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文化之春”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光阴，纷繁热闹的活动让我愈加怀念起遥远的巴黎。海明威曾在《流动的圣节》中喃语：“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那么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但对我来说，更有感的是三个女人心目中的巴黎。
　　巴黎之于杜拉斯，也许更接近于无措。当她17岁从越南回到巴黎，“容颜就已苍老”，然后她在这里求学、结婚、生子、写作、离婚、拍电影、成名，为自己的平庸容貌自卑，也为自己的照片出现在头版头条上而兴奋不已。 她在《物质生活》里曾写下这样的文字：“全世界都在谈论第六区的那些赏心乐事，对此，我可没有那个福分。我去‘双叟’、‘花神’很少很少。自从我写的《广岛之恋》出了名后，对那些要命的露天座只有退避三舍。我的衣着每天都是老一套。我只有一件裙服，黑色的，战时穿的那件，什么地方都穿，都行得通。我常常像年轻人那样为不合潮流而深感羞愧。总之，因为种种原因，我这一生都让羞愧笼罩，不得解脱。”
　　自言自语的腔调中，杜拉斯说出了对于应付巴黎标准的力不从心。香奈尔则不必，她一早便是“时尚圣经”的炮制者，嘴角倔强，头发松散，烟不离手，终生都在演绎着冷性感。当她手持剪刀，用想像做参照系，在丝绸上锋利地滑出一道又一道弧线；当她在模特和T台之间、在秀场与卖场之间，女王般梭巡，世界已经注定要为她那透骨的叛逆而改变。她带领巴黎女性穿起裤装，将繁琐的蕾丝与花边装饰去掉，把男性服装元素夹杂在女性服装里……从1919年起，她在康蓬大街接连买下五幢房子，建成了巴黎城最有名的时装店。
　　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在巴黎租下的花园街27号一直是左岸拉丁区最出名的艺术沙龙，当年在巴黎的艺术家们都以能接近她为荣。每周末举办的聚会，毕加索、马蒂斯、塞尚、布拉克，接着是舍伍德·安德森、菲茨杰拉德、庞德、海明威，都蜂拥而至，花园街27号也成了许多艺术青年的朝圣之地。斯泰因因此被誉为现代文学的首席沙龙女主人。尚未成名的海明威等在这个挂满毕加索、雷诺阿、塞尚、马蒂斯名画的房间里，受到女主人甜美的照拂。年轻得差不多可以做她儿子的海明威经常拿着自己的作品谦恭地请她指教，斯泰因就像一个刻薄大师一样毫不客气地对他提意见。一次，斯泰因指着他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题在《太阳照样升起》的扉页上，接下去，全世界那些忧郁质的小青年，多愁善感没事找抽的小青年，都用这句话来自况。迷惘的一代汲取了斯泰因的营养，绕过了她，成为更大的大师。斯泰因没捞到什么，但是在巴黎，她比海明威们活得更快活。
　　若要说巴黎的好，终究也是说不明白的。有时候，说说巴黎城里的人，就可以省略掉所有的形容词、副词和定语了，一切不言而喻。