，5名年轻人被关的时间都很长，后来探监时，田孝平曾告诉他：有人打他们了，他们就承认“是我们杀人的”，问他们杀掉几个出租车司机，在哪里杀掉的，怎么杀掉的，他们就说“你们说在哪里就在哪里，你们说怎么杀的就怎么杀的”。
　　田永平说，在开庭现场，他们脱掉衣服，露出自己的伤疤，“我当时看到了，就想，他们在里面彼此不可能打架的，所以这些伤痕一定有其他来历。”
　　如今，这个家依靠着两兄弟支撑，在过去的17年里，他们分别娶妻生子，田永平干起了承包建筑的事业，拥有自己的小汽车，他们一同守候着日渐苍老的父母。
　　一审开庭时，通知了家属，五家人都到了场。但二审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也不知道何时做出的判决，更没有拿到判决书，直到田孝平“无期徒刑”的判决生效，被移交第六监狱服刑后，家里才得到“可以探视”的通知，拿到会见证，批准他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会见。至此，田家方才知道幺儿已经被判了无期徒刑。
　　1998年11月，田孝平进入监狱服刑，投入劳动改造，一直在车间里承担操作吊车的任务。
　　朱又平的家人面对记者则极为谨慎。“我们很怕这个节骨眼上出问题。”朱家人说。他们拒绝透露自己的名字，也不愿过多谈及案情本身。
　　在5个家庭中，朱家家境明显相对贫苦。2013年1月22日，朱母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朱又平初中毕业以后就在萧山打工，经常把工资带回家补贴家用，“有时候我想着他在厂子里要请人吃个饭啊做点什么事啊，就会拿一两百块钱给他，但是他从来只要10块钱用来坐车”。
　　“本来算了一下，2013年，儿子应该通过减刑也要释放了，那样一家人就团聚了，但是现在不可能了。”老人家说。
　　这家人已注定不能团圆了。2008年，朱又平的父亲患上皮肤癌，做了手术后，未见异常，但2010年时，他时常腰痛，并卧床不起，经过检查，已患骨癌。
　　“一开始得皮肤癌时，我们没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舅舅，怕他有负担。但是2011年5月，眼看人就要走了，我们就特地恳求监狱让我舅舅见他爸爸最后一面。”朱又平的外甥女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他来的时候，手上和脚上都还戴着手铐脚镣，我们一看心里就很难受，他也一直没怎么说话，最后就说了句：‘爸爸已经不行了，我照顾不了他了，你们来照顾一下爸爸。’”
　　朱父当时已处于深度昏迷，随即去世了。这场变故让朱家负债十多万元。现在，他们一家住在一栋20多年楼龄的小房子里。59岁的朱母还一直在当地一家五金工厂里做工，以维持生计，偿还欠款。
　　不过1月22日一早，朱母接到了朱又平的电话。朱又平说：“妈，叫我姐姐、姐夫去给我买点衣服吧，我快回来了。”

“伤害已经造成”

　　事实上，在2013年1月10日，当年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两年的田伟冬已经回到了家里。
　　和田孝平、朱又平家不一样，田伟冬家有一栋崭新的四层洋楼，装修豪华，门前院子敞亮，但他仍然习惯在院子一角的厨房里吃饭。
　　“死缓就是给你留条命，”1月21日，田伟冬向《中国新闻周刊》说。二审时，他被判处死缓，经过数次减刑，1月10日刚刚得以刑满释放。 　　“我自己这两天办身份证、落户，忙都忙死了。身上穿的用的全要重新买，鞋子要重新买，以前的东西我都丢掉了。”面对全新生活的田伟冬说：“再世为人，我自己都认不清自己了，别说别人了。”
　　他用上了一款韩国品牌的主流智能手机，尽管已把玩了几天，但是操作起来，仍显生疏。“我进去的时候，都是大哥大电话，谁买得起啊？没想到现在的手机还像个砖头一样，我给你讲，这个就是砖头。”
　　回忆起过去17年的生活，田伟冬一再强调，“我们的事一定会有个结果出来的，但这个结果并不等于真相。”
　　现年39岁的田伟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反应灵敏，说话直奔主题。
　　他说，监狱里有大量的期刊可供阅读，他必看的杂志包括《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等主流报刊，他综合自己的阅读体会评价：最近三年间，媒体的舆论监督性强了，但边边角角的东西太多，针对性差了。
　　对于未来，田伟冬说正在用青春来赌，一定会好起来。
　　和朱又平一样，即将释放的还有陈建阳。
　　为了迎接陈建阳回家，他的父亲陈赵海在两个月前就开始忙着装扮祖宅。
　　“外墙重新刷一次，该换的门框换掉，不要让他回来一看还是原来的样子，心里难受嘛，给他创造一个环境，这是他家。”陈建阳的妹夫寿成钢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现在，他们家房子深灰色外立面已经被一层粉色的油漆覆盖，但内屋仍然空空荡荡。“现在没那么多钱，一步一步来。”乐观的陈赵海说。
　　和其他家属不一样，陈赵海在漫长的等待中，似乎已经慢慢接受了这种结局，“儿子可能是杀了人，要不公安局怎么会把他抓起来，法院怎么还会给他判了刑呢？”尽管他不愿意相信。
　　一审开庭时，陈赵海曾去旁听，虽然律师在做证据不足的辩护，可是公诉方拿出的证据让他哑口无言，“他们说，你儿子在做口供时已经供认了，还用多说什么！”为此，他也多次质问在狱中的陈建阳：“如果不是你做的，你为什么要认？就是被打死也不能说的。”
　　就在最近，1月21日，陈建阳的妹妹陈建芳去监狱探视，说起省高院正在复查的事情，陈建阳很激动：“我一直告诉你们我没有杀人，你们不信。现在相信了吧？”陈赵海听到女儿转述的这句话，忍不住哭了。
　　陈建阳离开家17年，陈赵海能找到的关于他的东西，只有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上面的陈建阳看上去非常年轻。他拿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的法院一审判决书已经泛黄，首页上的钉书钉已经生锈，陈赵海把它和儿子的“入监通知书”放在一起，精心保管。
　　陈建阳的妹夫寿成钢说，如果不是新线索引起此案复查，陈建阳的刑满释放时间应该是2014年，“爸爸身体不好，我们向监狱提交了假释申请，陈建阳应该最快可以在过春节之前回到家。”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即便不发生复查一事，2014年末以前，5名被告人都将刑满释放。
　　尽管结局没有以预想的方式来临，但对于5个人来说，这可能是一次洗刷自身冤屈的机会。
　　时隔17年复查这起案件，王建军庆幸自己最初没有敷衍了事。经过多方了解，他讲述目前的情形大致如此：“两起命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5个人被判刑，但是在近年的一次刑事案件侦破中，找到一个指纹，在指纹库的滚动比对下，发现这个指纹和曾经在3·20的案件中出现过的一个带血指纹吻合，因此确定，这两起案件中的一起，的确被误判了。”王建军说。
　　尽管如此，在他心里这仍是职业生涯中失败的案例，“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