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促织》是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代表作品之一，它尖锐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表达了对深受压迫的下层人民遭遇的同情，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1、《促织》中最残忍的一笔，是成子化虫的幻化描写。成子为求得其父免于苦役，用自己的性命换得一家人的安宁。一个年仅九岁的儿童，有什么罪过?那么幼小的灵魂竟去充当人家的玩物，由人取趣作乐，真是惨不忍睹。当我们读到“以金笼进……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悦”的时候，感到并不是好玩，而是辛酸!“上大嘉悦”的“悦”，是建立在人民悲的基础上的。为了一只促织，成名不仅“薄产累尽”，备受折磨，而且搞得举家不宁，妻子求神，儿子投井。一只小小的蟋蟀，竟可以使人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一只小小的蟋蟀，同样可使人升官发财并取得功名；一只小小的蟋蟀，也可以使小吏大臣上以献媚求荣，下以暴敛肥己且层层受赏，政绩卓著。这成个什么世界!原来如此，一切都随着一个人——“上”的喜怒哀乐为转移。这就触到了封建制度的要害。昨天他们“严限追比”，逼得人走投无路；今天他们又“并受促织恩荫”，“仙及鸡犬”。大悲也好，大喜也罢，主人公成名的遭遇，说明这个社会的不合理；成名的得福也说明这个社会的不合理。其实，并非不可思议。这就是蒲氏要说的历史真实，这就是《促织》的入木三分之处。
　　2、在“天下为私”、“朕即法律”的时代里，专制统治者握有生杀予夺之权。成名因祸得福，确是受到了原压迫者的赏赐。然而，这种“赏赐”，与前面“苦役”，并无本质上的差异，都是统治者为了满足一时取乐的需要，看似荒谬怪诞的故事，却浸透着作者多少的悲情与无奈。“苦役”表现了统治者的残暴，“赏赐”表现为统治者的荒唐；残暴与荒唐，正是专制统治者的特性所规定的。“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天将以酬长厚者。”这种喜剧性的结局，固然有它一定的讽刺意义，但却违背了生活本身的逻辑，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必须指出：成名一家的悲剧是现实的、客观的、必然的。而喜剧的结局则是浪漫的、虚构的、幻想的。只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罢了，其同情心却是建立在封建道德思想体系之上的。把同情寄予被压迫者，这当然是对的；因同情，希望其有一个好的结局，这也是自然的。然而，被压迫者怎样才能得到好的结局?对此，不能说蒲氏他没有认识，但他的认识完全是错误的。按照他给成名所安排的道路，那就是对压迫者不必反抗，逆来顺受，甚至不惜牺牲一切地去满足人家，人家满足了，自会开恩赏赐幸福。当蒲氏的笔锋转向对这些不幸者的前途命运描绘时，他思想上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了。这是他这一作品的失败之点。
　　3、《促织》首尾照应，忧情萦绕全篇。只有充分认识这一整体美，才能感悟到经典穿透时代的悲哀。读完《促织》的开头，使人感到这个社会阴森可怕。开头的一段文字，实际上就是成名一家悲剧产生的典型环境。主人公成名尽管这时还未出场，可是读者却从这个阴森环境里已感到有不可避免的不幸在等待着那些不幸的人们。致使他们不幸的根子扎在宫中，其枝干布满、遍及州、县以下及整个社会。“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一头促织，何其贵耶?人民的生命财产何其贱耶?一只小蛐蛐竟使人为之悲与喜，为之生与死，为之贵与贱。这就是作者绘出的生活图景所显示给我们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不合理。宫中是那样的作孽，官吏是那样的横暴，里胥是那样的猾黠，人民呢?灾难是那样的深重，何止成名一家。成名儿子死后也不得安息，以身化促织，供人取乐，这才博得人家一时的欢心，以至最后发家致富，试想，可能吗?作品就这样以大团圆的喜剧形式收尾，实际上则是含泪的笑。笑毕竟又添几份沉重，恨又如何呢?读到《促织》的结尾，感到这个社会滑稽、可笑。既可笑又可恨，这便是《促织》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给人们留下的泪痕，让人感到内心阵阵的刺痛。蒲氏结尾发表的那段愤激之情溢于言表的议论，他把造成“民日贴妇卖儿”的罪责推给了“奉行者”贪官虐吏。然而，他毕竟还是看到了“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的现实，使读者再次明白支配这一场悲剧的根在“宫中”。蒲氏借《促织》反映出封建社会的本质——人吃人。
　　
　　单位：江苏泗县教师进修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